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基础与动力——协商民主何以在中国成长

【“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但很多人并不了解什么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为什么会在中国产生。作者****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6年第1期，总第81期]上阐述了这些问题，本文为演讲整理稿。】

各位领导，很荣幸在2016年第1期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上给大家讲协商民主。这个荣幸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协商民主本身，协商民主也值得在这样一个讲坛上作为2016年第一个主题呈现给大家。

2016年中央出了关于人民政协建设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中国将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形式来实践人民民主。十八大明确了要进一步推进建设和完善协商民主。去年年初《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了要在广泛和多层次的领域推进协商民主。这其中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等等。作为中国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无疑是中国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上世纪90年代，西方流行协商民主这个概念，但是中国并不是因为西方用这个概念而实行协商民主，它直接源于中国自己的实践和探索。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构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框架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把人民政协的协商扩展到更大的领域里面去，提出要加强和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就使得政协的协商拓展到政府与社会关系上。

我受到十三大提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启发，在2003年写了一篇关于协商与中国民主发展的文章。为了区别西方的协商民主，我当时没用“协商民主”，用的是“协商政治”。我当时明确强调，协商政治应该是中国的民主发展的一种形式。今天看来，这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我只是把中国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呈现了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确定协商民主，实际上为实践人民民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路径。但是找到了协商民主这条路径，并不等于我们就把协商民主运行好了，就像当年西方搞竞争性的民主选举一样。西方很早就开始搞选举民主，但是真正成熟是很久以后的事。中国确定了协商民主，并且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配合，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后面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如何使协商民主完善起来，系统化、程序化、规范化，使它真正发挥作用，使它真正呈现给世界一种有效的、全新的民主文明。从这一点上来看，协商民主对中国的意义是，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条件下的民主建设，同时也给中国人提出了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如何创造新的民主文明呈现给世界。

今天我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协商民主何以在中国成长，它的基础和动力在哪里。

一、民主与协商民主

民主是每个人耳熟能详的东西，但又是每个人经常感到困惑的东西，何为民主？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民主问题搞不清楚，协商民主也就搞不清楚。

（一）人为什么需要民主？

今天与任何一个人讲，我不给你民主，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但人为什么需要民主呢？我们必须回到最原点来看。人和一般的动物不同，一个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于人是追求自我发展的，既受本能控制，但是又力图从本能出发，去创造新的生命意义，因为人有意识。人的意识使人的欲望变成力图创造无限可能的生命意志。这种生命意志在现实中的存在就是要追求自由，人追求自由的本质就是要实现自我更好的发展。我们讲以人为本，很核心的一点就是尊重人的自由发展，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信奉的最基本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所有的。但人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实现更好的自我发展。这一点休谟在《人性论》里讲得很明白：人和动物相比是飞不上天的，人是跑不过动物的，但是人最终成为万物的主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可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合力，这就是社会。

因此，人组织社会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但是人如何在社会当中实现共存，你要追求自由，我也要追求自由，如何共存在一起呢？因而就会形成规则，而这个规则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人是要追求自由发展的，人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而社会的使命是要使人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因而这个社会应该是有序的。而有序的社会是应该根据人们共同的意志来达成的，这就是民主的最直接的表达形式，所以民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治。而自治的目的就是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对每一个人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是能够保障和推动每一个人发展的。自治在小范围是能够实现的，但当社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随着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增加，完全自治就非常困难，这时候人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找一个中介的力量或者第三方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要得到运行，就必须委托具体的人，让其掌握公共权力，并建构公共权力运行所需要的规则和组织，从而使得一定规模的社会依然能够保持在秩序的状态。公共权力及其衍生出来的制度和组织，共同构成一个虚幻的政治共同体，我们称之为“国家”。

