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苹果与FBI这出双簧戛然而止后的回响

3月29日，美国司法部声称，已通过第三方协助（以色列软件公司Cellebrite），破解恐怖分子使用过的iPhone，不再需要苹果公司协助，因此撤销了强迫苹果帮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破解iPhone的命令。FBI出乎意料地鸣金收兵，使得期待苹果和美国政府进一步战斗的人们落了空。

苹果从来不是用户隐私的守护神，库克也不是怀抱捍卫用户权益理想的英雄

我从事件一开始就评论道，这是一曲双簧，更多是演给美国之外的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看的。这个判断绝不是简单的阴谋论，而完全是时机、形势和利益，尤其是后者。成立40年来，苹果从来不是用户隐私的守护神，库克也从来不是怀抱捍卫用户权益理想的英雄，苹果以及诸多互联网巨头的商业模式基础就是大规模收集全球用户数据。库克的诉求无非是以完美的用户隐私论来获取大众最大的信任，助力获得企业最大的利润。所以，除非涉及苹果更重大的利益，苹果才会如此异乎寻常地挺身而出。

《华盛顿邮报》报道明确指出：“苹果此前也遵从过法院根据该法案（指《全令法案》）下达的命令，从装有早期版本操作系统的iPhone中取回了数据。”2013年6月，斯诺登提供给《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的美国安全局（NSA）41页PPT报告显示，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AOL、Skype、Youtube以及苹果等9家美国主要科技公司一直都在向美国安全局、FBI提供储存在公司内部服务器上的数据，包括音视频、照片、邮件和文件等。另外文件显示，自2008年以来，苹果公司共收到了不下70次要求其提供手机解锁服务的法庭令，公司每次都提供了协助。另外根据其他公开信息，2015年上半年，美国执法人员要求获得有关9,717部智能手机的信息，苹果公司提供了其中的81%。

同样，对于FBI来说，解锁一个iPhone从来不存在制度和技术的根本障碍。2015年，纽约法庭的一份庭审记录显示，美国执法机构已经掌握了入侵iPhone的技术，而无需苹果公司协助。信息安全技术专家苏珊·兰表示，美国政府部门有工具去破解iPhone，并不需要对密码进行暴力破解。在科技博客Slashdot上，一位自称负责苹果整条产品线的技术宅认为，这一切都是FBI在演戏：“如果FBI已经掌握获取数据的技术，甚至说已经获取了数据，那么这一切就可能是在演戏？要知道，最聪明的骗术就是让对手相信你已经上了他的当，眼下，恐怖分子也在紧盯这起案件的进展……这跟二战时期英国破解德军恩尼格玛密码机后严格保密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英国花了很大力气确保德国人不知道他们的密码已经被破译了。FBI完全是在效仿，这样做聪明至极。”连远在俄罗斯的斯诺登也忍不住，直斥FBI声称自己不能解锁苹果手机是“一派胡言”。直言“这应该是一个虚假的阴谋……”。

那么，为什么要演出这么一场扣人心弦的大戏给全球人观赏？毕竟，一个是全球最高收入和最高市场价值的高科技企业，一个是全球最强大、最具有政治权势的执法机构。而且又涉及如此众多的戏剧性元素：恐怖分子、枪击案、解锁、公开信、法院禁令、诉诸公堂等等。其吸引全球媒体和民众关注的吸睛能力，无疑是无与伦比的。

从利益角度看，道理其实很简单。对于苹果和美国政府来说，2013年斯诺登事件形成的全球性压力，一直无法真正释放。而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苹果日渐成为压力的最大汇聚点。作为唯一集成智能手机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商店为一体的高科技巨头，苹果是全球掌控用户信息最便捷、最全面、最深入的企业。作为棱镜计划最核心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苹果与美国政府的合作由来已久，也心照不宣。2014年7月，乔纳森·扎德尔斯基在公开演讲中通过幻灯片的方式，演示了苹果公司“后门程序”的运作原理，通过这些从未公开的“后门程序”，提取iPhone和iPad中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几乎所有的个人数据。此前电脑安全独立研究人员雅各布·阿佩尔鲍姆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把苹果手机转换为窃听工具的“Dropout Jeep”项目，以及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在iPhone关机情况下通过麦克风监听用户的事实。

