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习近平面临的崛起难题，类似两位罗斯福总统的课题之和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过两位名叫罗斯福的总统，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另一位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前者以强硬的姿态推行改革主义政策，带领美国进入世界一号大国行列，在经济总量中超越英国。后者全力推行罗斯福新政，将美国带出了20世纪经济大萧条的泥潭，还领导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稳 固确立了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一哥”地位。从某种程度来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面临的崛起难题，与美国历史上两位罗斯福总统的课题基本相似。《学习时报》4月28日转载《习近平时代》一书书摘，如下：
原标题：两个一百年”，该中国出场唱主角了
——《习近平时代》选载
2015年一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在《名利场》杂志发表《中国世纪》一文，文中说道，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2015年会成为“中国世纪元年”吗？赞成者认为，除了中国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赶上美国外，还有其他“类中国世纪”现象出现，比如倡导亚太自贸区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倡建亚投行、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反对者则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看到上限”，甚至称“好像不久中国时代就要结束似的”。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5年世界经济黄皮书认为，2015年中国仍极可能延续过去多年的惯性，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则表示，现在的中国类似于“1872年的美国”，当年美国GDP按购买力平价第一次超越英国，而世界进入“美国世纪”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此，中国世纪的元年还远远没有到来。
《习近平时代》中文版封面
尽管“世界第一”是当今中国绝大部分人都不接受的“桂冠”，但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主要强盛国家的目标，中国人认为绝对不能动摇。
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没有说要成为“世界第一”这句台词，但中国必须跻身于主导世界新秩序的大国行列，则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不容置疑的目标，现在最大的悬念是实现的时间。
超美，没有被当成终极目标
“当人们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一个很少被人关注但很重要的事实是：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以经济总量第一的姿态进入了2015年，并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又恢复了在人类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地位。”
斯蒂格利茨在《中国世纪》一文中继续写道，“在出口、居民储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中国甚至早就超过了美国。在创新和专利方面，中国虽然落后于美国，但差距也正在缩小。”
斯蒂格利茨呼吁美国政府正视“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他说，全球经济实力的结构性转变从前也发生过，英国的主宰地位持续了近100年，即使19世纪70年代在经济上被美国超越后，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其间总会有个时间差，“美国和中国之间也会有”。
类似“中国世纪来了”的预告近期在美国媒体中也时常见到。美国彭博社2014年12月25日发表题为《中国以世界新银行步态走来》的文章，以讽刺的语气写道：“多亏有了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还有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尾武彦，都没什么事可干了。”
美国《纽约时报》则在此前发表文章称，中国领导人最近的表现显露了“大国雄心”，他们努力证明中国不是可怕的好战国家，并乐于帮助小国。近代中国由于国运不振，都是跟着国际形势走，而如今中国已经参与到突破秩序和制定规则的大国事业，“2014年就是个开端”。
应当说，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主旨是奉劝美国政府不要遏制中国，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这是新经济现实的结果，而且美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回应，就会有反弹的风险，其后果是不正常的全球体系或全球秩序，这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他鲜明地提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这一判断，还是引起国际政治界热烈的讨论。
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种反应是，过度自信的认为“中国世纪”已经到来的观点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中国模式”击败“美国模式”——这种论调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时在北美最为流行；另一种反应是，把西方某些个别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观点视为一种阴谋，是想让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世界第一”“中国世纪”等光鲜的桂冠，更多的理解为一种忽悠，或者说是一种过分的抬举。
在不久后的2015年3月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相关问题作出回应：“我在国外也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总是有被忽悠的感觉。因为按照国际权威统计，中国也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按人均GDP，我们是在世界80位以后。春节前我去西部农村连走两户人家。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风的破瓦房里，儿子40多岁了，因为穷还没有娶上媳妇。另一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但是妹妹为了让哥哥更好地念书，春节还在外面打工没有回家。我看了确实很心痛。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近2亿贫困人口，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时下的中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会心甘情愿地永远待在“世界老二”或者世界二流国家的位置上徘徊不前。
继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反复强调“两个一百年”目标就是军令状，是不可动摇的奋斗目标。比如，2014年10月29日，他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代表时指出：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依法治国，加强执政党建设，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对于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不管怎样分析，总是要把中国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来理解，才能洞悉中国人心中“强国梦”的真正内涵。
中国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报告中指出：1800年，全世界有9亿人口，中国占3亿。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占全世界的1/3，当时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的工业产值仍占全世界的33.3%，全欧洲只占28.1%。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个，其中中国占6个（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但之后一个多世纪的衰败，让中国迅速跌入失败国家的深渊。就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后的最黑暗岁月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依然喊出了中国要成为“地球上第一强国”的口号，他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中国“必能驾欧洲而上之”，而且在1919年的《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中提出，只要振兴中国的实业，“不特可与美国并驾，且当四倍于美国”。
