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锦涛：无核与拥核之间，日本如何实施“没有核武器的核威慑”

【未来两天，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将于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已经抵达华盛顿，习近平主席将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或代表共商全球核安全大计，就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建设阐释中国主张。

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安全问题都事关全球。近日，日本内阁法制局长横畠裕介在参院预算委员酒瓯上表示：“我不认为任何种类的核武器的使用在宪法上被禁止。”这一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手里那颗“不存在”的核弹会不会变成真正的核弹，这种前景取决于美日同盟关系的未来，进而取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未来。】

3月18日，日本内阁法制局长横畠裕介在参院预算委员会议上被问及使用核武器是否违反宪法。他表示：“我不认为任何种类的核武器的使用在宪法上被禁止。”这在国内和国际舆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从战后日本政治精英对核武器的态度和战略上看，却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2016年3月，日本保有至少331千克的武器级钚。这些武器级钚是冷战期间由美英法三国提供的，目的是用于“科学研究”。2014年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美日达成协议：日本将向美国归还以上所有331千克武器级钚。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日本虽然归还了美国提供的钚材料，然而它本身拥有的核技术却已经有能力生产武器级钚；更为重要的是，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在源源不断地生产钚材料，并没有按照其承诺消耗掉；而且日本的两个试验性快中子反应堆“常阳”和“文殊”，也存在生产武器级钚的嫌疑。因此从技术上和材料上，日本的核能力都已经站在核大国俱乐部的门槛上。

一直以来，日本都试图以“和平利用核能”的旗号来消除国际社会对其核能力和意图的怀疑。然而从日本官方政策的历史表述以及实际行动来看，彻底放弃核武器都不是日本真正的核战略。相反，日本一直寻求在不实际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仍能拥有对潜在对手的核威慑能力，即所谓“技术威慑”：保留足够的技术和材料以保证迅速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从而达到和拥核同样的效果。这一战略选择，既没有违背美日同盟的基本方针，也符合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的期待，同时也避免给战略对手以口实。如果从未来的战略角度出发，一旦亚太地区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就能在“拥核自立”到“维持现状”的战略选项中保持足够的选择空间。

日本距离核武器究竟有多远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遭受到核武器袭击的国家。1945年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成为现代日本国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催生了战后日本民间社会强烈的反核武装思潮。然而这种社会氛围没有阻止日本的政治精英一点一点地突破限制，向核武器靠拢。在不激化国内舆论和国际关切（特别是美日同盟）的前提下，日本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旗号不断提升核技术及其他技术的能力，成为一个可以迅速制造出核武器的“核门槛”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战争期间建造的核研究设施被美军拆除销毁，核计划中断了一段时间。随着经济逐渐恢复，1954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核研究计划，规定核技术将严格用于和平目的。这是战后日本核研究和核工业的肇始。美国也认可了日本对于核能的利益诉求，于1955年签订了《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开始向日本提供核技术方面的援助。

自此，日本在核能特别是核电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开始大规模引进美国的轻水反应堆；70年代在国际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核能成为日本解决能源瓶颈的重要手段，核电迎来一波大发展；随后在90年代泡沫经济结束之后，日本的核能产业进入一轮调整期。不过在2011年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之前，核电仍然一直是日本重要的电力来源之一。

资料来源：The World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Report 2015

然而单纯的民用核能技术不能满足日本政治精英对于大国地位的追求。日本从战后核研究开始时，就将发展核武器列入政策选项的清单上，并坚持不懈地在不触动美日同盟根本的前提下发展核武装化的能力。在这个方向上，日本选择了一条试图不引人注目的道路：依托民用和科研反应堆进行钚材料的生产和囤积，并将其解释为能源或科研目的。钚材料的累积成为日本核扩散风险的核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原子弹分为两种：铀弹和钚弹。日本缺乏铀矿，而钚可以依靠人工合成，因此成为理想的核材料。目前获取钚的主要途径是处理核电站发电产生的“乏燃料”（即在反应堆内烧过的核燃料），从其中提取出经过反应从铀转变而来的钚。处理乏燃料、从其中提取钚原子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核技术，目前日本恰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掌握这项技术的非核国家。这也是其作为核门槛国家中值得注意的原因之一。

