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大使详谈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
【中国正在不断崛起，如何向国内和外界讲述中国故事，成为媒体和外交人士面临的共同课题。最近，吴建民大使就因相关话题卷入争议。这并非偶然，吴大使一直秉持“狭隘民族主义误国”的观点，在新著《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或许可以让关注近日争议的读者有所参考。
本文节选自吴建民新著《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中信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授权观察者网发布，特此感谢。】
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012年，我去卢森堡开会，回国途中在巴黎转机，飞机上遇到一位法国朋友，与我谈起来。她对我说：“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大家有些害怕。”我与这位朋友多年没有见面，见面不久她就讲了这番话，我相信，她这番话是反映了一些外国人的真实想法。
回到北京后，我出席一次会议，见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我向他介绍了我与法国朋友的谈话，并问他：大家是有些怕中国吗？他回答说：是这样。
人家怕你，这不是什么好事。怕你，就要防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的。
人们怕中国，这与世界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大变化密切相关。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精英欣喜若狂，以为历史结束了，从此之后他们可以稳坐天下。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他们的预料。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批新兴大国在崛起，中国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迅速上升，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占到半壁江山，这样一个变化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全球70亿人，真正了解中国和平发展政策的，是极少数人。多数人总是拿历史上大国兴起的先例来套中国。他们想，历史上大国兴起，总是要侵略扩张，难道中国就是例外？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忧虑，还与其今日的处境有关。美国依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打击较大。美国经济虽然在复苏，但步履维艰，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是奥巴马政府最头疼的问题。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后来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与欧洲情况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这种反差增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忧虑、担心乃至恐惧。
还需要指出的是，今天全球的主流媒体仍然掌握在西方手中。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对共产党的领导存在很深的偏见。这些偏见当然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形势的报道，也会影响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我曾主持过一场题为“如何认识中国”的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四位嘉宾：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希拉克总统前文化顾问戴哈诺娃、前德国歌德学院总院院长阿克曼以及原籍美国、现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院长布朗。
我问他们，为了帮助世界了解中国，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赵启正说，最需要的是要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阿克曼赞成赵启正的意见，他说，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就需要全面看，看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外界最怕中国是“铁板一块”。其实，今天的中国多样性十分突出，多样性也不只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多样性。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多样性，人们会认为，中国也和他们差不多，恐惧心理就会逐渐减弱。
布朗教授则认为，中国要让世界了解，最重要的是开放。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碰到很多挑战和问题是必然的，不出现这些问题和挑战才是奇怪的，让世界了解没有什么害处。
戴哈诺娃直言不讳地说：最需要做的是，中国要多一点自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崛起，世界议论纷纷是必然的，不必事事都做解释。
赵启正还强调，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可以做，各界人士可以做，公众也可以做。
赵启正这番话很有道理。2006年10月，我时任外交学院院长，会见基辛格时，我邀请他去外交学院给学生讲一次话。基辛格说：“讲话我不讲了，我愿意与你们的学生座谈。”我问他：“为什么要跟学生座谈？”他回答很坦率：“现在中美关系很好，但我不知道20年后中美关系会怎么样。要了解20年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就必须了解今天中国青年的看法。”2007年4月，我在外交学院找了2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与基辛格博士进行了一场对话，双方交流得很好。
消除外界对中国恐惧、不安的情绪，绝非一日之功，这需要发挥中国社会的聪明才智，付出巨大努力才行。逐渐消除外界对中国的不安和恐惧，我们才能用好21世纪第二个10年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
狭隘的民族主义害人害己
1648年，欧洲国家经过“三十年战争”之后，最后在威斯特伐利亚（今天德国的西北部）签订了和约，形成了后人所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国际关系就是由此而开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神权统治，在国际关系中，确立了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原则。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同时，这也标志着民族国家登上了国际关系的舞台。
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并逐步为世人所接受，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首先使用了“民族主义”这个词。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初，当拿破仑在欧洲发动战争大举扩张的时候，欧洲各国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反对法国的侵略和扩张。19世纪末，民族主义的观念逐渐扩展到亚洲。到了20世纪，民族主义在席卷全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上述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盲目排外，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统统反对。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也出现过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党历来对狭隘的民族主义高度警惕，始终强调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的进步，社会也逐渐走向了多元，对各种问题已经不是一种意见了，而是多种意见。有人说，当今中国正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这个争鸣的过程中，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正在抬头。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往往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会蔓延，中国大概也不例外。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呢？
