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布鲁塞尔目送了那么多帝国，欧盟会是下一个吗？
【3月22日，布鲁塞尔发生恐怖爆炸。位于这座城市的莫伦贝克区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极端组织的大本营、2015年末巴黎剧院大屠杀的策源地。在爆炸前几日，著名学者伊恩·布鲁玛在《纽约书评》刊文，记述了他在布鲁塞尔生活一个月的经历，及他对这座欧洲的首都的观感。观察者网严南译自纽约书评。】
布鲁塞尔经常有负面的报道。19世纪60年代，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为逃避法国检察员，躲到比利时。那时，他就称比利时的首都为“鬼镇，整个小镇像木乃伊一样，充满了死亡、中世纪和坟墓的味道”。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布鲁塞尔就是官僚主义的代名词。
唐纳德·特朗普称布鲁塞尔为“地狱”。也许他在想这个词才是比利时莫伦贝克区的正确打开方式。莫伦贝克区充满了移民，这些移民大都来自北非。该区已然成为欧洲嚣张伊斯兰圣战的象征。去年，巴黎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而作案者正是在此地谋划。现在，离开莫伦贝克前往叙利亚、伊拉克为ISIS奋战的青年男女越来越多（一百人左右）。
波德莱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
尽管如此，很多布鲁塞尔的负面评价仍有不当和夸大之处。布鲁塞尔不危险——哪怕是穷酸、萧条（失业率达到30%）、与社会脱节的莫伦贝克也不是，更不具有威胁性。很多非穆斯林的嬉皮士也住在这里。实际上，布鲁塞尔很多地方很美。这座城市有很多新艺术、装饰派艺术的精美作品，在壮观的布鲁塞尔大广场还有很多16、17世纪著名的金色三角墙建筑。
但布鲁塞尔的确很混乱，19个不同的市辖区政治一片狼藉，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公共权力机构，互相竞争抢夺资金。警察协调不畅，执行任务总是失败。布鲁塞尔还有众多针对不同语言的政党，这些政党各自经营着或大或小的利益腐败体系。布鲁塞尔当然有自己的政府，以法语区为主，但布鲁塞尔同时也是佛兰德区（讲荷兰语）和欧盟的首都，搞得整个欧盟区就像城市包含着另一个城市。
这种政治分裂以及强有力中央控制的缺乏，使得现代的布鲁塞尔成为异议分子、离群分子、波希米亚人以及各种难民的避难所。卡尔·马克思1845年离开法国后，在布鲁塞尔写下了《共产党宣言》。波德莱尔之所以来到布鲁塞尔是因为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是讽刺这座他避难的城市。迄今，布鲁塞尔仍是欧洲最自由、最多民族混居的城市。
布鲁塞尔的大部分历史都被帝国占领：16、17世纪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占领；1695年被法国路易十四摧毁后，18世纪被奥地利占领；之后它称为荷兰的一部分，1795-1815年间受法国控制。直到1830年，比利时才独立（同时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王子利奥波德宣誓成为第一位比利时国王），独立主要由说法语的比利时自由党和天主教党联合成反对派反抗新教荷兰国王所推动的。但两方除了憎恶荷兰人这点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现在他们也仍然没有。
布鲁塞尔
五年前，比利时创造了一个特殊的记录，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却没有民选政府，这种状态持续了1年多时间（准确点是589天)。法语政党无法和佛兰德人达成协议组建国家政府。但好像这很合乎常理。因为比利时人对身份的认同十分不稳定。人们觉得应该效忠于他们的语言社区、地区、教堂或者政治保护者（主要有没落瓦隆区工业基地的社会主义分子、自由派人士、基督民主党以及北方佛兰德民族主义者）。哪怕是帝国主义的征服有时只针对某个地区，如19世纪的刚果就单独属于国王利奥波德二世。
