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治国的思想方法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2016年3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以及2016年4月在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十二期博雅公法论坛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授权观察者网转载，有删节。】

我想就“治国的思想方法”谈六点个人观察，请各位指正。

一、认识论：

强调意识形态还是强调问题导向？

意识形态人人都有，但治国不能靠意识形态。向往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和法治不是问题，仅仅依照美好蓝图短期内推出几百个“顶层设计”就未免有脱离实际之嫌。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问题导向，即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抓主要矛盾，让国家在不断解决重大问题中前进。

什么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眼下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谁是人民？社会中最广大的劳动者就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民心是什么？民心就是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信任党和政府竭力为人民服务而非为权贵服务，信任政策稳定、政府言而有信。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百姓温饱问题，我们靠市场化把问题解决掉了，非常成功。自那以后，主要矛盾逐渐演化为百姓患不均。老百姓的生活分成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养小和送老是百姓生活的核心。不均导致养小孩、送老人越来越难，不均也是官员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不平等不是问题，是必然；但社会日趋不平等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因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一直在扩大，百姓养小孩和送老人越来越艰难。社会越来越富裕，体育文化却成了奢侈，大众越来越老无所依，越来越不敢花钱、生养、看医生。市场化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本身就是矛盾之源，均等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以解决人民生活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核心任务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处理问题，党才接地气，有根基，才是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相信社会至上而非资本及个人权利至上。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百姓而言，就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大家庭”的互帮互助，壮年帮老年，没病帮有病，有钱帮缺钱，有知识帮缺知识。

中华民族的兴衰从来不决胜于市场，而在乎能否维护“大家庭”这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历史上，没有“常平仓”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兴起。在今天，要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还是满足于少数人的现代化？“以个人为本”，还是“以人民为本”？这不仅是思维方式问题，更是政治方向问题。

二、经济：

强调体制改革还是强调经济发展？

市场除了供给就是需求，供需平衡要靠市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市场问题，倘若政府以此为工作重心，就难以避免一些“揠苗助长”的冲动。打压第二产业去提升第三产业比例，如同打压第一产业去提高第二产业比例，实乃自欺欺人。

国际市场低迷，出口制造商自然会衰落，自然会升级自己的出口产品。便宜马桶盖适应国内廉价品市场，市场需求变了，高级马桶盖早晚会有，政府无须为此操心。廉价品生产无法持续，环境也就改善了。劳动力市场向供方倾斜，工人工资提高，这分明是好事，在什么立场上反而成了问题？改革企业所有制、耕地所有制是我国的紧迫问题吗？是大多数百姓要求所有制改革，还是极少数人的意识形态偏好所致？

短缺靠市场解决，但过剩就要具体分析了。是垃圾可以靠市场解决，可若是人均依然短缺的牛奶就不能倒掉，得靠政府干预再分配来解决“市场失灵”。谁想要什么“成熟”的纯市场经济？我国分明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来回折腾金融货币政策，来回折腾供给和需求这俩空洞的市场概念，不如去改善经济基本面，抓住国际原料和能源价格低迷的罕见战略机遇期，落实一个个能促进公共利益和经济进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消化所谓“过剩产能”，在人均基础设施上接近发达国家。

市场与政府两分以及孰重孰轻的讨论是笔糊涂账，而且极具误导性。“三生万物”，人民的利益诉求就是市场和政府都要服务和服从的对象。真空里的纯市场只是为帮助理解现实而画的一条“辅助线”。现实里没这条线，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治国靠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政治家能执政，因为他们能实现百姓的具体诉求。

百姓日常生活里没有供给侧、需求侧这种抽象概念。百姓的基本需求是物价稳定、生活稳定、社会井然有序。再高个层次，就是养小送老更容易，而非越来越困难。与这需求无关甚至背道而驰的“改革”是极少数人的要求，甚至是意识形态和外国的要求。我党赢得政权，不是因为主义或“辅助线”，不是因为谈论抽象的大众利益或大众过去与将来的利益，而是因为满足人民眼下的具体利益，因为“打土豪，分田地”，因为“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因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三、政治：

