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2016，一个后全球化时代的开始？

【“欧洲首都”布鲁塞尔遭遇恐袭，令世人震惊，但其影响可能远不止于欧洲境内。

**今年年初，高柏教授曾经预言，2016年或许是后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反对移民是历史上上一轮全球化逆转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盟一直主张人员自由流动，但难民潮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再在欧洲的哪个大城市出现恐怖主义袭击的事件的话，人员自由流动这一欧盟基本原则将从根本上被撼动，申根签证制度很可能要被废除。一旦欧洲开始出现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极大的冲击。”不想一语成谶。】

八年前，2008年的1月，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即将到来。我曾经撰文预测这个世界即将迎来一个后全球化的时代。

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一般是指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积极地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向限制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

然而，后来的八年里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证实我的预测，而且还显示出完全相反的趋势。但是，在2015年岁末阅读各国评论家们对过去一年国际政治经济的回顾以及对2016年的预测时，我的直觉却在不断地提醒我，我在2008年初预测的那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可能性目前已经空前地高涨，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将如何发生的因果链条。

让我们从八年前说起。

2007年12月初，我从美国去上海，在飞机上读到英国《金融时报》对当时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克林顿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在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这个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概念——已经无法再帮助我们解读21世纪的世界经济。这篇文章的发表在美国的政界、学界和媒体掀起了一场大辩论。克林顿在2007年底承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将要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当时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她还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定有关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经济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8年前的希拉里已经对全球化磨刀霍霍

读完这篇专访我十分兴奋，因为它在印证我在2001年提出的观点。我在2001年出版的《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根源》一书中将乔万尼·阿瑞吉和卡尔·波兰尼两人关于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观点结合，形成一个分析全球化的分析框架。

阿里奇指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的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霸权，到英国霸权，再到美国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

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制造了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

我在2001年的书中指出，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延伸到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各种制度，在新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则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代表着资本主义长程运动正式进入全球化的全面扩张期，这种对市场力量的极大释放早晚要导致一场大的国际危机，而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可能是这个危机的早期表现。

我当时认为，《金融时报》对克林顿的专访显示萨缪尔逊在2004年发表的学术观点已经开始变成政客们明确的施政方针，更重要的是这种施政方针来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它不能不是这一轮全球化可能发生逆转的重要信号。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2008年1月6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我在这篇文章里预测一个后全球化时代可能从2009年1月上台的美国下一届政府开始。在这个预测中，我再次使用了我在2001年发展出的关于钟摆理论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认为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发展过程。

然而，即使在这个世界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脚步却并没有停下来。虽然全球化的前途在2009-2010年期间我参加的各种学术会议上被广泛地讨论，但是相信它会逆转的学者却鲜有人在。美国在2010年开始不仅开始推动重返亚太的战略，也开始推动代表下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的TPP和TTIP。换言之，西方国家想以更大的力度来推动全球化。我自己也从2010年的下半年开始关于中国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以丝绸之路战略对冲蓝海战略的研究。我选择这个新的研究方向是基于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即全球化不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被动的、结构型的钟摆运动，因为各个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agency）对全球化钟摆运动的转向与否和转向的时机和速度会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2015年也不乏全球化将继续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全面展开，美国推动的TPP获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些进展使许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一个单向的，不断发展的线性过程。

然而，到了2015年岁末，国际社会开始对全球化的未来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怀疑态度。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主要大国普遍弥漫着一种不安和不祥的气氛。从中国到美国、从德国到巴西、从俄国到日本，政府、媒体和公众全都感到紧张和焦虑。更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性的情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来，世界上一直至少有一个强国极为乐观：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引领全球化与信息革命的进程；本世纪初欧盟发行了单一货币，成员国数量几近翻倍；在过去十年里则是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就当前而言，所有的大国都很茫然，甚至是极度担忧，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印度。

2016年的第一周接连发生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断交，朝鲜宣布氢弹试验，中国股市大跌，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场的跟进更是把这种不安和不祥的气氛推向高潮。中国人还停留在谈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new normal)，而曾经预言2008年危机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则早已经开始把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称为“新病态”（new abnormal）。