在毛泽东看来，赶上美国，超过美国，不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中国的目标是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座谈时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们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进一步阐发了中国超越美国是为了为世界多做贡献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毛泽东认为，作为世界上幅员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有自豪的文明史，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追随国家富强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邓小平终身的追求。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的谈话中，突出了通过改革实现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又一次表达期望：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目标，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亲自制定了中国的“三步走”战略计划：第一步用10年的时间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在21世纪再花50年时间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通过追溯历史，人们可以基本理清一个逻辑：中国的百年复兴计划，不是为了超过美国，而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让中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自觉追求。
作为中国这艘巨轮的船长，习近平深知稳妥地把握方向是船长第一位的责任。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APEC峰会发表演讲时做了这样的表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习近平在这次演讲中还强调，我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抱着坚定信心。同时，我们对需求下滑、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问题和挑战保持着清醒认识，对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冲击高度关注，正在采取稳妥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
时事评论家普遍认为：当今中国的领导人手里握着一把好牌，只要不莽撞，不犯颠覆性错误，不走邪路和老路，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
习近平作为一位经受过多种考验的成熟政治家，无疑为中国的航向稳定性又加了一块压舱石。对此，曾经访问中国上百次、与中国历届最高领导人都有过面对面交往的基辛格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评价：习近平身负重任，他正试图改变一个拥有13亿人的国家，改变中国多年来业已建立的模式，也正取得一些成功。在中国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世界经济日益复杂之际进行这个转变。我觉得，习近平会作为一位给中国带来重大改革的领导人被载入史册，其中一些改革将为中国带来历史性巨变。
重返世界之巅，中国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
一位原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曾经这样描述她从二线主持人成为一线主持人的一段心路历程：
有一天，一直在中国内陆省份的一家地方电视台当“二线主持人”的她突然接到中央电视台一位重要新闻栏目制片人的约见电话。
“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吗？”制片人问她。
“我现在很有名了。”她认为自己在省里已经有一线的知名度了。
“我说的是全国家喻户晓式的成名。”制片人强调。
家喻户晓式的成名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她后来才明白，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即使在超市里买零食，也会有人拉着你要求签名。你不再有隐私，也不再有遁形的可能。
更让她困扰的是，每天都要接到无数陌生人的电话或者电邮，人家要求得到你的帮助。“因为你现在是一线名人了！”
站在高层舞台的中央，就得接受许许多多来自方方面面的审视和考验，这恐怕是所有的一线明星和名人共同的感受吧。
中国的发展历程与上述这位女主持人的经历的确很相似：十九世纪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只是世界舞台上不入流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向中心舞台靠拢了一些，但远不是“领衔主演”的角色。30多年来，中国更是有意低调，在韬光养晦的路子上专心发展经济，基本上无意去争“男一号”或者“女一号”，然而，突然有一天，中国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人家纷纷告诉你——“你现在是舞台的主角了！”可以想象，中国人内心里那种惊讶和不适应，该是怎样一种滋味。
前几年，美国一家媒体追踪机构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10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伊拉克战争和美国“9·11”事件。
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利用一种算法对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搜索，寻找使用词语的趋势。该机构称，人们对中国这个亚洲经济引擎存在强烈兴趣。该所负责人保罗·帕亚克说：“中国跃升至新的经济高度已经改变了国际秩序，而且还在继续改变现存国际秩序……这种正在进行中的转变位居10年来所有新闻故事之首。”中国崛起——10年来最重要的新闻故事，以相关统计数据领先400%的优势将第二名远远抛在后面，而第二名正是最具新闻看点的伊拉克战争。
“中国崛起”一跃成为全球网络最热的搜词，这一变化说明，中国的的确确已经成为全球舞台的“一线明星”。与好莱坞众多炙手可热的明星报道一样，全世界对中国这位新晋明星的认识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正面肯定，也免不了有负面报道和飞短流长。但不管怎样，一向习惯了低调务实的中国人，这会儿突然面对成千上万的审视镜头，显得多少还有点不适应。
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驻华资深记者詹姆斯·法洛斯的《中国：它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卢宜宜的《中国如何才能更了解其他国家？》等学术文章均认为：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并不深入。知道外界为何会对中国感到担忧，但用自己的话语进行对外表达尚有欠缺。对外国人来说，主要担心的问题是：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但对于外部世界对自己的看法，中国人却所知甚少。这会带来很多潜在的失误与争端。
总的来说，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最要紧的还是办好自己家里的事。而外界对中国赋予的期待一下子被抬升到中国人难以承受的程度。这里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政界提出的“G2共治论”。
“G2共治论”又可称为中美共治论，最早缘起于一个新造的词语“Chimerica（中美国）”，这是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2007年3月4日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根据他的定义，“中美国”主要是指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最大的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以及这个利益共同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随后出现的名头更响的“G2（两国集团）”概念显然与“Chimerica”异曲同工。2008年7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对于“G2共治论”，中国学者认为建立所谓中美“G2”模式是不切实际，也是有害无益的：首先美国是否真心让中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合作加遏制一直是美国近几届政府对华战略的基调，怎么可能向中国让出它的部分领导权？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基本外交政策，中国从来没有追逐霸权的意向和图谋。其次，世界上不光有中美两国，现在欧盟是最大的经济体，还有日本和“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以及其他经济体。各自的利益诉求多种多样，中国的实力不足以领先，何谈与美国一起共管、共治？诚然中美加强国际上的协商和合作，对世界也将是有利的，但这与中美G2完全是两个概念。