过去，iPhone的安全问题基本属于“民不告官不究”。但是，现在最大的难题是，越来越多的国外政府将向苹果提出与美国政府类似的合作要求，无论是基于各国法律，还是各自社会和政治需要。但是，这些纷至沓来的要求必将直接动摇用户对苹果的信任和信心，直接危及苹果整体的商业利益，更棘手的是难以面对美国国内的道义和政治诘问。2015年11月，英国也曾因为要求苹果开后门被拒绝，甚至打算全面禁止iPhone，库克当时也向媒体表示了愤怒。但是愤怒无法改变一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设立和完善自己国家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都会要求苹果配合政府执法。苹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政府合作，是一个潜在的重大政治难题。苹果成为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之间的夹心饼干，这可能是库克最头痛的事情。

因此，这场双簧刻不容缓：苹果需要以此缓解全球对其与美国政府形成数据联合体的巨大质疑，并更好抵挡其他政府对获取数据要求剧增的压力。这出戏的首要目的是传递一个信号：对于其他国家的各种执法要求，苹果能够更有理由理直气壮说不。同时，此举既是一次重大公关，也是一次全球性的道义总动员，给自己打气壮威，图谋苹果利益最大化。而美国政府也需要通过双方开撕的姿态，为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形象保驾护航：你看，我们和苹果还打得不可开交，谁说我们合作得亲密无间？

2015年，苹果在大中国区的收入将近600亿美元，近乎相当于华为或者联想在全球的整体收入。2016年，对于苹果来说，中国市场必将超越美国市场，成为其收入和利润的第一市场。埃里克·杰克森曾经预测，苹果中国收入很快会进一步占到苹果整体收入的半壁江山。而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已经箭在弦上，加上之前已经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和《反恐法》等制度，苹果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市场本身，而在于在满足中国政府与满足美国政府之间，如何找到最佳的平衡。客观讲，这几乎是不可能两全的超级难题。此事的把控将直接决定整个苹果接下来发展的态势，甚至决定苹果由盛转衰的时间点。起码直接事关苹果公司千亿美元级的海外利益。

所以，欣赏这场苹果和FBI的双簧，唯一的标准就是利益。剧情走势和结局是：适可而止，双方共赢，各取所需。绝不可能双方真的撕破脸，从此彼此互搏。整个事件，我们无从获知内在的细节和默契的程度，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这个尺度面前，这场戏只可能吻合一个套路，一个结果。

双簧戛然而止，但是，关于自由与安全、隐私和保密，网络时代政府、企业和公民之间权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全球的基本准则何时才能建立？掌控全球数以十亿级用户数据的高科技巨头，如何真正善用和保护好个人数据？美国政府何时停止滥用互联网霸权不再收集和监控全球网民的信息？这些问题，都远远没有结局。

隐私保护与国家安全，最终问题还是如何取得合理的平衡。库克再如何表演，最终必须回到现实：苹果不可能不服从美国法律的要求，更不可能不服从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当然，国家也不能为所欲为，也得有礼有节。苹果手机不会成为美国政府搜集全世界用户数据的工具，也不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最安全的工具和沟通天堂。苹果在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有超越主权、凌驾于法律的特权。最终，企业、国家和公民，在网络时代都得相互妥协：公民一边据理力争捍卫基本权力，一边也得不断让步和放弃一些自由；政府一边不断延伸它的权力，但是也要有诸多机制防止公权力的滥用；而夹击在两者之间的企业，最终得享受这种平衡过程的痛苦和快乐。毕竟，这是一个网络空间开始超越现实空间，但是又立足于现实空间的新时代。

作为中国的观众，无论是用户的个人安全还是网络安全，以及大的国家安全，最终只能依靠一整套合理的制度体系来保障。无论如何，一个国家的网络安全不可能仰仗某个CEO的个人意愿和信念，也不能依靠一个企业的自觉自律，最终必须通过国际通行的开放式制度体系，才能真正保障网络安全的长治久安，也才有利于企业和行业的健康发展，有效保障用户利益和国家利益。美国法律只关注和保护美国公民的权益，欧洲和美国通过谈判和协议，也争取到了特殊的权力。据外媒2月25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法案，将美国部分隐私保护扩大至盟国公民，目的就是消除顾虑，有助于让其他国家继续与美国共享执法相关的情报。但是，像中国这样国家的网民，美国的法律是不会给予任何的保护，在制度上完全处于“裸奔”的境地。如果中国自己法律也不能给予保护，不能实施数据本地化，那7亿的中国网民就可能成为毫无保障的鱼肉。美国法律保护美国和盟友公民的权利，是尽心尽责。那么，中国公民的权利只可能通过自己的法律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总之，网络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博弈，其结局是万变不离其宗，但过程却是无限曲折的。这场公民、企业和政府的三方斗智斗勇、你来我往的博弈，将是长期的，所以，库克的表演不会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观众，也同时都是剧中人。

（方兴东，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3月30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