布鲁塞尔是历史瑰丽的宝库，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行会楼，更有赚取刚果大量财富后建造的19世纪宫殿。这座城市正是比利时的首都。和法国人以巴黎为傲、英国人以伦敦为豪不同，很少有比利时人以布鲁塞尔为荣。佛兰德的政客和商人更愿意住在安特卫普或根特。对很多比利时人来说，布鲁塞尔是个很怪的城市，充满了移民、难民和外国显贵。它是首都，却一直在寻找国家。如果要算上欧盟的话，那布鲁塞尔更是一个首都，在寻找帝国或联邦制国家或其他，谁知道未来欧盟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种特有的开放式状态让人不安。在市、国家级以及整个欧洲层面，缺乏中央协调和控制会产生一种漂浮感、无责任感以及混乱感。也许莫伦贝克的不满和极端主义部分由此引起，欧盟在经济危机面前看似瘫痪，难民从欧洲边境多地涌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引发。比利时和欧盟的问题交相重叠。但如果布鲁塞尔象征功能障碍，其明确身份的缺失、碎片化管理以及流动性正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和可能性。欧盟可能仍处于试验阶段，比利时也是，而这或许是它们最大的优势。
贝尔莱蒙大楼
去年我在Stevinstraat（斯蒂文街）住了一个月。这街也称为rue Stevin，在布鲁塞尔，每一条街道都有荷兰语和法语两个名字。从我的公寓出发，往不同方向走上十分钟，就能看到布鲁塞尔、比利时与欧盟的不同状态。仅是建筑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往南走就会进入“欧洲区”，看到的首先是巨大的贝尔莱蒙大楼，它是欧盟委员会的总部，提出和执行欧盟法律的行政机构。这座大楼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来发现建筑内充满石棉，又在九十年代重事修葺。贝尔莱蒙大楼雄伟但缺乏个性，用钢铁和玻璃来象征巨大的权利，但没有任何文化、历史和美学魅力。有时，我注意到中国游客惊奇地凝视这座建筑，并在战后欧洲建成元勋之一罗伯特·舒曼的严肃小雕像前自拍。
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大楼更丑，该楼由一群来自泛欧洲协会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于1995年建成。这件现代主义的建筑是欧盟理事会的所在。来自28个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部长在那里开会，为各种法律和预算讨价还价并投票。欧盟理事会主席由不同的成员国轮值，每半年一次。
欧洲理事会截然不同，它可能是欧盟最有权的机构，由欧盟各国的政府领导人组成。他们也在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大楼定期举行会议。这是去年7月与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因债务问题而激烈谈判的背景所在地。今年，欧洲理事会将迁到“A区”（Bloc A），是另一座宏伟的现代主义建筑，气势大但魅力小，像一个巨大的鸡蛋装在玻璃盒子里。再有就是最庞大的建筑群，被称为利奥波德空间，它有一个穹顶，好像勃鲁盖尔名画中的巴别塔。（勃鲁盖尔在布鲁塞尔去世。）为了讨法国开心，欧盟议会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每隔一个月就移来移去，开销巨大。欧盟议会要通过欧盟委员会发起的法律提案。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现在必须得到欧盟议会中最大政党的支持。
“欧洲区”的这些建筑巨大且抽象，所有设计似乎只为了给公民们留下伟大帝国的印象。虽然欧盟确实有很大的经济实力。总体来看，其经济体比中国或美国更大。但不同于以往的大帝国，坐落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几乎没有政治权力，因为没有“欧罗巴合众国”这种东西来支撑。19个国家组合成的欧元区有共同货币。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ECB）有设定货币政策的权威，如果某个国家不能支付其债务的话，欧洲央行能在一定限度内提供经济救助。但是，欧盟并没有共同的防御力量或共同的外交政策。这可能可以解释欧盟机构建筑物的徒有其表：只是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有力。
布鲁塞尔皇宫
“皇家宫殿”也是如此，这是比利时国王接待来宾的地方，离旧宫所在的“欧洲区”不远。这是一座极尽豪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甚至比白金汉宫还宏伟。“镜屋”装着大理石铜墙，营造出刚果的情调。天花板上镶嵌着140万只泰国珠宝甲虫闪亮的绿翼。“大礼堂”的灵感来源是凡尔赛宫，皇家宴会就在巨大吊灯下举办。很多这种建筑都由利奥波德二世促成，似乎他想靠这些，在邻边强国面前昂头挺胸，尤其是法国。