马克思有一句话，“国家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国家是一个外在的力量，但是这个外在力量很重要，人们借助这个外在力量实现社会利益的协调和秩序的建构。在这里要插一句，人类是非常聪明的，人在建构国家这个虚幻的力量之前还建构了另外一个虚幻的力量，这个虚幻的力量不是解决你我之间的冲突，而是解决人内心的冲突，即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欲望之间的冲突，这个力量就是“神”。人创造了上帝来解决人内心的冲突，人创造了国家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宗教，还是国家，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创造了国家，人们就能在更大的共同体里存在。国家公共权力高悬于每个人的头上，委托具体的人去掌管公共权力，建构秩序，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但问题随之而来，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是神，也是人，因而他也有自己的利益和想法，于是人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使得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会变成奴役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真正帮助每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健康发展？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最终形成的想法是：公共权力确实是这个国家需要的，但是这个国家必须是能够被我们所掌握、所监控的。因而国家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创造国家的每个人的手里，这就产生了民主的政治意义：民主就是人民统治，人民在国家共同体当中是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主体。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一点，人们之所以需要民主，是因为人们离不开社会，也离不开国家，而社会和国家要真正成为帮助人们实现自我发展的有效的和正当的力量，就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在社会和国家里依然是主体力量，国家和社会依然是由人民来治理。民主的本质就在这里面。最直接的表达就是自我管理，其政治表达方式就是把国家控制在人民手中，这就是“人民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主没有什么玄奥的地方，因社会和国家的组织和治理而起，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落实于人的自我发展。没有社会和国家，也就无所谓民主。

（二）协商与民主

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做主。人民做主的核心是什么呢？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就是共议，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秩序是共同维护的，目的就是实现你我共存在一起。很多时候，自治的方式往往会采用乡规民约的方式来实现，这也是一种民主。美国人比较自豪的一点是，它的民主是从“根”里长出来的，这个“根”是什么？就是从自治慢慢长出，然后变成地方政治，最后形成国家政治。因而，美国是自治政府决定地方政治，地方政治再决定国家政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选举相比，协商是更为直接的民主呈现方式，民主的原生态不是选举，而是共议和协商。所以，不要认为中国是因为搞不了选举民主而采取协商民主的方式，中国选择协商民主，是用民主的原生态形式来做的。从协商这一原生态的民主方式去发展中国民主，到底要走多长的路，今天不好说，但是这个方向没错，符合民主的本意，符合民主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中国搞协商民主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没有理由提出质疑，相反应该促其积极成长和健康发展。

（三）协商与协商民主

首先，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这句话是列宁讲的。过去只是把它当成口号来讲，没有悟出其中的真谛所在。我前面讲了民主最重要的是要维系人民的统治或者人民做主，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我们必须生活在国家这个共同体里面，没有国家，社会没办法延续，因而所要建构的一种人民统治，不仅要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而且要使得自由发展所离不开的国家共同体能够保存。共同体是安全的、和谐的，每个人自由发展就是有保障的，因此真正的民主建构，既要能保证每个人的发展，还应该保障这个国家的共同体是稳定、有序、可持续的。

所以，任何国家的民主的建构不能只考虑一维，一定要考虑两维，一维是人，一维是国家，两者要平衡在一起。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关于评价政治体制的三个标准是正确的。好的政治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稳定。现在很多人考虑民主只考虑人，不考虑能否解决社会的进步问题，不考虑能否解决国家稳定的问题，这是错误的，这三者要统一在一起，不统一在一起的民主是有形而没有质量的，我们称之为“劣质民主”。劣质民主既不能创造社会进步，也不能创造国家稳定，最后贻害的是所谓有自由但没有生存能力的人。劣质民主给了人民所谓的自由，但是无法保证他们生存与发展。所以民主一定要平衡在人、社会与国家三者共同发展基础之上。当然其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人，不在国家，但不能因此否定民主必须去平衡这其中的关系。

现在很多人开始强调国家能力对民主发展的价值。要平衡人与国家，进而要把人民自主管理、人民统治以制度的形式保留下来，不能光有理念，光保障公民权利，要用系统的制度性来同时保障个人与国家，既使得人的自由发展有保障，又使得国家和社会协调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选择协商民主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质、社会性质所需要的平衡关系。

