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笛：“以前你们怎么干扰，现在我们就怎么干扰”

4月29日是国民党党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国民党放下以往的“权贵”身段，学着此前的民进党，攻上“立法院”主席台，瘫痪议事。虽然在手法上，作为新手菜鸟的国民党还略显生涩，在进行第二个“中嘉案”时，才如梦初醒地反应过来，要“绑架”新科上任的苏嘉全，不少人还因为第一次干出这种粗暴行为而笑了场。然而此例已开，未来的国民党循例而为，在大闹“立法院”的技能方面也将会日臻完善。

力量反转：换屁股，换方式

当然有这样的行径，对国民党而言纯属无奈。

在2000年和2004年的“选举”中，国民党的得票率并未和民进党有较大的差距。陈水扁时期，国民党虽然沦为在野党，但是在民代机构中，泛蓝仍然占有多数，地方县市也基本上对半开，这显示国名党在社会基础上和民进党旗鼓相当，因此足以在政治过程中形成对民进党的有效制衡。况且由于长期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聚集了大批社会精英的国民党对非常规的政治手腕自然不屑一顾，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让他们更多地从体制运作的角度思考问题。

经过1个月的协商冷冻期后，立法院29日院会处理民进党立委郑丽君提出的撤销课纲微调案，院长苏嘉全要求进行表决，国民党不满民进党未就此案进行协商，因此上台霸占主席台，院长苏嘉全（中左）遭国民党立委包围，民进党立委邱议莹（左）亦跑到台上将国民党海报撕毁

以往都是民进党方面占领“主席台”。图为阻挡核四“公投”案的民进党“立委”持续霸占“立法院”议场

反观民进党，由于有着起于草莽的背景，在长期的摸爬滚打中积累了相当的斗争经验。历史上党外势力长期处于党国体制的压制之下，传统的抗争手段对国民党的打击都是隔靴搔痒，因而非主流、非对称的方式是必须的选择。上世纪70年代的中坜事件后，党外势力路线发生分歧，出现温和派和激进派两派，而以许信良为代表的激进派成为了党外发展的标杆，以激进手段冲击体制作为基因植入了党外最大的继承者民进党的体内。2008年后，因阿扁贪污，民进党在选举中大败，“立法院”仅留下27席，相对国民党的81席俨然是弱势群体，在正规程序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民进党只能将革命手段搬进“立法院”。

2016年“选举”，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全部席次降到35席，大约是民进党的一半，拥有党团资格的亲民党和时代力量也并不站在自己这一边，国民党处在一比三的弱势地位。穷则思变，也难怪王金平在不久前要给苏嘉全打预防针：“以前你们怎么干扰我们，现在我们就怎么干扰”，而彼时的柯文哲还并不相信国民党会放下自己的心理负担。

意识形态工具化：两党的信仰危机

国民党斗争方式的转变让实用主义在台湾政坛上再一次被发扬光大。其实细心留意华人社会的政治文化，实用主义一直是主流的思考。在台湾，党外开了实用主义的先河，只要打倒国民党，任何价值、方式都是可以采用的对象。早期党外成分较为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台独”的确是被忽视的一个议题。著名党外人士余登发，被国民党多次逮捕下狱，却对中国统一矢志不渝，反映了老一辈党外的风骨。

但是，统一中国是国民党话语下的政治正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党外的价值理念优势，因此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加强本土、甚至追求独立，成为了后来民进党理念中或明或暗的价值。作为一种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是塑造认同的理论基础，是对外宣传的重要素材，但是对于民进党而言，在高度民主化的时代下，价值仅作为斗争的一个工具，大部分选民关心的并不是你有什么高尚的价值，而是能不能让自己吃饱饭。陈水扁时期，民进党在朝在野的表现反差还并不明显，但是到了蔡英文时代，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已经推翻了自己在野时的多个许诺：油电不涨、服贸不开、限制陆客……不一而足，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长期以左翼自居的政党早已国民党化，除了不信仰“三民主义”，她的保守和发展主义观念一如她曾经贴给国民党的标签。

至于国民党，百年传承的理念，其实在老一辈革命者逝去后，已经成为考据者的玩物，对现实的国民党而言，所谓的理念不过是证明自己比民进党高贵而可利用的一个招牌罢了。总结起来，国民党和民进党都进入了一个同质化的阶段，这个同质化的核心在于“选举主义”的逻辑，即只关心选举的程序和操作，并不关心民主的实际内涵，而内涵的建构需要党派强大的精神财富作为支撑，国民党和民进党操心的是选票，而不会是理念，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换柱风波”可以解读为是国民党内原教旨者与选举主义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还是民进党的“台独”，两党正蜕变成选举机器，失去信仰，遭遇“空心化”危机。

台独分子拉倒孙中山雕像

清算与去权威化

既然都是选举机器，那么两党之间只要单纯考虑如何有效打垮对手即可，政治技巧的学习远比政治理念的创造要更快。在政党轮替前后，民进党不失时机地打出了“转型正义”的旗号。转型正义其实是指民主化后，如何处理威权体制时期遗留的弊病问题，解决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清算，二是宽容。但从近来查抄党产和闹得满城风雨的“马英九下台就下狱”的风声来看，宽容似乎并不符合当下的实情，只是纯粹地相互倾轧，也奢谈有高尚的价值精神孕育其中。民主体制若没有解决族群问题，便会助长族群之间的对立，因此以族群划分的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在穷尽办法尽可能积累自己的绝对优势，在台湾作家范畴所提到的“赢者最大”的文化背景下，是一种鱼死网破的关系。

对民进党而言，对国民党进行清算，占有先天优势。特殊的历史背景，让国民党背上了威权统治的包袱，这是国民党的“阿克琉斯之踵”，也是民进党最大的便宜，“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是绿营对国民党叫阵的经典噱头，无论是纯粹对国民党历史原罪的批评，还是现在将国民党打成“买办”和“权贵”，话语素材都是脱胎于此。同时台湾的文化中，存在某种悲情的特质，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可以拍出《悲情城市》这样优秀的作品。民进党以“人民之友”的形象，煽动这样的社会情感，将受难者的形象赋予台湾民众，也让台湾民众在心理上形成一种翻身做主人、而且需要弥补的观念。

除了将国民党打得体无完肤，这样的意识构建也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即社会的民粹化，权威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烟消云散。政治职能部门的去权威化，其实是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的确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再到马克思所说的要达到人的自由与解放，每一次社会演进，权威部门和社会或者是人的关系都会进一步松绑。

但是民粹社会对政治权威的解构，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操作。台湾对政治权威的结构，来源自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批判，但也打击到了公权力部门（诚然，这也来源于西方政治思想中对政府性恶的假定）。福山在自己的新书中，阐述理想中的良治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政府能力”，福山称美国的政治现状是，只存在权力的制衡，并不存在权力的产生，台湾与之类似。现在台湾出现的经济疲软和社会危机，除了有国际形势和经济周期性的因素，政治力的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民粹干扰了政府的能力，而清算式的政治斗争，是助长民粹的罪魁祸首。

很多民主化后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无法解决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不得不重新回归某种实质上的专政，纵然他们有着民主的架构，比如俄罗斯。而这类政体往往有集权的历史经历，有着长达38年戒严历史的台湾，在走投无路之下是否重归强人政治是个有趣的话题。只是就目前看来，相对一些第三次民主浪潮后失败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台湾社会仍相对富足和稳定的，这一天也许很久才会到来，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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