但最能凸显布鲁塞尔怪式炫耀的还属五十周年纪念公园，从贝尔莱蒙大楼步行5分钟可到。五十周年纪念公园，又称为银禧园，建于1880年，为纪念比利时独立50周年而建，纪念公园里还有国家级展览，炫耀年轻国家的工业和帝国实力。这同样也是出自利奥波德二世之手。公园里还有巨大的胜利拱门，建于1905年，显然灵感来自柏林勃兰登堡门，只不过体格更大而已。
拱门旁边是座纪念碑，纪念比利时在刚果的先驱，该碑完工于1921年。上面的带状装饰和浮雕颂扬着比利时统治刚果的成就。裸体非洲人充满感激地跪在端坐王座的白胡子族长前——那可能是利奥波德二世本人。石座前刻着：“我已开始刚果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推进文明/和比利时的福祉。利奥波德二世，1906年6月3日。”利奥波德国王的事业可能摧毁了刚果十几万人的生命。
走过这些夺人眼球的各色建筑和古迹，不由觉得：布鲁塞尔与欧盟真是天造地设——一样肥壮而自负，而且十分专横。从斯蒂文街朝北步行十分钟，看到玛丽-路易丝广场新艺术风格华美的联排别墅，这些别墅里住着比利时富人和欧盟公务员，走过这些别墅便会看到布鲁塞尔的另一面。那里是斯哈尔贝克 （Schaerbeek）街区，在局促的19世纪街道间坐落着这座城市典型的移民社区：清真肉店、土耳其餐厅、满屋抽着水烟的大胡子男人和戴着头巾的家庭主妇的茶馆。和莫伦贝克一样，这里超过一半的人口出生在另一个国家，在这个区，大半人口都生于土耳其。这里还有一小片区域被称为小安那托利亚。
莫伦贝克青年过于激进化的一个理由是移民社区和外界隔离。非洲人生活在非洲中；摩洛哥人周边就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周边就是土耳其人等。善意忽视这种状态或多或少会加重隔离感。但巴黎情况不一样，大多数移民就住在市中心，离其他社区非常近。丹萨特（Dansaert）街是布鲁塞尔一条繁华的购物街，直通到莫伦贝克；昂贵的意大利时尚精品店，到挤满失业的穆斯林男子的咖啡厅，距离不过几百码。即使来斯哈尔贝克这类地方走马观花的访客也很快会发现，在布鲁塞尔，民族关系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复杂、更为交错相连。
毗邻斯哈尔贝克的是一个叫圣若斯-滕-诺德（Saint Joost-ten-Noode）的自治辖区，混居着本地潮人和移民。有一天，我走进圣若斯迷人的新巴洛克风格教堂。比利时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活跃的基督徒的数量不断减少。但我发现教堂里，一些信徒正跪在木制长凳上。大多数是老人，看上去来自不同种族。有些是白人。牧师是个高大的黑人男子，身着绿色和白色长袍，用浓重的非洲口音布道。
2015年秋天，我抵达布鲁塞尔时，危机感已十分强烈。当时还没有发生巴黎恐袭事件，装甲车也没有开上街上演徒劳的军事秀。不久前，欧盟官员和给他们的媒体朋友还总是欢欣鼓舞地谈论“欧洲”，说它是和平、自由与民主的灯塔，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典范。这套修辞现在看起来显然令人沮丧。
在温斯顿·丘吉尔大道上典雅公寓，我参加了一个晚宴。来宾们同欧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人公开谈论欧元崩溃的可能性。也有人说起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坏的形象，认为其实一个不民主、半威权的行为体。他建议部分欧盟应该被拆解。比利时帝国留下的其中一座宏伟宫殿里曾举办过一次欧盟会议，会上，荷兰副总统弗朗斯·提莫曼警告说，如果欧洲不尽快解决难民危机，欧盟很容易就散架了。
在同样的镀金宫殿里，另一次欧盟会议结束后举行的奢华宴会上，我听到了艾蒂安·达维南的演讲。如果有什么人能够代表大欧洲“计划”，便是达维南了。这位贵族出身的比利时商人、银行家、外交官、前欧盟委员会委员，现在是“欧洲之友”的智库总裁。比利时精英和欧盟精英这两重身份在他这里精确地重叠：他站在庞大资金和高远理想的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达维南是布鲁塞尔的无冕之王。在过去，他肯定会滔滔不绝地历数一个统一的欧洲会带来的荣光。现在，他的口气则更多处于守势；他说，他对欧洲人的沮丧低落情绪感到厌烦：“我们已经对我们所成就之事失去了骄傲。”
这在我听来，仿佛布鲁塞尔式的必胜信念正在变成哀叹。从某个角度来看，这还挺新鲜的。许多观察家已经描述了欧洲所面临的危险，尤其是乔治·索罗斯。历史学家鲁克·凡·米德拉尔是欧盟话题最令人信服的思想家之一，他在荷兰和法国受教育，现在主要在布鲁塞尔。他的文章频频出现在法国，以及他的家乡荷兰。作为欧洲理事会第一任主席范龙佩的内阁前成员，凡·米德拉尔对欧盟了如指掌。他认为欧洲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危机。