日本对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早在50年代就注意到日本可能发展核武装的危险，因此一直不允许日本进行乏燃料后处理，并多次阻挠日本向英国、加拿大购买能够生产武器级钚的反应堆。此后日本转变思路，绕开美国开始自主发展乏燃料后处理和钚材料生产技术。

自1967年起至70年代，日本在以上这些方面取得相当的技术突破。特别是1970年第一个快中子反应堆“常阳”的建造，以及1971年与法国合作的乏燃料处理工厂开工，使得日本拥有了生产钚材料的基础。美国在1977年卡特政府时期，曾经试图对日本的乏燃料处理和钚生产进行约束；但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逐步放松了对盟国核活动的限制，包括日本。随后日本的核技术迎来新一轮的发展，乏燃料处理规模不断扩大，钚材料囤积量也越来越大。根据联合国原子能机构（IAEA）公布的报告，2014年日本总共拥有47.8吨钚，其中10.8吨储存在国内。这些钚材料一旦用于制造核武器，总数可以达到上千枚，因此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审视日本现有的核能力可以看出，其在核工业方面有着相当的技术积累，又同时拥有大量的核材料，可以说日本拥有一夜之间就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考虑到日本拥有十分发达的宇航技术（航天火箭可以迅速转化为战略导弹技术），一旦制造出核弹头就能搭配以射程远、可靠性高的运载工具，这就意味着核武器进入实战化。因此就以上这些分析来看，日本比任何核门槛国家都更靠近核武器，特别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无核”与“拥核”之间的日本核战略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间，日本确实发展出了相当可观的核能力，同时日本的政治精英也对核武器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日本始终没有真正开发出核武器，这是一个悖论。美国军控专家乔纳森·谢尔曾经指出，瑞典具有核武生产能力而没有生产意图，利比亚有生产意图但没有生产能力，日本是唯一一个有生产能力也有生产意图，但是却没有实际制造核武器的国家。这是因为日本选择了在当代国际局势下一个收益更大的战略：纯粹依靠潜在拥核的可能性而非实际拥有，对潜在对手实施威慑。

从战略分析的角度，核武器如果不用于实战，那么作用就是对敌人实施威慑，吓阻对手的行动。由于现代核战争的毁灭性结果导致核武器基本不能用于实战，那么威慑几乎就成了核武器唯一的作用。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能够在不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就能实施对敌人的核威摄，那么就没有必要把核武器制造出来——考虑到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社会对于研制核武国家的严厉态度，将核武器的研究进度控制在一个“既不实际拥核又有能力造核”的临界点上，既能实现核威慑的目的，又规避国际社会的制裁和谴责，同时也不会过于触动美国等超级大国的神经。实际上，这一思路就是日本一直以来的“没有核武器”的核战略。

这一战略实施的要件有两点：一，在事实上遵守“和平利用核能”，将核技术研究的进度控制在临界点上；二，在公开申明“和平”的同时，不将核武器排除出政策选项中，适当地表达拥核的意愿。第一点上，日本在技术上已经基本达到了目的，成为最接近核武器的核门槛国家；第二点上，日本的政治精英也在所谓“无核三原则”的宣示下不断发表言论，努力消除对于核武器的“禁忌”，将核武器列入未来有可能的政策选项中。

1955年，日本颁布《原子能基本法》，规定严格禁止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然而不久后的1957年，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发表了著名的“核武装符合宪法”言论，强调日本为了拥有应对现代战争的自卫能力，应该考虑拥有核武器。自此岸信介确定了日本核战略的基本面貌，即将“发展潜在核武器制造能力”和“自我安全保障”结合起来，强调作为威慑工具的核武器具有防卫性质。之后在1958年，岸信介向美国驻日本大使转达了拥核愿望，表示“核武器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

