闻政明：见证十四世达赖坐床的蒙藏委员会，如今在台湾干啥？

“一看到俄国人就想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失去的领土……涉及到民族尊严啊，非得把他们摆平不可！”

谁能想到这话出自时任台北市长的“马娘娘”之口？或许，年初马英九不顾美国反对和警告，毅然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算是没有辜负这满腔热情。

如今，岛内 “绿地”漫山遍野，“蓝天”只待追忆，国民党空剩豪情了？也不尽然。还是国民党党主席参选人洪秀柱说到了点上：国民党“在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也在不该姑息的地方姑息了，更在不该放弃的地方放弃了。”

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若想东山再起，还真要往回看，从老祖宗那里学点“秘方”，比如解放前的蒙藏委员会。

袁世凯、蒋介石继承孙中山“蒙藏”衣钵

成立于1928年的蒙藏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掌管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其前身为北洋政府时期的蒙藏事务局。

由于清末治藏政策失误，西藏地方矛盾重重，再加上辛亥革命爆发，被帝国主义钻了空隙，特别是英国，除了武装入侵中国的洛隅、察隅地区，还在西藏上层培植亲英势力，图谋分裂西藏。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际，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余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岐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虽然袁世凯篡夺了临时大总统之位，但在蒙藏等边疆民族问题上，他还是继承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五族共和、国家领土统一的政纲以及处理蒙藏等边疆民族问题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为此，袁世凯设立了特别机关，名为蒙藏事务局，隶属内务部。1914年，袁世凯废止国务院官制、改设政事堂后，将蒙藏事务局改为直属大总统的蒙藏院，地位与各部相同。

历史如走马灯，一个个人物粉墨登场，但蒙藏事务管理机构却坚持了下来。国民政府初步完成全国统一后，蒋介石于1928年12月27日颁令：“任命阎锡山、恩克巴图、班禅额尔德尼、李培天、诺那呼图克图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此令。特任阎锡山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此令。”次年2月1日，蒙藏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于行政院，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之最高机关。

不得不说，蒙藏委员会自1929年3月13日正式行使职权至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这段时间，为稳定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当属见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维持了中央对达赖转世事宜上的历史定制。

第一部活佛转世法规就是国民政府定的

达赖喇嘛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与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应召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政教地位因而得以正式确定。从此以后，历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并册封的制度遂成定制。

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之初，宗教仪轨和管理制度并不完善，由于受到世俗社会的影响和争权夺利者的操控，转世灵童寻访认定过程中弊端丛生，渐失其本意。为规范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工作，防止徇私舞弊案件的发生，乾隆皇帝将金瓶掣签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实现了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尤其重要的是，金瓶掣签制度中的准予掣签权、免于掣签权、批准认定权集中掌控于中央，体现了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藏在内外势力的勾结下，与中央渐行渐远。历届中央政府都设置了蒙藏事务机构，然而，国民党领导的中央实力微弱，应对军阀战争、外敌入侵尚且不足，对于边疆地区更是有心无力，鞭长莫及。就在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风雨飘摇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12月17日圆寂，不少觊觎西藏的蠢蠢欲动之士将此视作天赐良机，意图在寻找转世灵童一事上大做文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

这一回，国民政府没有选择妥协、姑息，而是步步为营，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四天后，国民政府决定特派参谋本部次长兼边防组主任黄慕松为致祭达赖专使，率使团赶赴拉萨致祭。

致祭使团一行于1934年8月28日抵达拉萨，热振摄政的代表和噶厦成员率领仪仗队到达距离拉萨四英里的地方迎接，并进献哈达。当时，拉萨大街小巷贴满黄慕松专使的汉藏文告，指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为已故达赖喇嘛敬献册封玉册、玉印后，蒙藏委员会议定留下委员刘朴忱、蒋至余二人，负责中央与噶厦的接触，并设电台为联络之用。这也是后来的驻藏办事处的雏形。

接下来，事情开始变得诡谲起来。噶厦在青海寻得灵童后并未向中央政府报告，而是打算秘密送回西藏。据蒙藏委员会驻拉萨的代表报告，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人也欲撇开中央政府，在达赖认定上“自弹自唱”。时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通报国民政府。

蒙藏委员会认为新达赖的认定坐床事关大局，不能由西藏地方违背旧制自行其是，应先与西藏地方商定掣签仪式，再送青海灵童入藏。

于是，就有了1936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喇嘛转世办法》。这是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的活佛转世管理法规，该办法延续了清朝中央政府对有影响的大活佛转世管理的精神，沿用了金瓶掣签制度和清代《理藩院则例》中有关活佛转世问题的规定，强调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圆寂后须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的备选灵童必须在2人以上经金瓶掣签确认灵童的原则，同时强调了中央特派大员前往主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坐床的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藏内部分亲英派、亲中央派和本土派三大势力，在灵童选定上各有打算，而时任西藏摄政的热振活佛倾向于亲中央，密电国民政府希望尽快将青海灵通送回西藏，并免去金瓶掣签，以免其他势力从中手脚。之后，在国民政府的协调下，青海灵童被送回拉萨，成为达赖继承人，也就是今天的十四世达赖。

坐在达赖下首？国民党不答应

1940年，达赖已经到了举行坐床典礼的时候，考虑到此时正值抗战时期，西藏作为战略大后方的作用日益凸显，为了与西藏地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维护中央权威，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拉萨的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采取了两项措施。

既然灵童已经寻得且只有一人，吴忠信援引以往达赖喇嘛中有免予掣签的先例，认为可以免予掣签，但必须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后方为有效。因此，热振摄政于1940年1月26日致函在拉萨的吴忠信。在此信中，热振追述了预示达赖转世灵童降生的种种“神示”，以及青海灵童的种种灵异表现，认为该灵童即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请求中央政府免予掣签。清朝时期，虽然也有金瓶掣签的规定，但多个达赖在选定后都未举行，只是由西藏摄政和噶厦政府报请中央，免于金瓶掣签，直接认定。

