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我曾邀捷克朋友来社会主义中国看看

3月28日，当习近平主席作为我国首位访问捷克的国家元首抵达布拉格时，捷克总统泽曼破先例的高规格接待让世界最直观的认识到，中国本届领导人前所未有的外交视野和雄心。中捷两国建交67年来，此次中国国家元首的国事访问却属首次。为何两国关系在建交67年后，在此时此刻才达到这样的高度？笔者打算从自己去年的布拉格之行说起，从笔者与当地人的交流中探索一个解释中捷关系的新角度。

拜苏联所赐的“恐共”情节

首先，每个去过布拉格的人都不会否认，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的美，是不可方物的。繁华的老城广场，雄伟的布拉格城堡，古老的圣维特大教堂，和充满文艺气息的查理大桥，这个城市似乎浓缩了所有人对东欧的理解与想象。但笔者更关注的是这座城市的“记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的名字不仅仅和蔡依林的流行歌曲有联系，还和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有关——“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时的瓦茨拉夫广场

今天的瓦茨拉夫广场

瓦茨拉夫广场，目前是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是购物天堂和各色美食餐厅的所在地。但笔者站在这座广场中央时，眼前浮现的情景则是苏联的坦克部队的行进，和躲在道路两旁伸头张望、眼中充满恐惧和怨恨的捷克百姓。这就是当年举世震惊的苏联武装干预“布拉格之春”。

此事对于许多国人而言都比较陌生。1964年勃列日涅夫赶走了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启动社会主义阵营思想震荡的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新领袖。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推行所谓“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虽然比五十年代的波兰和匈牙利尝试的激进暴动要更理智和温和，但此举依旧被铁腕强势的勃列日涅夫认为是大逆不道之举，必须加以遏制。

于是，在苏联认为政治途径无法有效解决的情况下，1968年8月，布拉格那些空有激情且缺乏理智的群众和政客们迎来了苏联突如其来的全面军事干预。一架苏联民航机以“故障”为由降落在布拉格，随后几十名苏联特种部队迅速控制机场，随后十六万苏联军队，四千多辆坦克及装甲车，从天空和地面同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层被此等迅速且大规模的攻势感到无比的恐惧，但是鉴于波匈事件中大量军民飞蛾扑火，导致不必要伤亡的教训。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决定不组织抵抗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面对强大的苏联军队，捷克斯洛伐克选择咽下苦果。

当事件发生前，我国领导人对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紧张的关系给予的定位是“修正主义阵营内部‘老子’与‘小子’的矛盾”，也就是两边都不支持，甚至原则上反对任何一方。然而在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表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捷方内政。但这种声援对中捷关系没有什么有效影响，因为很快捷克斯洛伐克将会由对苏联惟命是从的亲苏派执政，而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使得中捷关系随之进入低谷。

曾经树立在布拉格的宏伟斯大林雕像，斯大林死后就被炸了

“苏共不能代表一切共产党”

这就是捷克人对“共产党”的恐惧来源。笔者在瓦茨拉夫广场的一个角落里还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博物馆”（the Museum of Communism），里面陈列的90%是苏联时代的雕像、器物、武器和宣传海报，对苏联和“华约联盟”的挞伐和讽刺毫不留情，其中还有放映室，播放布拉格之春被镇压的纪录片，对残酷事实的体现和对悲剧的诉说很有震撼力，这让无数到访者沉默不语。

一位英语流利的中年博物馆工作人员看到了鲜有造访此地的东方面孔，便充满好奇地前来攀谈。在了解到我是来自中国以后他的态度开始变化，对现存最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提出了一些疑问，而我开始耐心地向他解释。首先，笔者建议此馆应改名为“失败的‘共产主义’博物馆”（The Museum of Failed Communism），因为此馆描述的都是失败的社会主义尝试，不应把苏联的“共产主义”等同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苏东阵营的崩塌只能证明苏式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而不能证明“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因为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具有强大学习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的“共产党”并没有像苏共一样失败。这个“共产党”让“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活了下来，并且让这个曾经比捷克，甚至朝鲜还要贫穷破败的国家，变得生机盎然，蓬勃发展并成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布拉格的共产主义博物馆

我的解释让这位馆员非常惊讶，可见捷克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不足。笔者说，我们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会让包括捷克在内的前苏东国家重新认识“共产党”这个词，会好好地用行动和事实去改善由苏共的错误导致的东欧国家“恐共”情节，我还欢迎他如果有时间一定要来中国亲眼看一看这个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看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而此次访问，习主席恰恰是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让捷克人更全面地认识了这个遥远又陌生的大国。笔者也深感喜悦，甚至是惊喜，没想到当时对那位捷克朋友的诉说，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得到了印证。想必他在看到街道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时，应该会想起我这个来自中国的陌生人。

“卡夫卡博物馆”的低级失误

《变形记》的作者卡夫卡是捷克多张闪亮“名片”之一，在伏尔塔瓦河畔的酒吧和餐厅之间，坐落着陈列有卡夫卡手稿，珍贵相片以及遗物等展品的“卡夫卡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门口挂着一副有多国语言简介的宣传海报，但笔者发现这张海报里，中文简介所配的旗帜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笔者正准备拿出手机拍照，博物馆的售票大妈就走过来阻止。随后笔者善意地提醒道，这面旗子不是中国的国旗，这个错误会冒犯到来自中国的游客，希望馆方纠正，以避免今后不必要的争执。然后这位大妈大惊，表示道歉，保证核实后整改，并让我免票参观（但该馆后来是否有纠正错误笔者不得而知，希望我国使馆和所有到访此馆的游客监督）。看来“爱国”不但是一个人的义务，有时还可以给你回报，比如给你省博物馆的门票钱。

