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丢：《欢乐颂》，当贫穷和出身成为一种原罪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识装”（fashion3chaser**），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
《欢乐颂》里无欢乐，这是我看了《欢乐颂》这么久以来的最大感受。
开播伊始，有人将《欢乐颂》比作《粉红女郎》，认为它是讲几个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女孩子们轻松愉悦的爱情和生活。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狗血撕逼大戏轮番上演，连22楼五美的男人们都开始掺和进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这就是一部暗黑版的《小时代》，毕竟小时代里的女孩子们虽然主业是撕逼，但是副业也还是会在关键时候同仇敌忾抱成一团为梦想加油呢。
但是《欢乐颂》呢？我只看到了精英阶层对自己的“套路”沾沾自喜，无时无刻不在judge别人，在安迪、奇点和曲筱绡满满的优越感背后，我感受到了来自作者满满的恶意。
△樊胜美在音乐会因为感怀身世默默饮泣，不但没有得到赵医生的怜悯，还被他偷拍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发给曲筱绡。两口子非但不觉得这种行为不礼貌，反而又刻薄地讽刺了樊胜美一番，曲筱绡得意地给自己老妈看樊胜美哭泣的照片，说人家穿了一件出席葬礼才穿的衣服。这一幕实在令我太反胃了。
在豆瓣和知乎都有人讨论《欢乐颂》这部戏三观到底正不正，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谁说文艺作品一定要三观正呢？又不是《新闻联播》，最重要的是让观众和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啊不是吗？他们觉得《欢乐颂》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它赤裸裸地反映了当今的现实，所以才会让看惯了玛丽苏傻白甜的观众难以接受。
这种话乍一看又合理又能吓唬人，却经不起深究。《欢乐颂》现实吗？我认为很现实，但是现实的是它那种“有钱就是正确”的价值观，而非现实的生活。我讨厌玛丽苏傻白甜，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同时反感《欢乐颂》。因为《欢乐颂》的对立面不是玛丽苏傻白甜，而是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我们不拿国外的比，就拿《金瓶梅》和《红楼梦》来说，都是体现当时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巨著，从王孙贵族到贩夫走卒都做了事无巨细的描写，而且作者做到了绝对的客观公正，通过人物的行为来展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让读者自己做判断，而不是像《欢乐颂》一样通过作者的旁白来给人物的性格贴标签。
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是冷的，将自己置身事外，只描写不评判，而《欢乐颂》的原作者阿耐是热的，她毫不讳言对曲筱绡的偏爱，并且将自己当成了安迪和曲筱绡的代言人，引导读者对故事中人的好恶。
《红楼梦》里曹公对黛玉不可谓不爱，可是也写出了林黛玉的刻薄，林妹妹在对刘姥姥发出“母蝗虫”和“百兽率舞”的讥讽后，又给惜春的那幅图起个名字叫《携蝗大嚼图》，逗得小姐奶奶们捧腹大笑，曹公并没有美化她这种行为，为其洗白为“古灵精怪”、“外冷内热”、“心地善良”。反观曲筱绡的出格言行，无论是污蔑安迪是小三，给白渣男塞纸条，还是查王柏川的车牌等等越界的行为，都被作者用“热心肠”和“善良”的标签给定性了。
这样的厚此薄彼注定了《欢乐颂》不可能塑造出真正的现实。要我说《欢乐颂》也是玛丽苏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自诩为精英阶层的那一小撮人意淫的集中体现。为什么要说“自诩为”？因为《欢乐颂》是站在安迪和曲筱绡的视角去展开故事的，刚刚大学毕业的或者不在一线城市工作生活的观众觉得“哇，这就是现实！”可惜，这只是邱莹莹和樊胜美们幻想中的精英阶层和上流社会的活法。
她们认为精英阶层就是随时用智商碾压别人的人，所谓“理科生的思维”就是对数字敏感，所谓对数字敏感就是会背圆周率……WTF？真是感觉到来自世界的深深的恶意。这也就算了，以曲筱绡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的玩法就是视法律为无物，随时用不正当的手法去竞争，动用各种关系去查他人的隐私，这就是他们用来证明自己“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的方式。
怪不得有人说中国老百姓对贪污腐化、徇私枉法的愤恨不是因为这些行为对国家和社会危害有多大，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享有这样的“特权”罢了。一旦拥有了这样的机会，他们就会毫无心理负担地做出之前自己所痛恨的行为。
再说得直白一些，安迪和曲筱绡不过是作者渴望成为的那种人，但是樊胜美和邱莹莹才是她的本体。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安迪和曲筱绡的人设苍白又脱离现实，“智商高情商低不擅与人相处的高冷海归”“不学无术靠小聪明也能闯出一番事业的富二代”的老套设定，和知音故事会有什么区别啊？反而樊胜美、邱莹莹和关关要真实得多。
可怕的是，作者一边对安迪和曲筱绡进行着一厢情愿无限贴金的褒扬，一边又把现实中真实自我的代表（即樊胜美和邱莹莹）狠狠地踩进烂泥里，认定她们出身的阶级和原生家庭决定了一切的挣扎都是徒劳。哎，不知道作者现实生活得有多苦，对自己也真够毒的。
其实《欢乐颂》的争议之所以那么大，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现实，而在于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即阶级的对立和冲突。