如果说，八年前我关于后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预测还主要是通过理论的推导和个别经验事实的支撑，到了2016年初，国际政治经济中已经有大量迹象表明，一个以美国重返亚太为远因，以中东的乱局为导火索，以欧洲为起点的后全球化时代很有可能在2016年就要开始。尽管这个趋势在目前并不是板上钉钉，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主要涉事国家的战略互动，但是它出现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八年前。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它可能出现的因果机制。

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于五年前开始实行重返亚太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假设是亚太地区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美国绝不能放弃在这个地区的领导地位。为了防止美国被中国排挤出亚太地区，美国必须拿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和资源来经营这个地区。它不仅要把百分之六十的海军力量转移到亚太地区，还要发展TPP为这个战略加上一个经济的支柱。实行重返亚太的战略要求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应付中东地区的复杂局面和亚太地区的巨大挑战。要想在中东地区成功地进行战略收缩，美国必须要解决好伊朗核问题和巴以问题。否则，如果这两个地方出了问题，美国想走也走不了。当然，美国引领的页岩气革命和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的日益减轻也为美国战略的重心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与伊朗和解的推动力不仅仅来自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要求它对其全球战略资源配置进行大的调整，也来自中国为对冲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而采取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中东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开篇之作是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内容包括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线路的建设。它之所以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深刻的影响是因为中巴经济走廊将极大地改变伊朗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这是因为当中巴铁路修通后，肯定要向西进入伊朗，然后经土耳其连接欧洲。一旦这个欧亚大陆桥的南线被打通，伊朗就会变成这条战略通道上的枢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周边国家的利益只能在伊朗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到了那一天，如果西方国家仍然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它必将失去周边国家的政治支持，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都要依赖过境伊朗的铁路。对美国来说，与其被动地等到那一天，还不如采取主动，现在就与伊朗和解，这样才能抢在中国把铁路修到伊朗之前在那里布局从而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

换言之，伊朗核协议谈判和中东的变局与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有高度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体现在美国出于对冲中国的崛起而实行重返亚太的战略，也体现在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以及美国对这种影响做出的回应。这些是美国用谈判代替原来的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重要原因。

美国没有预料到的是它在全球进行的战略调整在中东地区导致了一场地缘政治的地震。美国通过和谈解决伊核问题引起它两个长期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极大愤怒。这两个盟友都认为美国要抛弃他们，他们做出的激烈反应超出了美国的预期。以色列不仅在巴以问题上根本不买美国的账，而且其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不经过美国行政部门就直接接受美国国会的邀请访问美国，使奥巴马十分没面子。尽管全球石油市场价格低迷，沙特阿拉伯却根本不顾美国页岩气产业的利益拒绝减产，这导致石油价格一路下跌。沙特阿拉伯坚持石油不减产有双重的战略目标，既要沉重打击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干掉这个日后对沙塔阿拉伯石油的最大威胁，也要把其目前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俄国置于死地。

沙特阿拉伯目前陷入了一个战后前所未有的绝望境地：它眼看着自己与美国的关系渐行渐远又无能无力；它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优势日益下降；尽管不减产石油已经使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大伤元气，也极大地削弱了俄国的实力，但是与此同时拒绝减产导致的石油价格下跌也严重地伤害了沙特阿拉伯自身，多达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财政赤字使沙特阿拉伯捉襟见肘；沙特阿拉伯老国王死后的宫廷内斗随时都可能导致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它与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战争也迟迟无法取胜；随着伊斯兰国成为各国打击的对象，沙特阿拉伯与其关系不断被曝光，欧洲的领导人已经在公开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全球支持恐怖主义。这些趋势从各个方面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争夺霸主的可能性。在这场深刻的危机中，沙特阿拉伯必然要拼死一搏。

美国国际战略背景下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博弈是产生难民危机的直接原因。根据刚刚发表的数据，欧洲在2015年接纳了超过百万的难民。其中来自叙利亚的超过一半，来自阿富汗的占百分之二十。美国一直在叙利亚支持反政府力量，沙特阿拉伯迄今为止与伊朗并没有直接交手，而是通过支持各自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代理人过招儿。这些是叙利亚出现失败国家和伊斯兰国势力趁机坐大的重要原因，也是难民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本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和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争夺地区霸权，对全球化过程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可是当这两大地缘政治因素为欧洲制造出来一个难民危机，全球化可就面临一个十分重大的挑战。