此事也让笔者想起九十年代捷克曾经也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犯过糊涂。苏东阵营崩溃后，捷克在1992年从捷克斯洛伐克中分裂出来，并采取一边倒向西方的政策，致使该国在一些涉华问题上铁了心地跟着西方的步调起舞。九十年代台海出现危机，台湾当局领导人开始推行台独政策，捷克此时并未很好地尊重我国主权，做出了一些冒犯中国的举动。这也导致中捷关系的再次降温。

然而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毫不动摇的全面发展，以及成功应对了诸多危机和挑战，捷克为了与中国修好并加强贸易往来，开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也为后来两国关系的迅速升温奠定了坚实基础。此事再次说明，在国与国的关系中，相互尊重和信任是建立在实力与利益之上的。国家如果不强大，经济不发展，没有让别人信服的成绩，那就没有跟别人谈“互相尊重”的资格。同理，如果不是中国游客如潮水般涌向布拉格，也许卡夫卡博物馆也就不会这么重视用错旗帜的问题。

街头艺术家画笔下的布拉格

从中捷关系看中国外交的“义利观”

习主席所强调的“义利观”中的“义”和“利”永远是相辅相成的。笔者从中捷关系的梳理和自身在布拉格的亲身经历中深有体会。一个曾经在很多问题上都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如今同样可以用空前的仪式与热情，欢迎中国的领导人和成千上万的游客。我们不必避讳这种转变中“经济利益”的作用，同时也不可忽视或否定这种方式的必要性以及可持续性。

苏联的那种强势的干预不会赢得尊重，只会收获恐惧，这种方式换来的是不可持续的“臣服”。同样，美国也用这种方式对待过很多中东国家和拉美国家，推行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就算是唯一超级大国，也没有实现“天下归心”，反而是中东拉美的反美情绪出现剧烈反弹，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用来为自己的错误政策埋单。美苏的这些方式所需成本，比起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济利益只多不少，而且很多成本（如：国家形象，安全状况等）甚至不能用数字衡量。那么眼看着此等霸道之举不可行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用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方式去树立自己的国际威望、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呢？

中捷关系曾经历经波澜，捷克可以在很多原则性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执，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早已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的捷克，在对华关系中迈出一大步。捷克总统泽曼成为去年站上天安门城楼，出席抗战胜利大阅兵的唯一欧盟与北约成员国元首。他的这个决定是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来自西方的压力的，但他坚持这么做的原因何在？这一方面源于客观上中国共产党治国有方，敢于且善于改革，让别国不得不调整偏见。另一方面则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方今天陷入了困境，特别是欧洲，相较中国的发展，他们却陷入政治经济甚至安全的多重危机，这也使包括捷克在内的欧洲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政策（争先恐后加入亚投行的英法德何尝不是如此）。

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拉格拉尼庄园同捷克总统泽曼举行会晤

中国必须对东欧乃至全欧洲的这种势头加以鼓励和支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把握时机，主动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大环境。捷克作为前苏东阵营和现欧盟北约成员中，最积极最务实地改善对华关系的先行者，中国当然要及时给予回报。如果中国不能够正确认识这种变化，消极处理其他国家对华态度的转变，那中国有什么资格去抱怨别人对自己的偏见与歧视？事实证明我国领导人确实牢牢把握了时机，并充分运用了自己的优势，在此时此刻，为世界上开始出现的这种对华友好、尊重中国权益甚至期待中国崛起的趋势，进行推波助澜。

习主席说过：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这种从东方传统智慧中汲取的，兼备“道义”与“现实”的外交思维创新，将会有力地冲击西方传统外交思维筑起的层层壁垒。有能力给人利益，才有资格要求别人讲道义，当双方共享利益，那道义方能长存。中国对欧关系的改善不是单纯通过斗争和对抗换来的，而是通过中国自身发展的成绩，坚持改善关系的诚意，以及对原则坚定的捍卫换来的。欧洲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也不是源于欧洲人的良心发现，而是源于欧洲自身问题繁多且美国不给予援手的情况下，经过重新审视和检讨后得出的结果。

这种“义利并重”解决矛盾的方式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拥有巨大的启示意义，中国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世人证明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道路（当然，中国的主观愿望并不决定一切，国际形势的变化可能未必永远如和平爱好者所愿）。中国提供的这种“义利观”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成果（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可能会成为中国为世界贡献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全球命运共同体。

而今天的捷克，只是诸多开始试用这种“公共产品”的国家之一。在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中捷双边贸易保持正增长，双向投资不断扩大，投资合作涵盖制造业、能源、金融、文化等多个领域，“中国制造2025”还要对接“捷克工业4.0”，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着，中国和捷克将逐步成为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而在未来这个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后，中捷关系再出现过去低谷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这种利人利己的“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但最重要的是，维持此“公共产品”的口碑以及让该产品持续有效服务世界的原动力，来源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建设和坚持不懈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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