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你既然是讲民主，为什么西方选择的是选举民主，而我们最后会选择协商民主？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在古希腊民主不是好东西，古希腊政体的选择是基于维护城邦的需要，基于城邦的结构来选择政体。社会结构中平民比较多，社会的中坚力量不是很强，很多事情不是由一个智者来统治，是由大众来做主的城邦，就往往选择民主政体这种形式。如果社会结构中贵族力量比较强，就选择贵族政体形式。在古希腊时比较好的政体形式是混合的，其中强调这个社会要有一部分精英力量能够帮助这个社会，但是精英必须是遵循公共利益的，这种政体中自然包含民主的成分。在古希腊，不管用什么形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政体的选择是从城邦的公共利益出发，从城邦的需求出发。所以，西方将古希腊的民主称为“古典民主”。现代民主从哪一点出发呢？现代民主从另外一个维度出发，也就是从人出发，从人的发展出发。

为什么现代民主从人的发展出发呢？关于这一点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当中来。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要追求自由发展。但是人的发展就像一个婴儿，在年幼的时候是依赖于母体当中的，依赖于他人的，因而人最初的时候是作为共同体一员而存在的，马克思把这种人称为“共同体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单位人”，只有隶属一个阶级或共同体才能在社会中存在，但是人的发展和对自由的追求让他们逐渐摆脱对共同体的依赖，寻求独立和解放。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从单位人、共同体的人变化为独立的个人，这个独立个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马克思称之为类本质的变化，这个变化产生了一场重大的历史运动，这个历史运动就是现代化。

今天所谓的现代民主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从人的个体权利出发构建现代民主，西方就是由此构建出现代民主形式的。西方人在构建现代民主形式的时候结合了西方的政治传统。西方政治传统一开始有公民大会，有元老院，有在中世纪就萌芽的代议形式。到了近代和现代交接的时候，有些国家比如法国，就产生了限制君主的各阶层的代表会议，叫“三级会议”。代议制在西方有很长的传统。而代议制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限制君主。代议制最初的主体力量是贵族，并借此将限制君主的代议制度最终确立起来。到了现代，尤其是到了20世纪普选的时代，这种制度就与以个人为主体的权利政治衔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今天所说的代议民主。一开始的衔接仅仅是强调个人权利的神圣性，国家要保障个人权利，国家是保证每一个人发展的重要工具，所以一开始强调的仅仅是国家是人的产物，不是神的产物，国家要保障每一个人。但最初的代议制以及与之相伴的选举制，并不是以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为前提的，当时就有了“两票制”，强调富人应该比穷人有更大的决定权。

随着代议制和每个人权利相衔接就产生了普选政治，普选政治形成以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来运行代议的权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西方的政党政治。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生使得竞争性的选举变成历史的必然。但还有一个东西也使得竞争选举成为历史的必然，就是古希腊遗留的传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是固定的，应该是轮换的。在中世纪的时候统治者不是轮换的，是固定的，现代是需要轮换的。政党政治再加上权力在社会中轮转，就使得竞争性选举变成西方内在衍生出来的民主形式。

中国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的逻辑也是从人出发，但一开始不是从独立的个人出发，而是从人民出发的。讲政治要把原理讲明白。再回到西方的逻辑里面。既然代议民主、选举制民主运行得好好的，为什么在代议民主之外还要搞协商民主呢？既然是代议的，那么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选举议员，议员凭借委托的权力进行决策，因此人们委托给议员的是把决策的权力给他，议员拿到这个权力之后就进行运作。人们能够监控议员吗？不能，人们只能在定期选举当中进行监控，因而这种监控是对人的监控，对议员在任职期间的权力和运作是不能监控的，可以表达但不能监控。因此代议民主运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选民选举议员，议员看起来能够听取选民意见，但选民的意志无法进入到政治过程当中。在政治过程中运行的意志实际上是议员本身的意志。很多的公共事务是与选民直接相关的，而选民却不能直接参与其中。于是，选民认为不行，我要参与其中，这样，在议员和选民之间就插入一个民主的机制，这就是协商民主。西方协商民主是因为代议民主本身的不足而产生出来的，它和选举民主不是并列的关系，选举民主是解决大的政治问题，协商民主是弥补代议民主不足而运行的民主机制，解决的是公民参与问题。

