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跨越关口离不开金融改革

自2011年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连年下降，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跌破原先8%的心理底线，2014年、2015年增速再度放缓，分别回落到7.4%和6.9%。如此连续性的增长减速，自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还是第一次。增长减速引发了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忧虑，担心中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基于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支持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被称为“刘易斯拐点”的概念，说的是劳动力市场从过剩到短缺的转变。刘易斯的理论模型把经济分为传统农村和现代城市两个经济部门，在低收入国家往往有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工资很低，城市经济可以通过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来生产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终会穷尽，这会导致工资大幅上升，这时候就需要建立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维持经济增长。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旧的产业失去了竞争力，新的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这样一个关口上。

增长减速源于多重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下行压力。看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两个观点，一种认为周期性因素是主因，另一种则认为结构性因素更关键。反映周期性因素的一个代表性变量是出口增长，在2000-2007年间中国的出口平均增长22%。但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出口增占速度持续下降，2015年出口同比还下跌5%。显然，未来如果全球经济能够回归较快的增长，中国的出口和GDP增长速度都有可能得到改善。但这个周期性变化可能也包含了一定结构性的成分，很显然，即便中国的出口复苏，增速也很难再持续地回到22%的水平。

大多数专家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减速是结构性的、趋势性的。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般增长速度低，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归纳为“后发优势”，一个低收入国家离全球的经济技术前沿比较远，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实现高速增长，当一个国家越来越逼近经济技术前沿，就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曾经测算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主流观点是未来5-10年GDP增长潜力大概在6%-7%。如果这些分析靠谱的话，说明目前的增长减速并无异常之处。

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两个因素，还有一个新旧产业更替的过程也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出口和投资两架马车拉动的，消费相对比较疲软。支持出口增长的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支持投资扩张的是西北、东北地区的资源型重工业，这两个产业就是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基石，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可惜的是，近年来这两个产业同时遇到了困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工资大幅上升而失去了竞争力，资源型重工业则因为产能过剩严重而举步维艰。根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伍晓鹰的测算，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已经从1992-2001年的1.5%放缓到2002-2007年的1.2%和2008-2010年的0.2%。显然，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当前经济增长减速其实也是“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低成本优势丧失之后，如何在较高成本的基础上培养、发展处新的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积极的现象，在一些领域如家用电器、大型机械装备、通信设施、智能机器、互联网等产业，涌现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改善，过去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现在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工业。过去消费占比不断下降，现在已经开始回升。更重要的是，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但没有出现过去一直担心的大量失业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有五大任务

在这样一个新旧产业更替的经济中，旧产业的变化往往更容易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因为这些都是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现在这些产业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硬着陆”现象。如果我们看那些指示传统制造业活力的指标如发电量和货运量，很难不形成悲观的情绪。30年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都增加担心产业空洞化的风险。但旧产业的退出只是产业更替的一个方面，新的产业正在形成，所以总体经济形势可能并不像很多投资者想象的那么糟糕。以就业为例，虽然传统制造业在减少就业机会，但劳动人口已经开始萎缩，更重要的是新兴产业也在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但增长下行的压力确实一直存在，表明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尚不足以弥补旧产业的衰落与退出。中国政府在应对增长下行方面是有不少成功的经验的，比如在东亚危机和全球危机期间，政府两度推出强劲的宏观刺激政策保增长，很快扭转了增长下滑的势头。不过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东亚危机还是全球危机期间增长下滑，都是外部冲击造成的结果，政府以货币和财政政策扩张逆势调控，尽快让增长回到正常水平。而现在的增速下跌既有周期性成分，又有趋势性成分，更重要的是产业更替过程的体现。这个时候如果再以宏观经济政策做需求端管理，虽然短期内有可能环节增长下行压力，但很可能延缓旧产业退出和新产业发展的步伐，因而对长期经济增长非常不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最近提出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主张十分及时。虽然不同的专家对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不同的解读，但大家都支持政府把政策重点从过去的需求端管理为主转向供给侧改革为主。政府提出的今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可以被看做狭义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即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补短板和降成本。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则应该是广义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包括土地制度、国有企业、人口政策、户口制度、金融体系等多个方面的改革，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有效市场”还需要“有为政府”配合。但政府的有为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不是干预市场机制的运行。

把供给侧改革放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框架里来理解，任务非常清楚，就是促进新旧产业的快速、顺利更替。一方面，政府要保障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平稳退出，所以“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库存”的任务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支持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迅速形成并发展，“补短板和降成本”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的政策步骤。不过，在落实这五大任务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个主要靠市场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通过政府层层分解任务的手段去房地产业的库存。以增加而不是减少行政干预的方法来去库存甚至去去产能，最后能否达到产业平稳更替的目的，可能是存在疑问的。

金融体系必须改革创新

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需要一套完整的供给侧改革政策体系。至于说什么是最为核心的改革措施，相信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解读。我个人觉得最为核心的应该是金融改革，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是市场经济的心脏，中国经济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必不可少。二是中国的金融体系虽然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但政策扭曲与效率损失依然十分普遍。三是过去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无法适应产业变迁特别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需要。简单地说，当前的金融改革需要达到两个目的，既要改善金融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配置的效率，又要发展新的融资渠道支持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计划经济年代金融不重要，因为资金流转基本上都是由中央计划决定的，金融机构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但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体系完备、规模庞大的金融部门。从机构组成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等，应有尽有。其中的一些金融机构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全球名列前茅的大公司。从市场规模看，广义货币发行量与GDP之比已经达到200%，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近年我国债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市场的市值和融资规模都排在全球前三位。

与此同时，政府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对金融体系运行的各种干预，包括对利率汇率的干预、对资金配置的引导、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和对金融机构的控制等等，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将这样的政策干预统称为金融抑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曾经构建了各国金融抑制的指数，在他们能够搜集到数据的90多个国家中，中国金融抑制的程度排名第四。这个数据表明，虽然中国的金融机构很多、资产规模很大，但市场机制并未真正发挥作用。

最近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增加中小企业贷款和整治银行的各种收费等等，可惜的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但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体制性的，比如，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除了这些企业风险大、不稳定和硬信息少等一般问题外，还有个产权歧视的问题。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出现不良比较容易说清楚，但民营企业的贷款出现不良则不容易说清楚。另外，贷款利率没有市场化也是重要原因。中小企业风险大，只有较高的利率才能覆盖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强制降低融资成本反而进一步恶化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中国金融体系的另一个特征是以银行为主，这个在过去有力地支持制造业的粗放扩张。但现在产业升级需要更多的创新、创业，传统的银行就难以胜任为它们提供融资的任务，而需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立大量的私募、创投和天使投资基金等机构。

因此，金融体系必须改革和创新，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才能有力地支持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所说的金融创新，并非设置很多故弄玄虚、放大风险的衍生品，而是形成新的更有效率、更适应产业升级需要的融资渠道和融资产品。

但金融改革和创新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打破刚性兑付，其中僵尸企业的平稳退出至关重要。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但严重影响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也严重阻碍了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金融体系有效运作需要严格的市场纪律，优胜劣汰。我国目前在钢铁、煤炭、建材等领域存在的大量的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不能退出，继续占用大量的生产资源，挤出了许多本来有可能快速成长的新兴企业，甚至扰乱市场秩序，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因此，在今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去产能应该是首要任务。而去产能不能完全依靠地方政府决策，中央政府在安置就业和化解债务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是稳步推进去产能进程的重要条件。

作者简介：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2015年6月起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