**反对移民是历史上上一轮全球化逆转的重要原因之一。**移民对受入国就业和生活水准的冲击是在政治上宣判全球化死刑的直接因果机制。这次的难民危机对欧洲挑战的深刻程度可以说在战后是史无前例的。为什么这样说？欧洲是在全世界以标榜人权为荣的地区，每个国家都高喊人权的口号。这次这么多的难民涌向欧洲，全世界都期待欧洲给予难民以人道的接待。欧洲如果做不到，他们天天挂在嘴里的人权就将显得十分虚伪，就会变成一个国际上的笑柄。然而，要接待如此大量的难民对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将形成极为深刻的冲击。

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各国，通常都是福利国家。接纳这些多的难民必然要求向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这对各国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德国由于缺劳动力，所以默克尔愿意接受难民。但是别的经济不景气的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坚决不干。目前欧洲的经济停滞使得接待难民成为格外困难的任务。

与此同时，难民危机对欧洲政治制度的挑战将要更为深刻。过去的30-40年间有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叫去世俗化。什么叫去世俗化？欧洲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都信奉政教分离的原则——即宗教与现代政治分离，变成一个私领域的事。但是最近穆斯林人口在欧洲的迅速增长却有可能改变这一切。早在三年前，在德国和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470万以上，目前在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更是已经占整个人口的10%。穆斯林人口在欧洲国家面临着很强的歧视，他们在文化上融入的艰难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同时，许多欧洲国家白人家庭的生育率都很低，而伊斯兰家庭的出生率却很高。在一个民主政体里选举靠投票，很多欧洲人担心如此下去欧洲国家不仅要在文化上要被伊斯兰化，更重要的是穆斯林依靠众多的人口最后就会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这个主题在英文文献里已经有很多的讨论。由此可见，难民危机不仅仅从经济和文化上挑战欧洲，更是从政治上威胁现有的权利格局。

这次欧洲的难民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欧洲各国的极右政党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在过去的三年里欧洲的极右政党已经纷纷在选举中攻城掠地，在议会中获得更多的席位。长期下去，他们如果变成多数党，将对欧洲政治和欧盟的未来有深远的影响。第二，极右派的一个主要政治口号就是反移民，而移民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如果极右政党上台，欧盟目前的重要政策之一，劳动力在欧盟境内的自由流动，肯定要面临挑战。如果难民危机不断扩大，欧洲内部的强烈反弹最终完全可能会导致欧盟的解体，至少会彻底改变目前的移民政策。本来德国是欧洲接待难民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2016年跨年夜在以科隆为代表的几个德国城市发生的大规模的性骚扰事件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是雪上加霜，其影响必将在德国政治中不断发酵，很有可能导致德国移民政策的逆转。

难民危机并不是欧洲唯一的心病。2016年欧洲还要面临几个其它考验。英国今年要举办是否脱离欧盟的公投，目前欧洲的大形势对英国留在欧盟的支持者们而言越来越不利。希腊将迎来下一轮融资的期限。在新的经济压力下，欧盟能够再次向希腊或者其它需要救助的国家提供大笔的融资吗？如果不能，希腊很可能成为第一个退出欧元区与欧盟的成员国。如果希腊退出，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成员国跟进。

大规模的难民潮已经使欧洲国家不堪其负，瑞典和丹麦已经重新实行边境控制，对这欧盟一直主张的人员自由流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再在欧洲的哪个大城市出现恐怖主义袭击的事件的话，人员自由流动这一欧盟基本原则将从根本上被撼动，申根签证制度很可能要被废除。一旦欧洲开始出现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极大的冲击。

按照以上的逻辑，只要中东地区保持紧张的局面，难民危机就无法避免。只要难民危机继续发展，欧洲出现脱离全球化进程的趋势可能就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问题是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出于失控的边缘。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叙利亚的乱局导致了欧洲的难民危机时，俄国抓住这个机会强力干预叙利亚，从而使中东的局面发生根本性转变。