话说回来，中国为什么搞协商民主？和西方的协商民主有什么区别？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1949年革命以后的中国，也不仅仅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就像习总书记经常讲的，是五千年的中国。在当今的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延续不断，一个两千年依然维系国家大一统的，唯有中国；一个五千年的文明今天依然兴盛的国家，也唯有中国。在这一点上应该要有民族的自信。

中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其答案还是在中国的现代化本身。我刚才讲，现代化是基于人的解放而产生的，而这种解放是类本质的变化，形成整个现代化历史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个历史运动的下一步不是一个独立个人，而是独立个人变成真正的自由人。到了这个状态人类产生的历史运动是什么？马克思给了一个词“共产主义”。如果参照现代化的历史运动来想象共产主义，谁都没有权利否定共产主义，就像在一千年前谁能想象到今天的现代化。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有很强的历史逻辑，他说未来的共产主义是基于自由人而进行的历史运动。就像今天的现代化是由人类的独立解放和独立个人来构成的运动一样。这是极为深刻的。现代化的历史运动对古代文明所产生的冲击是致命性的，因为它使得承载人类文明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这种致命性的冲击往往会使得传统的或者古代的整个政治体系和政治结构崩溃。

中国在这个现代化过程当中，整个政治体系被彻底摧毁。中国有两千年封建史，但是中国没有留下君主立宪。而英国的君主查理一世被杀了，最后英国人还是领回一个君主建立君主立宪。中国君主专制那么长，却没有建起君主立宪，而西方的君主那么弱，却建立起了君主立宪，这与社会结构的基因有关。西方是贵族社会，贵族是需要君主来代表和整合的。传统政治体系解体的最直接的后果往往就是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近代中国经历过这种危险没有？经历过，但是这个国家迅速又重新聚合起来，维系住了大的国家版图和结构。这其中的关键是要重建一套新的体系与之相匹配。中国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制度体系的时候，不是从人的自由出发，而是从人民的整体聚合出发。这是关键之关键。

在这个过程当中，孙中山先生居功至伟。旧的体系毁了以后，中国也搞过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搞过选举，但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也搞了美式的民主，也搞了共和，但是我运行了那么长时间，居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俄罗斯的革命比我晚，它却成功了，我为什么不能成功？孙中山后来发现，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没有把整个社会聚合为一个整体，并且用整体的力量去建构民主共和。孙中山有一句话经常讲：“我要用主义来凝结人民。”他为什么要用主义来凝结人民呢？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中国传统帝国形成的政治结构比较简单，就是官和民的结构，中间是读书人，读书人既是官员系统的预备，同时又是管理社会的力量。整个帝国体系解体以后，官员这个系统就没有了，因此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整个社会呈现出的主体是广大民众。原来民众是通过传统制度凝聚成一个整体的，现在这个传统制度没有了，民众就直接呈现为社会的主体力量。这个民众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分散性。所以孙中山先生也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分散性过去常常被看作是国民性，这不完全对，这应该是政治性的分散。因为原来是在一个体系中存在的，体系没了，就自然以分散形式呈现出来。在一盘散沙的社会之上重新建立一个整体的国家，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核心力量，把社会聚合为一个整体。这个有效的核心力量就是孙中山发起组织的革命党。这个政党和西方的政党是两个概念，它的使命是把所有民众凝聚成整体，能够建构一套把国家维系下去的政治体系和发展模式。正因为这个政党要承载这样的使命，孙中山认为这个政党要用主义来引领人民；由于政党要建立新的国家，所以这个政党要有军队，这样，党、国、军、民，就形成了特殊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保证了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实现了整体转型，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当然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未来社会制度是什么？孙中山先生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都选择社会主义。孙中山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国家的权力应该掌握在民众手里，这就是孙中山的平民政治。毛泽东说平民政治是对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讲这里面必须加上一句，即这个平民政治应该有一个核心主体，也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建立了这套体系。这套体系的出发点是让人们得到解放，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我们是从人民来建构民主的。这就使后面形成的整个制度的运行模式与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这套逻辑的核心是人民民主。讲到这里，可以回答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同样是民主，西方文明的出发点是人民主权，我们的出发点也是人民主权。区别在于西方是从个人出发的，我们是从整体人民出发的，我们如果也从个人出发就没有今天的国家。历史和理论的奥秘就在此。