强调制度还是强调政策？

当今流行历史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是有个好制度就有好结果？还是在同样制度下有好政策就有好结果？改制从来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追求，而是冷战后西方对欠发达国家的强硬诉求。既然热衷“改制”还谈何“制度自信”？

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我举下面四个理由：

第一，制度是稳定的，长久不变的，但问题层出不穷，随时在变，需要灵活机动的政策来及时解决。立法易，废法难。解决日常问题要靠行政不能靠立法。出了问题就用立法解决不仅是懒政，而且法律必然繁琐、混乱、互相冲突。行政无所适从，就只能怠工。法律繁多是国家之祸而非国家之福，所以世上才有习惯法系。我国当前的问题显然不是缺制度，是以“缺少法律”为名的执法随意、懒惰。

第二，“政府法无明文授权不可行，个人法无明文禁止皆可行”是17世纪欧洲商人为制约国王提的一个口号。都21世纪了，国家开支普遍占GDP半数，哪国还在喊这四百年前旧欧洲的口号？若法无明文授权不可行，不仅法律会多如牛毛，而且必然鲜有愿担当、敢作为的行政官员，懒政和怠工就是必然的。惯例法随机遴选陪审团就是要断案服从本地百姓的意愿，拒绝法条主义。

第三，政策只惩罚犯规的人，且因时、因地、因事轻重缓急不同；可叠床架屋的制度却惩罚所有人，而且惩罚诚实，迫使所有人不诚实。因极少数人婚姻欺诈就要立制度，要所有申请结婚的人证明自己未婚，既大幅增加人民的成本，也大幅增加政府的成本。制度门槛高了，政府效率低了，群众办事就得四处托门子，找关系，行贿赂。严惩欺诈者才是正道。“大道至简”。

第四，制度是特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不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不是国家成败的原因。制度貌似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其实能立住脚的制度都是“长出来”的。美国宪法是从英国宪政惯例和“五月花号公约”长出来的。国家出问题主要在政策不在制度。美国宪法好，却没能防止立宪八十年后爆发大内战。郡县制好，秦朝寿命却仅十几年。科举制和宪政制好，创制的隋朝和民国都没活过半个世纪。西汉末王莽热衷照乌托邦大刀阔斧地改制，被历史无情嘲弄。

强调用全国一刀切的制度解决问题，忽略政策“试点”，轻视因地制宜，忽略我国各地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调动各地各部门官员的能动性。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四、社会：

以民为本，动员和组织人民

“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我国已有三千年了，是中国政府的最大特色。共产党人对这理念的贡献是坚决拒绝权贵精英们的慈善、施舍，强调依靠群众，以动员和组织群众去推进现代化事业，引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

民国期间的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乡建”专家组织教育慈善，两人费半生之力建了几所小学。新中国初兴，我党组织人民一夜间就建起了百万所小学。村村有小学，政府没花一分钱。组织起来的百姓力大无穷。共产党人曾用至诚感动了这个“上帝”，引导他们推翻了压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百姓是政府的“用户”，百姓的“用户体验”是政府的生命线。20世纪全世界风行民主理念，中共“群众路线”体现的民主独具特色。

养小送老的钱从哪里来？从13亿百姓自己的腰包里来，我党主要负组织责任。让市场逻辑主导教育和医疗是不道德的，而且会继续扩大不平等，扩大人民的不满。维护社会稳定靠谁？依靠组织起来的人民，让人民自己维护自己社区的秩序。共产党撑腰，让群众起来压制社区恶霸，不容许极少数人劫持和侵犯大多数人的权益。我们不能再靠雇佣越来越多的协警、城管去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权利了。

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不仰仗社区自治而能单独治理社会。其中的道理有三个：第一，成本太高，政府财政无法承受这个无底洞。雇再多的临时执法人员也解决不了社会秩序恶化问题，甚至临时工本身也变成了社会秩序问题。第二，科层机构分门别类执法，管不了小事。人民日常生活的每件小事都在各种法律的交叉、边缘和灰色地带，政府不可能对每件小事组织联合执法。第三，法律管大事，人民生活中的小事要依照本地风俗习惯来管。