习近平相当于两个罗斯福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过两位名叫罗斯福的总统，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被称为老罗斯福，另一位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被称为小罗斯福。
前者以强硬的姿态推行改革主义政策，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的“公平交易”法则包括保护消费者条款、惩罚企业垄断行为、维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以及美洲荒地等。在外交政策上，他扩建海军、建造巴拿马运河，学者们普遍认为他是现代美国的塑造者。正是在老罗斯福手里，美国进入世界一号大国行列，在经济总量中超越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则积极斡旋，主动发挥美国的影响力，老罗斯福总统还因成功调停日俄战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后者全力推行罗斯福新政，全面改革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制度，将美国带出了20世纪经济大萧条的泥潭，还领导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稳固确立了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一哥”地位。小罗斯福总统视野开阔、决心坚定，结束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领导美国与欧洲展开竞争，打开了美国在二战后的战略格局，为联合国的创立做出关键性贡献。小罗斯福总统是当代美国国际地位当之无愧的确立者。
从两位罗斯福总统的治国经验来看，美国在实现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国内锐意改革，打破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种种桎梏和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并建章立制，让法治在市场经济秩序中占主导地位，将美国推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轨道；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是纵横捭阖的高手，软硬兼施，长袖善舞，让美国人意识到“始终闷声发大财”是小富即安的心态，美国必须主导国际新秩序才能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成功地将美国推上了全球老大的宝座。
中国学者在分析美国崛起的经验和启示中指出：“尽管中美两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环境大不相同，但19世纪后半叶美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可资观察中国快速发展面临的问题。中美两国均以惊人的速度获得迅猛发展，城市扩张，物质财富增加，生活也显得紧张忙碌。美国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和技术强国。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30多年里，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空前的速度推进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经济增长与物质繁荣背后所呈现的尖锐社会矛盾和冲突乃至体制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国家对实现本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发展目标的追求。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均需适应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刺激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的变化，须调整其法律和行政管理方法，以适应一种充满巨变且错综复杂的时代。”
从某种程度来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面临的崛起难题，与美国历史上两位罗斯福总统的课题基本相似。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法治政府，倡导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制约大企业垄断的“公平施政”理念；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需要适应从担任配角到担任主角的转变，引领世界修改不合理的旧规则、拟定新规则，并成为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守护者，中国必须占据道义高地，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的重任，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真诚期待。
韬光养晦的策略并没有过时，它强调的是中国要务实低调，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同时还应当牢牢守住一条底线——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始终是第一位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空间与国际环境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开拓新局面、建设与中国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就不可能实现重返世界之巅的战略目标。
纵观世界各大国的崛起历史，人们可以发现，世界老二是最难当的。当年法国、德国企图挑战英国的“日不落霸权”，最后均折戟沉沙，连不可一世的拿破仑都不得不饮恨圣赫勒拿岛。日本、苏联倾举国之力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最后也都落了个分崩离析、头破血流的下场。而今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国正处于由全球发展中大国逐渐向世界强国过渡的关键时期，能否创造中国式的崛起奇迹，有太多的悬念，也有太多激动人心的期待。
2014年秋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在全球出版发行，该书系统收录了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来至2014年6月间的重要文章和讲话文稿，国际社会从中读出了习近平对内政外交的基本思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为该书撰写长篇书评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告诉外国读者，中国的领导层遵循什么样的哲学，中国的发展方向依据何种战略方针。如此，世界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该书首发式上说，自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涵盖各个领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阐释了习近平主席和中国领导人的立场，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政治。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突出强调了他一贯主张的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兵燹不断，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循环发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苦难。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就造成了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的人间惨剧。这段悲惨的历史，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人历来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通过习近平的一系列相关论述来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也不会重蹈霸权国家的老路，而是专注于内涵式发展，以国民的勤奋劳动和激发民族创造性实现民族振兴，这是中国人民的福气！也将是全世界的福气！中国的崛起，将是全世界的机遇，而不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