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网2016”行动启动：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4月21日消息，日前，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2016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宣布启动“天网2016”行动。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

国际追逃追赃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重要举措，关系党心民心和我国国际形象。当前，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成果。为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深入开展“天网”专项行动。

“天网2016”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其中，继续由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结合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央组织部、外交部、公安部和中央纪委机关开展出国（境）证照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主任黄树贤指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任务十分艰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和要求，思想更加重视，信心更加坚定，行动更加坚决，多管齐下，综合施策，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要全力开展“天网2016”行动，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不断取得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新成效。

百人“红通令”公布一周年：26人归

案另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在官方集中公布百人红色通缉令名单一周年之际，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通报，已有26名嫌犯归案，其中半数涉嫌贪污罪，有人涉案金额高达9400万元。

26人之中，有13人涉嫌贪污罪，包括戴学民、李华波、顾震芳、杨进军、方翠英、朱振宇、邱渤海、裴健强、黄玉荣、储士林、付耀波、张清曌、常征等。

2015年5月9日，潜逃新加坡4年之久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其中，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涉嫌贪污1100万元，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涉嫌贪污公款高达9400万元，一度引发关注。

在上述13名涉嫌贪污罪的红通嫌犯中，还出现了共同贪污的案例。据中纪委网站通报，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付耀波、原出纳员张清曌，二人涉嫌于2008年至2014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共同贪污公款2996万元，2014年9月一起潜逃出境，先后流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格林纳达、圣格等国。

根据中纪委2015年12月5日的通报，上述曾任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的黄玉荣，不仅涉嫌贪污，还涉嫌受贿犯罪。

除了黄玉荣，归案的嫌犯中，另有3人涉嫌受贿罪，其中两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此外，百人“红通令”名单上唯一涉嫌行贿罪的嫌犯也已落网，即曾任大连春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巴连孝。

归案的其余9人，所涉罪名还包括“挪用公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诈骗”、“职务侵占”、“洗钱犯罪”等。

近半系被劝返 嫌犯坦言在国外多年备受煎熬

中新网记者统计发现，劝返和遣返是重要的追逃方式，此外还有国内缉捕等情形。

具体而言，26人中，12人系被劝返，上述黄玉荣、巴连孝等人均属此种情形。

“百名红通”4号嫌犯黄玉荣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

多年漂泊海外的黄玉荣在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时表示，“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我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对国家法律充满信心，一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全国第24名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常征在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后表示，回国投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正确抉择。在国外多年，无法对父母尽孝、无法与亲人相见，备受煎熬。现在回到祖国，一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坦白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除了劝返，另有10人是被遣返回国，包括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以及潜逃新加坡4年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等等。

其中，杨进军是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公开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李华波案件则是中国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在境外刑事法庭出庭作证、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潜逃境外腐败分子涉案赃款的第一起案例。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微信公众号今年1月6日披露的信息，“百名红通人员”中另有2人死亡，2人在国内被缉捕。

“百名红通人员”中首个落网的戴学民便是国内缉捕。根据中纪委的通报，他是“改换身份持外国护照潜回国内”被缉捕归案的，落网时间是2015年4月25日上午11时，这距官方发布百人红色通缉令尚不足三日。

另据媒体报道，在中国境内被捕的还有朱振宇。他逃往美国后于2004年回国，此后再无出境记录。专案组经过长期驻点侦查后确定其家人在上海生活。在“亲情攻势”下，朱振宇最终选择主动投案。他坦言，“这些年来一直在偏僻的地方东躲西藏，生活十分困窘，希望宽大处理。”

外逃时间不一：有人仅1年多，有人长达17年

据中新网记者统计，归案的26人之中，潜逃时间在5年以内的达到16人，占比六成以上；外逃时间6-10年的达到4人；11年以上的达到6人。

外逃时间最短的是龙岩市天成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黄水木，从2014年5月出逃到2015年7月归案，历时仅一年两个月。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外逃时间最长的为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丽萍，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直至今年3月27日被劝返回国，潜逃境外时间长达17年。

有文章曾指出，别小看了潜逃的时间，这其中暗藏着大学问。潜逃时间越长、追逃的难度越大。很多外逃人员在出逃前拟定详细周密的计划，变换身份、在多国流窜。他们从一国窜到第二国，再窜到第三国，在确定行踪的过程中需要与多国司法执法部门配合，耗时会比较长。

藏身何处？美国最多，加拿大次之

已归案的26人之中，有6人曾逃往加拿大，或将加拿大选为逃往目的地；曾逃往美国的有4人；共计约10人曾逃往新加坡、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不过，也有人选择逃往加纳、几内亚等较为“冷门”的非洲国家。甚至还有人藏身澳门，即广州市新塘镇大敦村原党支部书记吴权深。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官方去年公布百人“红通令”名单时就曾指出，逃往美国的最多，为40人；逃往加拿大的次之，为26人；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也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

为什么外逃腐败分子都喜欢往美、加跑？中纪委曾撰文指出，“这就牵涉到我们与美国、加拿大之间引渡条约缺位的问题。”

据悉，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追逃只能通过替代性措施即劝返、遣返、异地追诉的方式来实现。因此，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是追逃追赃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

关于2016年追逃追赃工作，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曾透露，将全面摸排外逃人员境外藏匿地，再集中公布一批外逃人员“红通”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