第一种表现，把中国说成是国际合作的受害者。
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认为我国开放后，进行国际合作，大钱都让外国人赚走了，中国人挣的是血汗钱，我们继续遭受西方国家的剥削，我们不是赢家，而是输家。
上述看法有没有根据呢？当然，这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我们必须全面看。中国的发展只能一步一步走，打开国门之后，我们没有技术、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我们有的是充沛的劳动力和市场。而且当时我们的市场容量是很有限的，远不如现在。要与外国人合作，必须让对方有利可图，要不然人家不会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到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使全中国老百姓受益。
李岚清同志在《突围》一书中指出：“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4.7%，1978年则下降到1%。”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市场东西越来越少，票证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是一种物资短缺的经济。然而，开放之后，今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市场供应与改革开放前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展国际合作，使各自发挥了自身的优势，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是国际合作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把中国说成是受害者，从本质上看，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方针。
第二种表现，挑战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鼓吹动武。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的势头增强，我国与美国、日本等国战略上互不信任的情绪在发展，他们正在对我国加强防范。周边邻国对我国的担心、忧虑，乃至恐惧的情绪在上升。在南海问题上，我们与邻国围绕主权和领土的争端在凸显，摩擦不断。
如何妥善地解决上述争端？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今天，却有人公然挑战小平同志提出的上述方针，主张通过武力来解决。
须知，邓小平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提出上述方针绝非偶然。他是考虑到时代的变化。时代变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必须跟着变。从上述思想出发，他老人家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妥善解决了港澳回归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扬。
1997年小平同志逝世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小平同志提出的上述方针，不仅是富有远见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时代的变化，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的大发展就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关于南海问题，小平同志提出的方针能够化解我们同邻国的领土争端，确保一个互利共赢的结局。这也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进入新世纪后，世界上出现的一个重大趋势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拉动重心转移的，是亚洲的崛起。亚洲今天成为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方。亚洲之所以在崛起，重要原因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相互开放，而不是相互封闭；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我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亚洲崛起的大潮中，是受益的。保持亚洲崛起的势头，这是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在这个地区兵戎相见，将会破坏这个地区合作的氛围，中断亚洲崛起的势头，其结果是大家倒霉。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难道中国人还要去步美国人的后尘吗？
今天，围绕南海问题，我们同邻国的争端，是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我们同12个国家通过外交谈判，划定了陆地边界，就是一个证明。
第三种表现，是一种盲目排斥跨国公司的倾向。
中国的大发展，与跨国公司落户中国密切相关。跨国公司落户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促进了中国的大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跨国公司是持欢迎态度的。然而，今天在中国的有些地方，开始出现排斥跨国公司的倾向。
跨国公司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个清楚的认识。1974年，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我们曾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起批判过跨国公司，认为跨国公司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从那时候以来，跨国公司数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全球化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跨国公司能够从全球范围内优化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无疑有极大的优越性。跨国公司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今天，我们不是也正在发展自己的跨国公司吗？排斥跨国公司，那就是排斥先进的生产力，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与过去大不一样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这是大局。难道我们能置这个大局于全然不顾吗？
综上所述，我以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破坏今天中国与世界合作的良好局面，把中国拉向倒退，拉向封闭，拉向落后。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偏激不是爱国
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上很多人不了解。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必要。
与此同时，问题的另一面也凸显了，这就是向国民说明世界。诚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大大发展。世界与中国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永无止境，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也是这样。而且，中国与世界是相互影响的，世界上发生的事，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发生的事，也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此外，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也会由于我们自己的历史、遭遇和处境的变化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向我国国民说明世界，说明中国的外交政策与方针，也需要不断地进行下去。
党中央对向我国国民说明世界和我国的外交政策十分重视。我自2003年7月结束在法国任职之后回到国内以来，曾经多次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向领导干部、公务员、学生和市民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我对世界变化的看法。
2005年4月，我率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代表团访美。4月8日，我们在白宫会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格林，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他告诉我，4月9日，北京会有反日游行。果然，这场游行真的发生了。在这段时期里，国内共有20多个城市爆发了反日游行，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