这一系列的主张自然引起美国的警惕。美国采取了两手准备：第一，为了消除日本的安全焦虑，1965年时美国明确表示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第二，外交施压迫使日本放弃拥核的念头，1966年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斯戴曼在与日本驻美大使会晤时，明确表示美国对日本持有核武的否定态度。

为了打消美国的质疑、修复日美关系，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了著名的“无核三原则”，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私下里佐藤对此不以为然。他于1967至1968年间指示组织相关专家评估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前景，并形成了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在美日同盟的基本框架下，日本获得钚原子弹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由于不能大规模制造，并且会刺激到美国和国际社会因而是不必要的；为此日本应该小心地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经济能力，从而实现一种无须实际拥有核武器的核威慑态势。这成为日本核战略的基本方针。

此后，日本政治和社会在核武器的问题上呈现出某种“精神分裂”：一方面在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下，日本的民间和部分政治人士都将核武器视为禁区，积极推动世界范围的核裁军运动；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精英频频发表核武器“合宪”、“自卫防御”的言论，在核武器问题上暧昧不明。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关乎核扩散问题上的“失误”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国际社会的担心。例如2014年，日本外交官承认他们向IAEA“漏报”了640千克钚材料，并解释为“特殊原因”且不予进一步解释。因此某种意义上，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日本并不能让周边国家放心；相反，它越是表现出暧昧态度、释放出拥核和无核的混合信号，就越是能对周边国家形成威慑。

美日同盟与日本核“技术威慑”的未来

日本之所以选择不实际上拥有核武器，除了国内反核因素的考虑，最为重要的还是美日同盟的存在。一方面，美国通过同盟关系遏制日本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尝试，在给予日本核保护的同时将其树立为国际核不扩散的“榜样”；另一方面，日本慑于刺激美国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也不敢轻易跨出实际拥核的那一步。所以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美日同盟能够在长期限制日本拥核的企图；日本拥核就意味着要抛弃美日同盟，这是它不敢冒的风险。

然而同时国内学界和政策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美日同盟是可以“离间”的：即挑拨美日之间的关系，“激发”日本脱离美国同盟体系的决心，从而瓦解美日联盟、拉拢日本、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能力。诚然，美日之间确实存在着种种矛盾，也存在着有朝一日美日翻脸的可能性（虽然就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一旦出现美日同盟瓦解的情况（无论这种瓦解是日本主动脱离还是美国衰退导致失去对日本的控制），都将意味着加在日本身上的“核枷锁”被打开；日本将很有可能选择拥有核武器。美国学者阿特就指出，失去美国的日本将最终变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日本。

通过对日本政治精英拥核言论的分析，其保有核武器制造能力、乃至制造核武器的动机无非就是两个：一，中国和俄国两个战略竞争对手都拥有核武器，日本需要依靠核武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二，通过成为核大国而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这两个动机反映在日本过去六十年关于核武器的相关言论上，相互缠绕不可分割。岸信介在担任首相时，就将保有核武装能力看作日本增强国际发言权的重要依靠；石原慎太郎在20世纪70年代就明确表示，美国的核保护伞是不可靠的，日本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顺着这个思路，如果脱离美日同盟，日本的核武决心还是很强的。考虑到日本已经拥有独立的航天技术，能够发射运载火箭，一旦转化为战略导弹的用途，就能搭配核武器对周边国家形成足够的威慑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可以自由地选择拥核自保或维持现状，从而不再接受美国的控制。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日本手里那颗“不存在”的核弹会不会变成真正的核弹，这种前景取决于美日同盟关系的未来，进而取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美国实力的衰退可能，不仅仅会给中国等新兴国家以机会，更值得警惕的是，也会给日本、特别是日本保守派政治精英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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