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红色起点】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上海？
黄浦江穿城而过。往西看，外滩万国建筑风貌依旧，新天地、新虹桥展露新姿；往东看，陆家嘴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自贸试验区、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如火如荼……
95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肩负着开天辟地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探索着通往新中国美好未来的艰辛之路；历经95年的风风雨雨，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先辈的美好畅想一步一步朝着国富民强的现实推进。
望志路76号、环龙路渔阳里、博文女校……翻阅历史，行走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是偶然，还是种种因素指向了必然？
新理论和新社会力量在此交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往陈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人们习惯于将眼光投向苏俄。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看来，这场变革来得更早。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尤其是辛亥革命，催生了一批新事物，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思想和人才基础，最重要的是，孕育了一批年轻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探求种种出路。
李大钊是其中之一。从信奉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李大钊的思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逐渐演变。章百家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北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李大钊
在上海，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更早。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报业史”，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类思想学说争相登场、展开论战。据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的描述，1898年，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恩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记录。随着陈独秀的南下，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住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留日归国学生，都热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20年4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
新型知识分子聚集和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在章百家看来，是现代意义政党出现的两个要素。“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能够发生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反省，“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
陈独秀
上世纪20年代，此时距上海开埠已过去将近80年，上海城市体量庞大，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这不仅意味着上海这座城市资本聚集，更意味着它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和市民阶层。据1919年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邓小平说过:“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齐卫平等人在 《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
1920年5月1日《星期评论》发表《劳动日纪念》专号
当时代表第三国际来上海的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也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
政治空间中的“缝隙”
车水马龙的淮海路背后，南昌路100弄这条安静的小弄堂，晒着的衣服、停着的自行车，还有门房边自在生长的几盆花草，无不透出一股市井生活气息。这里曾是卧虎藏龙的环龙路渔阳里。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亦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建之地，此时黑色木门紧闭。站在门前，依稀能想象到，96年前，一位拎着箱子的中年男子风尘仆仆来到这里。他就是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被囚禁近百日。为免受军阀政府迫害，在李大钊护送下，他乘骡车辗转天津，由海路赶到上海。
为何意属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一市三治”，处于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事实上成为“国中之国”，无论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熊月之将其称为城市管理中“一道特殊的缝隙”，“这道缝隙很小，但作用很大，影响很大”。
持不同政见者对此向来十分清楚。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是在租界庇护下逃亡香港的；章太炎、邹容鼓吹推翻清政府，租界自行审理不予引渡，也只判了两三年。民国初年，不承认民国政权的前清遗老，也是在租界里拖着长辫子反对共和。
“只要不直接触动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租界当局大体上采取不加管制的态度，对持不同政见者多予优容。”市委党史研究室吴海勇说。
上海五洋杂处的社会格局、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也与这道“缝隙”有关。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已经颇具现代感，大量餐厅、酒楼、报馆、公共花园，形成了许多市民参与的公共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园，这座“海上第一名园”曾吸引过孙中山、蔡元培、秋瑾、宋教仁等在此慷慨演说，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扮演着“公共空间”的重要角色。张园虽在1918年改建成石库门房子，但这种公众参与、思想交汇的城市基因却保留了下来。
在陈独秀居住的老渔阳里那个由8幢小楼组成的“小区”里，就曾先后住过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民权人士杨杏佛，国民党元老叶楚伧，这也只有在租界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气场”。
“在上海建党有最合适的土壤。”在吴海勇看来，北京的自由空间大抵局限在北京大学的“象牙塔”中。
在上海的这道“缝隙”中，陈独秀畅所欲言。他在上海将《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传社会主义的喉舌，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活动中。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事实也印证了这种“缝隙”的判断。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第一次，他被关了22天，第二次被关了5天，出狱后照样在租界活动。
共产国际落下关键一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中，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是推动中共早日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百家说。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俄政权所处的极其困难的环境，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个27岁的俄国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上海。此前，他先去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维经斯基此来还有个任务，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维经斯基在上海
吴海勇认为，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讯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在上海布局，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落下的关键一子。
1920年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老渔阳里寓所接待了维经斯基，后者向他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12月从上海启程回国。
半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出的尼克尔斯基。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两人还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
“过去对尼克尔斯基所知甚少。近年发现的资料显示，他是搞工人运动出身。”吴海勇说，足见共产国际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产业工人密集这样的特质是有考量，并自觉加以利用的。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