欧盟
一开始，欧洲统一的概念首先以六国的煤钢共同体形式出现，接下来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都有意避开政治。用凡·米德拉尔的话来说就是“欧洲政治的去戏剧化”。罗伯特·舒曼和让·莫内是欧盟的技术官僚元勋，他们的遥远目标可能是建成一个欧罗巴合众国。但是，对于刚从灾难性战争中恢复崛起的欧洲国家来说，和平的关系需要首先通过集中煤炭和钢铁等经济资源来确保。欧洲机构就是为超越国家政治而建成的。和平与繁荣从经济合作和谈判而来。负责任的领导人会在公众视线之外达成共识。
不过，欧洲的奠基人远不只是冷冰冰的技术官僚。战后欧洲的理想中，有一个道德的、甚至是准宗教的层面，带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气息；欧洲统一进程中大多数领袖人物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如阿登纳、舒曼、阿尔西德·德·加斯帕里，保罗-亨利·斯巴克。
但法国知识分子朱利安·班达不是。他有一个梦想。在一篇发表于1933年、关于欧洲统一的精彩文章中，他写道“欧洲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政治变革结果。如果不采纳一个道德和审美价值体系，不颂扬某种思维和情感方式，它不会真的存在……”但班达也认为，“欧洲”这一理念应该保持完全理性、抽象，不带任何民族或部落情感。而在他看来法语是最理性化的语言，应该成为泛欧洲沟通交流的通用手段。正是这种理性主义、抽象、故意无根的特质——一如布鲁塞尔那些欧盟主要建筑物彰显的那样——形成了一道障碍，尤其在需要28个不同民族国家的公民效忠的时候。
欧洲之父们构建中的缺陷在英国1973年加入欧盟时凸显，在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初变得更为明显。有关气候变化、安全、移民和共同货币的问题需要政治解决。官僚化地敲敲打打、财务规划和体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要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角色，欧洲需要的是民主合法的共同政策。
但是，这就触及欧洲问题的要点了：如何不损害各国政府的合法性的前提下，给欧盟一个强大的政治身份。包括乔治·索罗斯、保罗·克鲁格曼和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反对对高负债国家强加实施紧缩政策，尤其是希腊。这与希腊选民及其民选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在不建立一个欧洲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有可能创造民主的欧洲机构吗？
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冒着风险。这位年迈的德国左翼思想家的童年时期在纳粹统治下度过，他极力批评德国的主导力量；因为，是默克尔政府在推进对希 腊的步步紧逼。他认为，对欧盟“民主赤字”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他所谓的“更加一体化的民主核心欧洲”。最起码，欧元区应根据1957年《罗马条约》，继续推进形成“一个空前紧密的联盟”。但是，怎么做呢？
托马斯·皮凯蒂曾提出，应该由各国议会议员组成一个全新的、独立的欧元区议会，议席参照各国人口规模按比例分配。并且，各国议会应该对一个共同的欧元 区企业所得税具有表决权。别的不说，这将有可能降低德国目前的主导地位，其代表的票数完全可能被其他国家压过。但是，要怎样才能说服德国人，甚至只是欧元区其他欧洲人来这么做呢？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的团结必须从知识分子开始。一个世界主义的欧洲公众群体必须是由超越国族关切、关注欧洲事务的新闻媒体来塑造。公民们应该投票给泛欧洲的政党。欧洲议会必须拥有更大的权力，以决定欧洲的未来。欧洲宪法必须成为泛欧爱洲主义（pan-European patriotism）的主要来源文献。要建成一个不是由银行家、公司利益或德国政府主导的欧洲，这些都是基本条件。
这些观点的逻辑无懈可击。但人类社会并不总是合乎逻辑。哈贝马斯的思维和朱利安·班达的文章一样抽象。世界主义无论多么值得颂扬，都不是驱动欧洲大多 数选民的目标方向，也不是基于“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目标方向。凡·米德拉尔看欧洲政治有更多维的视角。民主选举中的直接政治参与，也即他所说的希腊模式，在他看来是不够的。公民们也需要罗马模式：作为物质利益来源的国家。还有德国模式：一个具有共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模式共同创造一个欧洲政治体的进程将会艰辛而漫 长，但凡·米德拉尔仍相信这是可能的。他认为，摸着石头过河，不画一个明确的蓝图，而是把这三种模式都考虑在内，仍然是欧洲实验的最佳选择。