信函转呈中央政府前，吴忠信要求查看灵童是否确属灵异。西藏方面虽然表面上答应了吴忠信的要求，但在见面的具体形式上又横生枝节：西藏地方政府以民众大会已有任何人往见灵童都须殿见的规定，遂要求吴忠信也一律照行。吴忠信当然不肯答应，提出自己是中央专派的大员，依旧制，地位与达赖等同，况且未经坐床的灵童还不是达赖，因此不该受民众大会决议的限制。几轮博弈后，西藏地方最终同意，吴忠信于1月31日在罗布林卡小花厅与灵童相见。

下一场的“斗争”集中在坐床当天的座次安排上。英国代表提议，坐床典礼当天，拟将吴忠信座位排在达赖正坐下首左侧。这种安排表面上是面子问题，但却不仅如此。如果按照英国代表的提议，一方面，中央代表大员将位于达赖地位之下，这不符合清朝以来的惯例；另一方面，则是将中央代表与英国代表放在了同等地位上，等于将中国中央政府与英国一样视为外国。

吴忠信洞察其奸，严正指出：“西藏从属中央政府已有800年之久，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纯属中国内政，岂容外人饶舌。我奉派支持坐床大典，乃行使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如不承认中央代表的查看权和主持权，我即离藏。”

当时，英国在欧洲战场正在苦苦支撑，东南亚面临日军巨大压力，一旦日军进攻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势必需要中国假以援手。因此，英国在西藏问题上虽然经常耍一点小手段，但也不敢与国民政府彻底决裂，只能选择妥协。

最终，在中央代表的坚持下，噶厦为吴忠信在达赖左方平行位置设面南座位。1940年2月22日，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坐床典礼在布达拉宫举行，典礼历时4个小时，出席人员包括吴忠信及其随员等共计500多人，英国代表并未参加观礼。

之后，无论是在英印时期，还是英国从印度撤退之后，蒙藏委员会都在对西藏分裂势力和帝国主义干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到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国民政府已经迁往广州，蒙藏委员会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斗争还在继续，直至国民党政权完全失去大陆，迁往台湾。

倡议撤销委员会，乃司马昭之心

吊诡的是，国民党迁往台湾后，在“反攻大陆”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国”表征之一保留了下来。然而，时移势迁，国民党如此不模糊、不放弃的态度没能修炼成“党魂”。

1980年代以来，随着岛内本土化和“台独”势力抬头，“蒙藏委员会”形同风中落叶，飘飘摇摇，要求撤销该机构的声音不绝于耳：“无所事事”、“徒具其名”、“浪费公帑”……等等指责扣在这个曾经强硬过、如今默不作声的委员会头上。

也怪“蒙藏委员会”自己不争气啦！

现任委员长蔡玉玲首度接受“立委”质询时，连“传统藏区有哪3区”、“外蒙何时独立”、“拉萨知名寺庙有哪些”等常识问题也答不出，甚至一度落泪哽咽。原来，这个委员长出身科技法律行业，与蒙藏事务无直接关联。这样的人都能当上委员长的确让人忧心。

果不其然，蔡玉玲一次做业务报告时，竟意外“脱稿演出”，呼吁达赖喇嘛访问台湾，还大言不惭地说，达赖对西藏问题很早就采取“中间道路”，一直告诉自己的族人要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在国际公开场合强调，“用和平理性对谈方式，对藏人是最好的。”

的确，如今这位“现世宝”——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在蒙藏委员会见证下坐床的，但也不能黑白不分不是？

这一点，反倒是深得民进党之心。尽管民进党“立委”屡次提议撤销“蒙藏委员会”，但却在邀请达赖赴台这件事上，与“蒙藏委员会”上了同一条船。事实上，民进党搬出撤销的理由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去中国化”也：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这句“形同在替中国统战作宣传”才是压箱底的小秘密吧！

“立法院”于2010年1月12日正式通过了“政府组织再造四法”，其中规定新的政府组织不再设置“蒙藏委员会”，其蒙藏相关事务将分别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下新设置的蒙事处、藏事处承接。不过，至今，“蒙藏委员会”仍为“行政院”“七大会”之一。

回到文章开头那句，其实，那是马英九2005年在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上说过的一段话，语境则是与俄国人拼酒。这跟马英九喝醉后的一贯表现如出一辙。还记得去年“习马会”后，马英九称“我们在江西住了1100年”、“自认习近平的幕僚”那个场景吗？不过是一句醉话。

清醒时，如2008年成功当选“总统”后接受《自由时报》专访，被问到“在你统治下，中华民国是老母鸡还是秋海棠”，马英九回答说：“中华民国实际统治只有台澎金马，地图画再大也没用。”说句稍显政治不正确的话，被绿营媒体采访时，马英九有没有想起曾经响应“反攻大陆”号召、参加保钓运动的自己，会不会觉得现在的自己特别“没志气”？

台湾《联合报》本月中旬最新民调显示，岛内自认是“中国人”的比率，已经由20年前的31%、10年前的20%，降至今日的11%，创历史新低。

眼下，国民党正在开展党主席选举，期待在新党魁带领下，重振昔日雄风。不过，考虑到“九合一”选举、“总统”选举、“立委”选举三重大败，党内已然向本土化倾斜，连党名“中国国民党”中的“中国”存废问题都被拿出来争论一番。

纵然，被称为岛内“最后一个中国人”的马英九抒发大胸襟、大情怀时，说的都是醉话，但，恐怕将来，连这样的醉话都难以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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