比如中上层阶级和上层贫民的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爬的企图，参见曲筱绡对樊胜美的“捞女”论；比如上层贫民（合租的三个女孩儿）联手对付自己同一阶级的人，讨好高于自己阶级的人，为的是自己阶级不下滑并且努力成为中产阶级——即便伪装自己是中产阶级。
△本文中使用的阶级划分法参考保罗·福塞尔在《格调》里的定义
托克维尔说，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更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是在这种人人平等的虚幻氛围中，人们的希望和欲望其实更容易被不平等的现实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恼反而要比明显划分了不同阶级的时代要大。
《欢乐颂》的剧情就是托克维尔这段话最好的诠释，它虚构出一个表面上平等的小空间——欢乐颂小区22楼，让五个出生背景成长经历完全不同的女孩子机缘巧合凑到了一起，本来以为是一个价值观激烈碰撞之后迸发出友谊火花，大家打破阶层藩篱互帮互助一起成长的故事。
结果呢，它阴恻恻地下结论告诉你：你出身所在的阶级已经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如果你妄图努力改变命运向上爬，只会沦为被人嘲笑的话柄，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我怀疑作者对阶级的定义和想象都是通过阅读保罗·福塞尔的《格调》和布尔迪厄的《区分》这两本书来完成的。《区分》里的主要观点认为，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格调》里说，底层的人们相信等级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和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则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不加考虑。
《欢乐颂》本身是以金钱来区分片中人物阶级的，但是又不好说得那么明显，于是就披上了诸如“趣味”、“品味”和“智商”的外衣。但是出身越低的人物被描写得越没有脑子越浅薄，出身越高的人物则明显有更多的良好属性加成。嗯，作者认为有钱才会有品味，富二代要比富一代更有品位。
所以片中的鄙视链是这样的：有钱有文化有高尚职业的二代安迪（这里稍微剧透下安迪的真实身份)＞富二代包奕凡＞有文化的富一代奇点＞有文化有高尚职业的赵医生＞暴发户二代曲筱绡＞中产家庭出身的关关＞上层贫民出身的王柏川＞中层贫民出身的邱莹莹＞下层贫民出身的樊胜美。
以中上层阶级自居的安迪、奇点和赵启平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的原因不是金钱，而是因为他们是“有趣”的人，看看赵医生对“有趣”的定义：
因为在打牌的时候发现曲筱绡是个输不起且没文化的人，之前还因为费洛蒙的吸引而亲得跟八爪鱼似的赵医生瞬间就开始嫌弃她。但是曲筱绡有钱啊，有钱所以学什么都快，你看她去留学几年连基本的英语对话都不会，回来临时抱佛脚背几个单词抱抱安迪大腿就可以拿下外商的大单子。遇到赵启平嫌弃她，人家去上网下载王小波所有的文章，就要以“王小波式”的爱情追回赵医生了。
好好好，你有钱你有理，你有钱就有了智商和情商。关关呢？即使她内涵比曲筱绡丰富得多，听德沃夏克，读王小波莎士比亚，依然要被贴上“无趣”的标签，樊胜美和邱莹莹更可怜了，好歹是正经大学毕业，在一线大城市生活了好多年，但是似乎头脑空空，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生活，除了关心嫁人和赚钱之外，内心贫乏得一塌糊涂。
当贫穷和出身成为一种原罪，《欢乐颂》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实和客观。
这个世界上当然存在有钱且有趣的人，也存在没钱也无趣的人，但是除了这两种人，还有很多有钱也没品，没钱却有趣的人。后面这两种人，在《欢乐颂》的世界里是找不到的，因为作者已经在拥有金钱和过得有趣之间划上了等号，不会考虑其他的情况。
如果将《欢乐颂》的背景放在欧美，可能都要比放在当下的中国要更现实一些，因为欧美的阶级固化远比中国要严重得多，所以有些家族品味的传承，还真的不是小镇出身的孩子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可以缩短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样。
现在的安迪、奇点，很可能就是十年前的樊胜美，二十年前的邱莹莹，莫欺少年穷，谁不是从傻乎乎的对社会规则一无所知的新鲜人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呢？我不用去举多少成功人物的励志经历，大家看看四周，你认识的优秀的人难道都像安迪、奇点、曲筱绡这样？你没有见过从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小镇走出来的，或者从畸形的原生家庭中走出来的有趣、上进、有前途的人？
字典中对“势利小人”一词的通常解释是：把出身或财富当做检验价值的唯一标准的人。势利之徒总是将自己与想象中的金钱、权力和品位的拥有者联系起来，所以才会跪舔安迪和曲筱绡，对邱莹莹和樊胜美充满了轻视和刻薄。
其实大可不必，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安迪和曲筱绡，如果你现在是邱莹莹和樊胜美，也不要因此自惭形秽，一个人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你的出身有关，但是并非有决定性的影响。想要成为有趣有品生活精彩的人，金钱并不是唯一的条件。读书就是一种最廉价也最有效地提高个人品味和思想的方式啊。这个年代还鼓吹出身和血统论的，真是，遇罗克都白死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批判血统主义，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因此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