4月17日，我回到国内，4月19日星期日我就接到通知去外交部见武大伟副部长。与我一起去见武大伟的，还有中国前任驻日本大使杨振亚和徐敦信。武大伟告诉我们，根据上级安排，要我们三人分别去全国各地高校做报告，讲述中日关系。反日游行的蔓延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是搞了一辈子外交的人，懂得这项任务的意义。我们要用自己的话去讲，使我们的大学生变得更加理性起来。
我们三个人进行了分工，我被分配在北京、天津等地高校讲话。
接受这次任务，使我颇费踌躇。杨振亚和徐敦信大使是中国外交部的“日本通”，长期在日本工作，对日本情况非常了解。而我则不然，我对日本的了解比他们差多了，从来没有在日本工作过。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出现了反日游行，外交部派了亚洲司一位副司长去北大对学生讲话，结果被轰下了台。我想，我这次会不会经历同样的命运呢？
我先后在北京、天津等地，多次对高校学生讲话，一般都有上千人听我讲话。听众最多的一次是在海南大学，有近4000人。我是这样讲的：
“同学们，大家都是热血青年，你们都很爱国。然而，爱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爱国必须符合国家的利益，如果你们的行动符合国家利益，当然是爱国；反之，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那就不是爱国，而是误国了。同学们，你们说对不对？”下面一片喊声说：“对！”
我接着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实现繁荣和统一，繁荣是统一的基础。如何实现繁荣？那必须坚持小平同志为我们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请大家注意，小平同志访问的最后两个国家一是美国，二是日本。这绝非偶然，这反映了在小平为我们设计的对外开放战略中，这两个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日本学到了很多好东西，日本也向我们提供了日元贷款。这对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听说，你们当中有人提出来要‘抵制日货’。这个口号听起来好像很爱国，但是，人们忘记时代变了。在20世纪上半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抵制日货是爱国行动，但是，在今天则不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日合作取得了巨大进展，经济上已经深度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本在华投资，为中国创造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你们‘抵制日货’，这些人就会失业，其中也可能有你们的亲朋好友。更重要的是，今天所谓日货，已经不是过去完全在日本生产的商品。你们拿一件索尼的产品，打开一看，98%是在中国制造的。你们要自己抵制自己，那岂不是愚蠢吗？！”
话音一落，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使我深为感动。我深切地感到，我们今天的大学生，与80年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与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只要你讲的道理站得住脚，他们是能够接受的。我们三人讲话看来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反日游行很快平息下去。
2008年4月7日，奥运会火炬在巴黎传递中受阻，萨科奇总统也一度扬言，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有消息说，家乐福有一股东支持“藏独”。中国的公众很愤怒，有人提出了“抵制家乐福”的口号，有些地方还对家乐福的门店进行了冲击。这种局面的蔓延，显然不利于即将在北京开幕的奥运会。
2008年4月底，我应邀对北京高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讲国际形势。关于抵制家乐福，我是这样说的：
“同学们对于围绕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过程中受阻，以及法国当局的一些言论和做法表示不满和愤慨，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有些人提出要抵制家乐福，这则是全然错误的。因为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中受阻，这是法国少数人干的，有些法国人也是不赞成的。我们不能把这个气不分青红皂白地出到法国人民和法国企业身上，提出抵制家乐福，这样做是不理性的。况且，家乐福总部已经发表声明，否认其股东支持‘藏独’，并强调，家乐福绝不会做任何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大家再想一想，家乐福出售的商品，99%是中国的产品；家乐福的员工，99%是中国人。我们自己抵制自己有什么好处？！”
我接着说：“根据我的了解，家乐福集团对中国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我记得2002年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竞争非常激烈。除去中国申办外，还有俄罗斯、墨西哥、波兰和韩国。有这么多国家同时申办一届世博会，在世博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要取得申办的成功，必须由国际展览局多数成员国在大会表决中投你的票才行。国际展览局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总部设在巴黎，国际展览局的代表2/3常驻法国。所以，要争取国际展览局的各国代表投我们的票，法国的企业、舆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2002年初，我会见了家乐福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丹尼尔·贝尔纳。我向他介绍了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情况，并希望得到法国企业的支持。他听后，对我的想法十分赞成。不久之后，他串联了法国十几家最有名的大公司，组织了‘法国企业支持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俱乐部’。他们还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并在塞纳河的游船上打出巨幅支持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标语。家乐福所倡导的这一行动，在法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家乐福这个倡议，也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和波兰的代表，都向家乐福提出了交涉，质问家乐福：‘你们在我们这里也有门店，为什么你们唯独支持中国，而不支持我们？’家乐福回答得也很干脆：‘在五个申办国中，如果中国申办成功，这对世界最有利。’这个回答多么好啊！”
“2002年12月，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在摩纳哥举行，韩国的宣传战攻势凌厉，在摩纳哥的大街上到处可见支持韩国申办2010年丽水世博会的广告。甚至在我们会场临近的海面上，有一艘帆船，也打出了支持韩国申办的巨幅标语。我们没有在摩纳哥做这样的广告，但是，在摩纳哥所有家乐福的门店里，都张贴了支持中国申办的标语。我们申办上海2010世博会成功后，家乐福总裁贝尔纳还专门宴请我和使馆其他主要官员，祝贺中国的成功。”
“同学们，我对大家讲这段故事，是希望大家对任何事情都要进行分析，必须全面看，不能激动起来就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一气。那样受损害的，反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
我这番讲话不仅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会后，还有不少同学走上讲台与我进行交流，有的拿着我写的书要我签名。有一位同学对我说：“吴院长，我曾经支持过抵制家乐福，现在看来您讲得有道理，我那样做是不对的。”我从这位青年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真诚。是的，我们的青年是好的，是讲道理的，我们需要及时把世界的状况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向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国民进行宣讲。
中国正在崛起，我们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开放的崛起，合作的崛起。要使中国崛起的进程更加顺畅，我们就需要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同时，也要更好地向我国国民说明世界。
书名：《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
定价：58.00
书号：ISBN 978-7-5086-5822-3
作者：吴建民
出版时间：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