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代际公平问题左右当今选举政治-斯蒂格利茨

【本文原载于奥地利《标准报》网站，原题《“新代沟”》，《参考消息》译。】

无论是在大西洋此岸还是彼岸，年轻人都已经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他们看到代际之间严重缺乏公平，因此也相应地用自己的方式参与选举。

代沟影响选举模式

目前，大西洋两岸的选举模式正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发展趋势：年轻人的选举投票方式与年长者大相径庭。似乎一道巨大的鸿沟已经显现，它与收入、教育或性别的关系不大，而与选民属于哪代人关系较大。

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存在这种代沟。如今，年长者和年轻人的生活是不同的。他们的过去不同，他们的未来前景也不同。

例如，当代很多年轻人出生前冷战就已经结束了；另一些年轻人当时还只是孩子。社会主义等词语的意义已经和以前不同。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创建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不会遭受冷遇的社会——人们相互关心并且关注他们生活的环境——那么这就是它的意义。可能四分之一世纪或半个世纪之前，这方面已经有失败的试验，但今天的试验与过去的试验没有共同点。因此，过去试验的失败对今天的新试验说明不了什么。

如今的年轻人，一辈子都面临工作的不确定性。

美国和欧洲年龄较长的中上阶层曾经过着优渥的生活。当他们开始工作时，高薪职位在等着他们。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想干什么，而不是必须在父母那里住多久才能找到足以让他们独立生活的工作。

他们这代人期望获得安稳的工作，早早结婚，买套房子——最好再买套度假房，最后带着相当丰厚的保障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比父辈过得更好。

虽然今天年长的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的大部分期望都实现了。他们从房产升值中赚到的钱可能远远高于工资所得。他们几乎肯定认为这有些奇怪，但仍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投机市场送给他们的礼物，而且还常常自矜于在正确的时间买了正确的地段。

年轻人没有安全感

如今，年轻人的期望正好相反。他们一辈子都面临工作的不确定性。许多大学毕业生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份工作——这之前通常经历过一到两份无薪实习工作。他们自认为是幸运儿，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些更倒霉的同龄人，其中一些人在学校里成绩比他们更好，但无法负担一两年没有收入，也没有人脉帮助他们在一开始就找到实习工作。

如今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背负着债务，而且越穷的学生负债越多。因此他们不问喜欢干什么工作，只问什么工作能让他们偿还学生贷款。买房子也同样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这些难处意味着年轻人不再多想退休后的情况。如果多想，他们就得操心下列问题：极低利率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因此他们必须积累多少财富才能在老时过上较体面的生活？

简言之，今天的年轻人从代际公平的角度看待世界。中上阶层孩子的结局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可以从父母那里继承财富。他们也许不喜欢这种依赖性，但他们更不喜欢另一条路：“全新开始”，因为这条路很难通向曾被视为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方式。

这些不平等无法轻易被解释。这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工作不努力。他们目睹银行家造成了导致经济持续萎靡的金融危机却仍然拿到巨额奖金，几乎没有人因为做错事而被问责时，他们更加觉得社会不公平——经济游戏以不利于他们的方式被操纵。政治精英承诺“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但只给最顶层1%的人带来了繁荣。所有其他人，包括年轻人，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感。

政治精英承诺的“改革”只给最顶层1%的人带来了繁荣，所有其他人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感。

社会缺乏代际公平

这三个现实——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平、大规模不平等以及对精英丧失信任——决定着当前的政治。

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是办法。这也是欧洲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失利的原因。美国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比赛谁更能蛊惑人心，纷纷提出可能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考虑欠周的建议；而两位民主党参选人提出的建议可能会带来真正不同的变化——如果能在国会获得通过的话。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或者伯尼·桑德斯提出的改革措施获得通过，金融体系剥削生活艰难的人民的能力将受到限制。然而，身处一个股市动荡、零利率的世界，我们需要完成更多工作才能不仅仅使那些父母可以给予房子首付的人有可能拥有房子，才能让我们老来有所保障。最重要的是，除非经济发展得更好，否则年轻一代很难顺利进入就业市场。美国“官方”失业率是4.9%，它掩盖了更严重的潜在失业。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它。我们的年轻人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识到缺乏代际公平，他们理应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