二、协商民主契合现代中国

（一）协商民主是中国深思远虑的民主形式

美国人非常自豪的一点，是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深思远虑的结果，是充分考虑了欧洲实践的各种政治的利弊以及美国的基础建构起来的。作为美国政治经典的《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政治是革命的结果，但也是深思远虑的，是经过了两个政党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的，第一个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因为孙先生确实深思远虑过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和体系。第二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最近到延安考察，才发现当年中共在延安那么困苦的条件下，居然创造了共和国的雏形，真是厉害！连科学院、教育系统都有了，当时的延安可谓是不毛之地，却在那里建立起共和国的雏形。因此中国现代政治，不是没有经历过试验和探索的，也不是简单照搬来的，是在跟中国社会互动的过程当中，跟中国历史互动的过程当中建构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真的具有战略眼光，党什么时候提出人民共和国，大家难以想象，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长征之后，在瓦窑堡会议上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刚刚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开始想未来。为什么改成人民共和国？道理有一个，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新国家必须完成一个使命，就是把分散的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什么是人民？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就是各阶级联合。什么是人民民主？就是各阶级联合统治的民主。这样的政治构想及其相应时间，使得中国整个社会在大变革、大转型的过程当中得以重新聚集起来。所以，中国的现代制度体系之所以拥有自信的基础，关键在于它并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一个深思远虑的产物，是在历史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那么，中国深思远虑自己政治的原点在哪里呢？中国政治的源与本是什么呢？这就是在我的书里面第一次谈的“两个人的政治”。西方的整个政治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的政治是从城邦出发的，因而政治的选择是根据城邦的需求来展开的。现代政治是从个体的权利出发，国家建构的许多原则都是基于保障个人权利确立起来的，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有限。什么时候考虑比较多一些呢？维系个人权利的自由资本毁灭以后，西方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为此，西方开启了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西方称之为“伟大的社会工程”，即建立福利社会。

然而，中国文化基因中的政治观，既不是从共同体需要出发，也不是从个人权利出发。在中国，什么是好的政治？中国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你我能够共存在一起。中国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句话也是和谐社会的经典诠释，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没有一种智慧能表达得这么清楚。“各美其美”强调各人有各人长处；“美人之美”强调应该根据各人之所长，成人之美；这样，大家共赢，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是两个人的政治，相互尊重，共存共赢。这可以不可以构成现代民主的价值和原则？绰绰有余。

中国没有产生出西方的民主有其他原因，但是中国有它的政治理性的一面。因而共存、共赢构成了中国政治中最为基本的智慧和原则。正是这个原则使得中国在国家转型的过程当中，尽管有纷争，但是最终是寻求共存的。所以我们最终选择的建国模式叫做“协商建国”。从中，人们既可以看到党的智慧和方略，但同时也能体会到背后有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和文化。今天中国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时候也是从“两个人的政治”的原则出发的，“你我共存”。所以中国人才会和美国人讲一句话，“偌大的太平洋，能够装得下我们两个国家”。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和想法。话说回来，一个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与他人共存、共赢、共发展。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精神底气来构建现代政治体系。

中国深思熟虑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主义共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民主可以概括出几个要点：一是需要轴心力量把人民聚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二是人民必须联合为一个整体，人民为主体，人民为本位。“十三五”指导意见里第一条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过去的文件里从来没有阐述过的，现在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摸到了中国政治和国家社会的根，是很重要的。人民为主体，与此相应，人民构成的社会就具有决定性的地位。三是各民族平等共存。四是国家单一制结构。这是很独特的，世界上所有规模大一点的国家都是联邦制，唯有中国是单一制。西方人对中国有三点不理解：其一是为什么有一个独大的党？其二是为什么这个国家依然是单一制的结构？其三是为什么这个国家各个民族还要共存一起？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内在特点所决定的。五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中国现代政治之形态，事实证明这个形态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发展而言是有意义的，是助其发展的，也是助其强盛的。在这个时候，谁都无法说这个形态不好，中国应该实行另外一种形态，因为，谁都无法证明另一种形态一定比这个形态好。