普京突然出手干涉叙利亚的首要原因是转移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视线。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天天盯着乌克兰危机。你俄国侵略乌克兰，我们要经济制裁你。俄国经济在西方经济制裁的打击下陷入萧条。这次普京在叙利亚这么一打，一下子把国际视线从乌克兰转移到中东，乌克兰危机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顿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转移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视线对普京而言还是较小的一个目标。他更大的目标是通过干预叙利亚，占据在中东问题上的主动谈判地位，迫使欧洲取消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国实行的经济制裁。这三大危机本来各自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国家造成不同的困扰，普京出手干预叙利亚的一个直接的地缘政治后果是把今年困扰欧亚大陆的三大危机，即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和欧洲的难民危机绑定在一起，使它们成为相互关联，共同改变地区秩序的重要的因果机制。

在伊朗革命后的35年里，美国一直支持逊尼派占主导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湾国家。这次俄国却直接介入中东事务，支持一个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之弧。这个什叶派联盟是俄国获得通往波斯湾入海口的重要保证，它直接形成对美国支持的逊尼派国家的挑战。沙特阿拉伯也针锋相对，成立了一个35个国家参加的反恐联盟，土耳其出手击落俄国战机，几乎引发俄国与北约的直接对抗。虽然俄国出于更大的战略考虑没有直接反击，它已经在叙利亚布置S－400导弹。这两大阵营在2016年是大打出手，还是各退一步，将对全球化进程的未来走向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美国的情况如何？一方面，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恢复的势头中，是各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刚刚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在2015年12月提供了29万2千个工作机会。同时，由于奥巴马在TPP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签约的成功，加上美国普遍对中国崛起的忧虑，TPP应该不乏要与中国竞争的支持者。最近美国制造业协会发表声明，支持TPP对奥巴马来时算是一个新年的礼物。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对本国地位的相对衰落和对世界秩序的担忧也同样是明确存在的。在普通老百姓的层面，许多人感觉不到经济复苏，他们更加担心的是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会让美国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目前的两党总统候选人中，民主党侯选人全部反对TPP。共和党的多数侯选人至少目前在口头上也反对TPP。共和党的国会领袖明确要求奥巴马在大选后再让国会对TPP进行辩论和投票。你可以说这是政客在迎合选民，但这也反映了美国选民们的担忧。克林顿任国务卿时本来是TPP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而今则明确地表达反对的立场。因此，今年世界经济的走势和欧洲是否出现全球化逆转的局面将对TPP在美国能否通过有很大影响。如果欧洲出了问题，美国政府推动TPP的通过必然要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的阻力。

回到前边提到的我在2008年初做出的后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预测，为什么即使是在那一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各国也没有想走回头路，而今年却有可能？这与人们的思维习惯有直接关系。当人们在过去几十年相对稳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思维定势，即使当全球化在2008年已经面临十分深刻的挑战，他们仍然继续沿着过去的思路去寻找解决方案，认为问题出在全球化还不够彻底，直到在现实面前撞的头破血流才可能开始反向思维。

元旦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就开始大跌，并引领了全球主要股票市场的下跌。这对今年国际经济的走向有很强的符号意义。纵观国内媒体岁末年初的各种评论，中国人的注意力似乎还集中在本国经济下滑和结构调整上。然而，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2016年不仅欧洲，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其它国家都将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选择：一国政府的政策范式是继续推动全球化，释放市场力量，建立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机制，并承担其政治和社会后果？还是转向保护社会，在可能到来的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前夜未雨绸缪？如果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本轮全球化发生逆转，中国将如何设计自己未来的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固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然而，中国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整个这个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奉为参照系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可能要发生逆转。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将束手无策，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这的确意味着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还是一带一路战略都必须面对后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全新的外部环境。

（作者高柏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分两部分原载于《华夏时报》1月15日和2月14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涌用解读：

作者说得晦涩了。全球化从来都是世界的老大（和领导国家群）力推、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一战前是英国，二战后是美国在搞，期间全球化的重大挫折如一二战之间以及冷战都与老大的争夺有关。中国改开后融入全球化，是在搞跟随（美国）策略，现在看这一策略很成功，成功到要重新讨论世界谁是老大的时候了。现老大美国和未来可能的老大中国没有实际抛弃全球化之前，争夺老大宝位没有白热化到影响全球化之前，根本说不上全球化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