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黄思然：对外投资这么多，为什么有些中企还不受待见

据《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年）》白皮书介绍，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基建了156个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中资企业也在国外开展商业形式的基建项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在国外更多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一环。这既有利于建立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也能够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中国在对外援助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既有优势，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劣势。只有保持自己的优势、并进一步克服自己的劣势，中国在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才能有更大的作为，为中国和项目所在国谋求更多的利益，达到双赢的局面。

中国的对外基建要兼顾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经济利益，即在国内需求不足时，将国内的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不仅换取这些国家的资源，更为这些国家产业升级、进而形成对中国制造业的有效需求打好基础。而另一方面是外交利益，使得项目所在国的领导人和人民感谢中国的援助，并且了解中国的文化、制度、软实力。从经济利益上考虑，中国政府和承担工程项目的中资企业需要降低成本、缩短工期、保证质量，这些已经是中国的传统优势；中资企业在保护环境、尊重传统社区文化等方面，也能慢慢学习并接近国际一流标准。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基建项目能遵循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也是中国基建项目能够走出去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为国家获取外交利益这方面，中资企业做得远远不够。一方面，中央政府对项目所在国的法律、制度、文化等方面不够了解，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告诉中资企业在当地如何开展项目；另一方面，中资企业往往把基建工作当成政治任务，不考虑基建工作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和媒体宣传，没有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其结果就是中资企业完全被动、保守地执行项目，反而给项目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损害了中国的外交利益。

首先，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必然要和当地人打交道。但是，中资企业往往片面地走“上层路线”，即只和当地政界、商界的个别精英打交道（有时还是通过中介交流），无视正常的法律和制度，盲目相信精英的承诺。如果所在国的政府强势有执行力，政治领袖信誉良好，有些问题可能还不会暴露；但是项目所在国的情况往往相反：中央政府号令不行，地方自治传统强大，势力错综复杂，精英出尔反尔。

在拉美某国的一个项目，中资企业需要征用土地，本地法律规定需要原住民社区的公投，但中介欺骗中方说只需拿到原住民首领的签字就可；中方拿到了签字就动工，被叫停，失去信任感的原住民拒绝谈判，项目拖延3年至今仍无法进行。在另一个项目中，中资企业投标时，没有按要求准备标书。外方经理对此提前提醒，而中方人员认为文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搞定拍板的人，结果导致直接出局。去年11月，墨西哥政府在高铁项目上取消中国的中标，也与中方的“上层路线”有一定关系。只走“上层路线”违背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导致中方在与项目所在国各类人士打交道时容易受人误导，从而受制于人。

其次，只走“上层路线”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中资企业往往缺乏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意愿和能力。

由于中资企业把基建当做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务，外加中国法律规定外派劳工一旦出事，抚恤金发放与出事地点在不在岗无关，所以企业的最大目标就是“不出事”。除了工程本身需要按期完成、保证质量之外，中资企业尤其不愿产生任何中国政府会知晓的负面信息，如中国工人和本地工人发生冲突、中方领导违反了中国的某些纪律等。因此，某些中资企业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低调”，而可用“神秘”来形容。比如，某中资企业在拉美的建筑营地大门上没有任何标识，围墙上也没有本企业的名称、商标、照片、口号等，外人只能看到紧锁的大门、站岗的安保、长长的围墙，完全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本国的军事基地、监狱还是什么特种机构，而当地公司在当地施工、或是中国企业在中国施工时都不会如此。有些中资企业在项目所在国首都的办事处不挂招牌，要走到窗口前敲挡板才会有人来对话，前去调研的学者感觉像是去情报机关接头。

中国员工向外国主管介绍项目情况

由于有些项目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中资企业必须雇用当地员工，中资企业在不得不照此办理的同时，也尽量减少中国员工与当地员工的交流，其原因大概包括为了防止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在某基建工地上，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使用分开的食堂和宿舍。中资企业不仅限制中外人员的交流，一些中企即便在首都的办公室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晚上8点后出门需要请示。

同时，中方的员工同样也缺乏与外方交流的能力和意愿。在拉美某个项目的营地里，约有2700名外方员工和250名中方员工。其中，中国人能讲西班牙语的只有7位翻译，能用英文交流的中方员工不超过10人，而外方员工完全没有能用中文交流的人，英文水平也非常低。交流在文化方面也存在障碍：中方员工普遍认为当地人教育水平低、当地文化乏善可陈，“和他们没什么好谈的”；而中方的翻译会把拉美和西班牙对比，认为所在国比起西班牙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这种环境下，中方从上到下保持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做完这个项目从而回到“更有文化”的中国，而不愿与当地人交流。

但是文化的歧视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中方的一些行为同样被当地人视为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譬如，中国人在路上见到当地员工不打招呼，使得当地人觉得失礼；建筑工地上的厕所往往还是中国70、80年代常见的旱厕蹲坑，没有隔板；澡堂也没有隔板。当地人觉得在厕所和澡堂里彼此能看到裸体侵犯了个人的隐私。即使澡堂热水充足，有些中国人（包括管理人员）也不是每天都洗澡，也使外方工人不解。在另外一些方面，当地人觉得中国人的有些思想和行为小题大做：譬如，在某处中方营地的附近有一家提供色情业服务的酒吧，当地人经常光临——可能仅仅是喝酒，也可能寻求性服务，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中方对此讳莫如深，不敢承认此处的存在，但最后还是被媒体拍到了中方经理在酒吧消费的照片。

这些使得中资企业在当地没有正面的存在感，媒体宣传完全被动，更谈不上文化交流。工程如果能顺利完成并交付使用，当地主持这一项目的政治精英获得荣耀，中方的实际工作被一笔带过或忽略不计；如果项目中出现劳资纠纷、事故伤亡、游行抗议等，项目所在国的媒体就大做文章，而军事化管理、走上层路线的中方公司习惯不闻不问当地媒体。柬埔寨的一位官员曾告诉笔者，日本、韩国在柬埔寨援建多年，都在当地建有文化中心，向柬方民众宣传本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而中国方面虽然宣传与柬埔寨王室的传统友谊，援建项目也不少，却没有文化中心或向柬方民众出口中国的文化作品。结合上文所说的中资企业的态度，可以看到出现这种结果几乎是必然的。

10月20日，肯尼亚前总理奥廷加在北京参加“新兴市场论坛”时，曾表示非洲急需中国援助建设基础设施。他还讲到，有些人士指责中国在非洲用囚犯修桥修路，以指责中国人侵犯人权。他认为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和公司使用了囚犯工人，而且，即使有，他也根本不在乎，因为非洲急需这些基础设施。

虽然奥廷加先生表明了他的态度，但是“囚犯”之类的指责有损于中国的形象。如果中资企业继续采用上文所述的方式在海外进行基建工作，那么诸如“中国工人都是囚犯”这类的猜忌还会源源不断：中国人劳动强度高、工作时间长、高度守纪律；而且不与外界交流、实行军事化管理。项目所在国的猜测虽然不对，但是却很符合逻辑。如果中国想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必须改变中资企业的基建方式，培养其在当地交流、宣传的意愿和能力，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的外交利益和国家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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