中国政治之本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核心有两个：一是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二是国家权力掌握在联合起来的人民手中。因此所有的人都有掌握国家权力、运行国家权力的同等机会。这是人民民主的本质。

中国现代政治之实，是自由、秩序与发展有机统一。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最根本的政治点就是把自由、秩序、发展三者统一起来。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中，中国最强的是发展机制，有一套很强的推动国家发展的机制，美国最强的是创新机制，如果中国有了发展机制，又拥有很强的创新机制，那么就拥有不可限量的美好前景。所以，现在培育创新机制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两个机制背后都应该有一个稳定、成熟的政治体系来支撑。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要明白，不要都等外国人来看明白，我们自己才明白，才敢大声地说出来。自己看不明白自己，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搞政治学的人就有一个使命，怎么把中国政治讲明白。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和思考中国政治的内在特点和规律，就会发现，民本也好，共存也好，一体也好，发展也好，都对协商民主形成一个强烈的内在需求，这恰恰是中国孕育协商民主的很重要的基础与内在动力。

（二）双重运动：中国确定协商民主

中国拥有协商民主的基础与内在动力是一回事，而使协商民主得以呈现出来并确定为中国重要民主形式则又是一回事。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双重运动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双重运动之一就是政党与国家的双重运动，分别是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党的建设过程有两个方面，一是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三者合一的群众路线；二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两个方面都孕育出协商民主。国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基于人民政协而产生的，是协商建国，协商建国以后产生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而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党的统一战线是互为联系的。统一战线是党层面的东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国家基本制度层面的东西。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基本组织形式，而统一战线解决什么问题？今天讲处理五大关系，阶级阶层、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党派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等。显然，这五大关系是关系国家全局的，从这个角度讲，统一战线既是党的法宝，也是中国国家整合的内在机制。

双重运动之二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双重运动。改革开放后，在党中央的推动下，政治协商得以全面恢复和发展。1987年十三大中央提出要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央的努力得到了地方各种形式的响应，从而孕育了地方的协商民主实践和发展。地方民主创新实践和基层群众自治，产生了各种协商的民主形式，民主恳谈会是最典型的代表。

这两个双重运动说明了什么？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国，但它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慢慢呈现出来的，是在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实践以及国家发展对民主的内在需求中产生出来的。讲到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国，产生于中国实践，与中国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而，中国协商民主不是要弥补代议民主的不足，而是整体支撑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虽然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中国实践人民民主的两种形式，但相比较而言，协商民主应该是主体的民主形式，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民主的主干是协商民主。

三、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动力

既然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内生的，是在中国实践中形成的，未来的动力有没有？我认为有，既然与中国社会发展有契合性，那么其动力就一定和整个社会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只要社会发展，协商民主就一定会成长。推动协商民主发展的动力就蕴藏在中国社会运行和发展所离不开的主要领域之中。

（一）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

大家都知道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但是对人民民主的研究和认识还不够深入。何为人民民主？我有一个简单的概括。

1.人民民主的实质。这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人民当家。即联合起来的人民掌握国家权力。什么意思？中国社会不管如何分化，中国社会的内在阶级阶层结构不管如何变化，国家的权力一定不会掌握在哪一个特殊的阶层手里，一定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全体人民手中。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在今天越来越重要，这是中国的特点，是国之体。

二是人民做主。人民当家，仅仅表明国家的家长是人民，我们还应该在制度上解决家长能够做主的问题。为此，要努力使人民能够广泛地、多层次地参与决策。这也是今天协商民主要解决的问题。很客观地讲，今天大家还不习惯协商民主，就像我们很不习惯市场进来以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样，很多时候还是政府代替市场。现在一定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也要慢慢习惯人民参与民主决策，这有一个慢慢扭转的过程，但是人民广泛地、多层次地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人民共享。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民的国家属于人民，人民要共享发展。“十三五”要决胜小康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彻底脱贫。就凭这一点，就让人觉得这个国家是很可爱的，很令人钦佩的，使十三亿人最终都能够脱贫。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政治体都有这种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共享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国家是在努力过程之中。