共同的敌人可以帮助形成政治凝聚力：那就是比利时人何以成为比利时人的原因，毕竟，他们共同反对荷兰统治。但或许，共同危机的挑战也是如此。欧洲领导人在讨论应对希腊金融灾难的方式、难民移民的到来、甚至英国离开欧盟的前景时产生激烈分歧。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冲突是欧洲崩溃的预示。
逃离战争的难民
在布鲁塞尔一个马拉松峰会期间，这种崩溃可能在2月19日已经发生了。卡梅伦首相确实收回了一些让步：削减在英欧盟移民的工作福利，承诺保护欧元区之外国家的利益。不过，如果英国人在即将到来的公投中投票离开欧盟，很可能就等于邀请其他国家效仿，联盟便会慢慢解体。
不过，还是可以有一种更乐观的看法。欧洲的记者、评论员、商人和政客们至少在谈论同样的事情。对于如何应对庞大的叙利亚难民群的到来，甚至来自非洲的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大家都怀着十分的焦虑。就如何捍卫欧洲的外部边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至少公民们被提醒知晓了这些共同边界的存在。政治玩家之间的公开冲突最终可能撕裂欧盟，但也有可能达成相反的效果。冲突像一个普通的谈话，是一个民主的政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现在起发生何事，深藏在“欧洲区”玻璃和钢的宫殿里的不透明会议、讨论达成静默共识的日子，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自2014年10月7日开始，比利时已经有了新的联邦政府。它是一个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由新弗拉芒联盟（N-VA）领导。讲法语的地区由保守的法语革新运动（MR）所代表。到目前为止，这届政府还一直大权在握。但它是一个脆弱的建制。讲法语和讲荷兰语的比利时人之间甚至更为疏远。他们不看对方的新闻，不看同一个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弗拉芒人不能或不会讲法语。民族主义者在N-VA联盟中公开支持弗拉芒独立的理想。各地区，包括列日附近讲德语的小片地区，以及布鲁塞尔，都拥有自己的政府，而这些政府之间的合作往往运转不灵。
比利时人具有的所有共同点——实际上要比听上去更多——都在君主制和国家足球队，也就是“红魔”。就欧盟的情况看，比利时似乎一直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但它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布鲁塞尔。没有人想放弃，讲法语的人口肯定不愿意，即使弗拉芒民族主义者也不愿意。他们可能不爱自己的首都，但布鲁塞尔仍然代表了比全国日益独立的那些部分更多的东西。布鲁塞尔让所有比利时人都感觉更大、不那么地域性，更能够面对更广阔的世界，要是没有布鲁塞尔，人们就不会这么想了。
大多数欧洲人现在仍对布鲁塞尔持类似的看法，甚至包括很多可能投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英国公民。很少有人喜欢“布鲁塞尔”，但同样很少有人真正离开它。这种情况能否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欧盟应对眼下危机的方式。如果过去足以作什么指征，那它要说明的应该是，欧洲将会再次慢慢地、痛苦地胡乱应付过去，但欧盟仍保持完整，足以继续进行实验。
这很有可能。但是，指望着它则是愚蠢的。布鲁塞尔已经目送许多帝国来来去去。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欧洲层面，官样布鲁塞尔的自负会被叛逆和怀疑这两针健康剂矫正。这座城市最有名的符号不是皇宫，更不是贝尔莱蒙大楼，而是17世纪的一尊青铜像“撒尿小童”。对于这个撒尿的裸体小男孩，有好几种传说。也许他是两岁的鲁汶公爵戈弗雷三世，在1142年战争时对着他的敌人嘘嘘。或者他可能是14世纪时，在外国军队试图把全市炸毁的炸弹上浇灭导火索的小男孩。但不管他是谁，在渴望权势的闯入者头上小便，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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