因为政府单独无法治理社会，所以眼下才有很多基层政府靠黑社会维持秩序和办事。而今社区自组织全面瘫痪，群众散了，社会失序了，无赖恶霸漫天要价，在所谓“个人权利”名义下侵犯社区群体利益，以至政府的巨额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投不下去。

中国共产党原本极善于组织群众，或者说就是靠动员和组织群众起家的。群众与人民有何分别？有组织的群众就成为人民。群众渴望有组织，共产党不出头组织，其他势力就来组织。

五、党建：

党去行政化，政府去政治化

“党八股”让百姓莫名其妙，“洋八股”让百姓云里雾里，党八股、洋八股看似相互对抗，其实是一回事，左右都脱离群众生活的实际。党为什么无法像过去那样密切联系群众？因为党的领导体系本身已经全部融入政府执法办事的科层体系。党管政府，但自己就是行政化了的政府就谈不上管政府了。同时，政府也就是党，执法办事的官员就忙于政治学习，靠写学习感想升迁；政府预算的硬约束也被日渐政治化的行政瓦解，跟着不断变幻的政治口号花钱。于是，行政系统执法办事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准反而不重要，荒唐的事频繁出现。

党的职责是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也就能对各地群众有什么难处，最关心什么，想要政府做什么，感同身受，从而指令政府去办百姓要的事。因为密切联系群众，懂得群众想要什么，认真为群众办事，党在人民中就有威望，其日程和目标就不会被资本、媒体、外国、意识形态所劫持。

去掉官气、去掉“党八股”和“洋八股”的学究气，接上地气，党就能防止自身变质为乌托邦或权贵的代表，就能让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让我国出现生动活泼的大局。

“党去行政化，政府去政治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不是“党政分开”，党政不能分。“双去”是让党去官气、接地气，保障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加强党的领导；也是让行政服从党的指令，全力、专业、高效率地执法办事。这是我党的老办法，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模仿中共获得成功的要诀。

六、文化：

服务于亲近群众、组织群众的需要

中华主体文化有天然弱点。第一，中国小农自私自利、散漫无组织，这使得中华民族组织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第二，我国是主体族裔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与辽阔边疆地区的少数族裔乃至全世界的人有天然的沟通困难。第三，小农文明有重物质的基因，非小农文明有重精神的基因。

精神生活强调的不是“以物化人”而是“以文化人”，鼓励为来世的乌托邦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因此，以汉人为主体的文化很难开疆拓土乃至稳固边疆，也同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矛盾重重。我党信奉“无神论”，就有了党员干部在新疆、西藏等地不得进寺庙的规定。但那里群众的生活一半是精神生活。不懂宗教，拒绝进寺庙，怎么动员、组织、引领群众？何况党员干部在内地是可以进佛教寺庙的，不好尊己慢他。满清诸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敬喇嘛却不入教，还对活佛噶尔丹领导的准噶尔叛乱进行了无情打击。开疆拓土、稳固边陲，满清一朝利在中华，功在千秋。

从组织群众的需要出发，我党就应该奉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组织群众的需要出发，我党还应让自己的文化政策与时俱进。信教的社会有先进也有落后，不信教的汉人社会在世界上也谈不上先进。宗教与社会先进落后没什么大关联。我们共产党人向不以神祇为对手，信神与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目标而奋斗没有天然矛盾。重精神与重物质的文明相互尊重、互相学习才能和谐相处。这是与国内少数族裔的相处之道，也是与他国人民的相处之道。从亲近和组织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国的文化就能逐渐改善，从隔离逐渐融入世界。

以上从认识论、政治、经济、社会、党的领导、中华文化总共六方面谈了些个人看法，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我们在所有重要名词前面加“中国特色”这个前缀。什么是“中国特色”？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为实现中国百姓的具体利益执政，就是“中国特色”。民本主义是我国万世一系的治国理念。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