2.人民民主的运行。

这强调党的制度、国家制度和法治体系三者统一。党的制度解决人民当家的问题。为什么党的制度解决人民当家的问题？党的领导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让人民联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掌握国家权力，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话。这里面有一点大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和西方的党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性的政党，西方政党是局部性的政党。我经常讲西方是两层结构，国家、社会，政党在其中。中国是三层结构，把人民凝聚成整体的党的系统、国家系统和社会系统，形象地讲，这三个层面如同具有同等半径的三个圆，共在一个轴心点上，相互生成，相互支撑，相互作用，是既独立又依赖的共生共存关系。中国共产党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不是部分的概念，是整体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没有党自身的私利。这个问题要搞明白，这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所以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我们现在运行的国家制度强调人民做主，法治体系，平等共享，这三者是统一在一起的。我个人认为把这三者统一是中国政治的底气所在。西方人不理解，可中国就是这样实践的。

3.党与人民：人本政治与群众路线。

人本政治强调两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人民为主体。群众路线，一是指大众民主，广泛地参与；二是指逆向民主，即干部要主动去听取群众意见。正向民主是人民参与政治中去，逆向民主是政府走到民众当中，听取民众的意见。可见，党与人民关系的处理也离不开协商民主。

人民民主是中国国体，人民民主的运行对协商民主有天然的内生需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中国发展的基本政治保障，所以，人民民主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动力。

（二）民主集中制与协商民主

大家经常将民主集中制看成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东西，因为它最初是列宁提出的，最早运行于党内，现在变成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现代国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内在需求，就是保证国家的内在一体。现代国家不管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有一个特征是不会变的，就是中央集权。有一个原则是不会变的，就是宪法不容挑战。西方的政治民主、政党政治是在这两个原则下面展开的，因而政党之争不会形成政权之争，只会形成政策之争。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提出挑战国家政权，挑战根本制度，这个政党立刻变成非法，退出选举平台。国家有国家的组织和运行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内在的集中性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集中不等于专制，集中是保证整个国家形成一体化的秩序。中国在国家结构上实行单一制结构，在政治体系上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在民主实践上强调人民的参与，强调集权下应该有分权，各个地方和部门应该有相应的自主性，这其中包含社会民主，就是社会自治、经济民主等。

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国家政权的组织形态，以及政党运作的组织形态，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只是在不同的形态中，其具体要求有所差别。在党的政治生活中，集中所强调的是服从原则，在国家形态中就表现为尊重宪法、依法治理的原则。在党的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是通过纪律的形式展开的，但在国家生活中，则是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形式展开。所以，从中国整个政治体系来把握民主集中制，它实际上可以体现在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根本制度、单一结构、依法治国等各个方面，而不论从哪个方面，它对协商民主都有最基本的要求。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实践离不开协商民主；集体领导、集体决策、集体协商，也离不开协商民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更是以协商为基础。就是今天讲的人大，其最终意志的形成，也必须通过协商，以形成具有共识基础的根本意志。除此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也必须确立在民主协商之上，这种民主协商很容易发展为协商民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政治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推动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是创造性的影响，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一元的权力结构，现在慢慢变成了政党、社会、民众、政府、市场等多元的权力结构。今天讲是多元共治，就是协商。公平正义也是基于协商，正义就是秩序与自由的平衡，自由必须确立在尊重秩序的基础上。怎么平衡？就要基于协商来构建。所以市场经济使得权力治理的主体多元，与此同时，对公正的要求使得多元的主体必须实现共治，这就需要协商。

在中国政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决：一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过去只要劳动不要资本，今天既要劳动又要资本，劳动与资本怎么平衡在一起？除了政策以外，就是协商，具体来说，就是劳资协商。西方社会也是用这套办法。今天看来用这个办法是最好的。二是市场经济与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怎么适应？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在不同产权主体中创造公平的市场经济。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就是不同的主体必须平等，必须要有一个平等的机制，要做到这一点，其中重要途径也是协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协商民主的需求不是弱了，而是更强。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产生竞争性的民主，但中国不想走这条路。于是中国在创造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民主形式中，走出了协商民主发展之路。

（四）中国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

中国的政党制度蕴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创造民主与团结。这里面有一个概念要强调：团结。西方社会在政治构建当中也非常重视团结这个概念。如果一个国家没办法把民众团结起来，这个国家是没有价值的，这个国家是无能的。人民政协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创造团结，党派团结、民族团结、阶层团结、宗教团结等。对国家发展来说，团结是很重要的概念、指标和机制。社会的团结度、凝聚度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体化水平和内在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是多民族的社会，也是多阶层的社会，用纯粹的学术语言来说是异质化比较高的社会，与日本这样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相比，治理起来要难得多。怎么样把它变成团结起来的社会？中国的实践就是发展协商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实际上是三个政治功能的结合，一是领导，二是合作，三是协商。如果把这三者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领导一定是建立在合作与协商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决定于合作力和协商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党制度要展开来，要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团结，实现各阶层、各民族的内在和谐，是需要构建完善的协商民主形式的。

（五）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

我个人认为群众路线的制度化表达、程序化运作都离不开协商民主。各级政府官员怎么走群众路线？除了自己做群众工作以外，还要有一个制度性的、程序性的、规范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协商民主。这就要求政府的官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会用协商民主的形式。只要有效贯彻了群众路线，决策模式、公众参与和利益协调都会产生积极的效应。政府的威信不是体现在一言九鼎，更多地是体现在其政策或决定能够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过去太强调政府自身意志，这是不对的。

（六）基层群众自治与协商民主

国家再怎么强大，国家的治理也不能包打天下。我今天从开始就讲，人类文明首先出现的是人的自治，人的自治力不够了才发明了国家。发明国家以后就产生了代行国家权力的政府。因而国家也好，代行国家权力的政府也好，都是为了弥补社会自治不足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说国家最终会消亡，人们有了完全自主的治理能力，其中很重要的是人们不会面临纷争了，国家就不需要了。从这个逻辑出发，政府和国家最根本的职能是弥补社会治理不足。所以，自由资本时期，资本和市场是主要的，国家是次要的力量，不过是“打更人”。为什么后来把国家请回来了？因为自由的个人面对市场经济的时候，虽然有最坚强的自由，但却面临着最脆弱的生存。自由的人怎么生存下去？很基本的一条就是把自己卖掉，即必须被人雇佣才能够生存下去，一旦市场出现危机卖不掉自己怎么办？就变成无业游民。这个时候国家要帮你，为不能被雇佣的人托底，这就是福利社会。这时候把国家请回来，形成国家和社会共同治理。所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看，国家是辅助的角色，不是主导性的角色，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国家是人民的工具，不是人民的目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治是要发展的，而协商民主是自治最为直接、最为通用、最为有效的形式。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协商民主也主要用于公民参与和公民自治中。所以，只要基层自治，一定是协商民主。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基层自治怎么使协商民主更有效。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要学会用协商民主推动基层自治，而通过协商民主所推动的基层自治，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党的基层组织对未来中国发展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其前提是必须拥有运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能力。

综合以上所有的分析，我们必须树立以下观点：

一、协商民主是中国自己孕育、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和西方的逻辑、西方的协商民主是不一样的，在形式上面有一部分是一样的，但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

二、协商民主是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有效、可用、具有无限潜力的民主形式。中国如果在协商民主上真正成为典范性的国家，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三、协商民主已经开启，但是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工作要做。

四、协商民主要进入到程序化、规范化、有效化的发展中，需要更多的实践、更多的制度建构、更多的程序设计、更多的民众参与。

以上就是我谈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6年第1期，总第81期]上的讲演，原题为《基础与动力：协商民主何以在中国成长》。）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天熹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