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巴西困局 中国经济能汲取什么教训？
【5月11日，巴西国会参议院全会对总统弹劾案表决将如期进行。若过半多数参议员(41票)赞成弹劾，铁娘子罗塞夫将被强制离职至多180天，由副总统特梅尔暂代其职。
罗塞夫落到如此田地，巴西经济衰退，民众怨愤功不可没。据5月9日，巴西央行发布的最新报告《焦点调查》显示，巴西经济今年将衰退3.86%。如果这个预期准确，2016年将是26年来巴西经济表现最糟糕的一年。
**2007年，巴西GDP还曾经创下7.5%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2015年，****巴西通胀率高达9%，货币贬值超过50%，GDP增长萎缩3.8%，财政赤字也超过国际警戒线，9年间，罗塞夫治下的经济究竟遭遇了什么？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飞赐稿观察者网，**从巴西经济痼疾，以及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上深入剖析。
中国经济与巴西经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不过，研究巴西经济的衰退，仍然对中国经济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连日来，巴西女总统遭到弹劾的消息遍布各大媒体，经济衰退、政治纷争使巴西又走上了风口浪尖。4月17日众议院投票当日，整个巴西更像是全体在享受着一场狂欢盛宴。
从昔日的“金砖明星”陷入当今的政治经济危局，不得不说是经济不景气、老百姓的日子不如以前的结果。
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管理不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失误，或者说经济发展战略不合理。
从宏观经济政策上来说，则是巴西货币政策双重目标与单一工具之间的矛盾，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长期和短期目标不兼容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巴西延误结构性改革实际的必食之果。
当通货膨胀率连续一年多高于中央银行规定的上限，当经济自1930年以来连续两年、甚至将会是三年负增长，当国际三大评级机构齐刷刷降低巴西主权评级，即使是奥运会这样的全球盛宴，也无法成为拯救巴西的最后稻草。经济不景气、物价飞涨、失业率高升、汇率贬值，民众当然怨声载道。
更可怕的是，众多新兴中产阶级面临丧失刚刚得到的这一“体面称谓”而重新滑落为贫困人口之后，越来越多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也就变得不再奇怪了。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看，无论谁当总统，都是烂摊子一个。虽然腐败问题诱发了此次弹劾，但是，巴西问题的根源在经济，经济不好，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威胁，各种诉求得不到满足，当然没有人再会为政府投票。
经济顽疾：通货膨胀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通货膨胀问题贯穿了巴西独立之后的全部经济史。巴西成为治理通货膨胀最生动的实验室，而通货膨胀也成为了巴西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罗塞夫第二任任期以来，通货膨胀又重新失控。
自2014年6月通货膨胀率达到6.5%之后，巴西通货膨胀率已经连续20个月在通货膨胀目标以上运行（2014年12月6.41%例外），而如果根据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则连续65个月未达标（图1，IPCA是通货膨胀率）。从技术上说，巴西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已经失灵。
2015年6月，中央银行将2017年的通货膨胀目标进行修改，由原来的4.5%上下两个百分点变更为4.5%上下1.5个百分点，目标波动区间收窄显然无助于改变公众预期，因为如今的通货膨胀已经处于失控状态了。
1960-1995年，巴西是全球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1980年之前，经济增长比较好，问题没有全部暴露出来。当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问题就全都来了。
熟悉巴西历史的人都知道，整个80年代，治理通货膨胀一直是巴西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为此，历届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稳定性计划控制通货膨胀。
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非正统的经济稳定化政策失败后，巴西的通货膨胀率逐年飙升，1988-1994年的年均通胀率为1252.2%，其中除1991年为三位数外，剩余年份的通胀率均为4位数，1993年更是达到2557%的历史高位。
为根除恶性通货膨胀顽疾，巴西政府于1994年7月制定了新一轮的反通货膨胀计划——雷亚尔计划，力图通过对传统经济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从体制和机制等根源上消除产生高通货膨胀的条件，通过汇率钉住实现币值稳定。
该计划总体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自70年代以来的高通胀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但由于该计划未能真正触及巴西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公共部门的大量财政赤字，最终还是不能避免巴西金融动荡的发生。
1999-2003年是巴西经济史上较为重要的一段时期。由于雷亚尔计划的不可持续性逐渐显露，政府在1999年6月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将反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巴西金融动荡后，邻国阿根廷在2001年爆发危机，此时巴西进入大选时间。
2001-2002年，新确立的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被巩固，而阿根廷危机传染效应、巴西国内能源危机、全球风险溢价上升、巴西年均相当于GDP总额6%的资本外流以及2002年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造成巴西雷亚尔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贬值20%、50%。
通货膨胀率也开始上升，并且一度达到16%，远远高于中央银行规定的通货膨胀上限。为此，中央银行在2002年不得不改变通货膨胀目标，以引导民众的预期水平。
2003年1月，巴西新上任的央行行长做出承诺，央行将控制通货膨胀目标作为首要任务，并通过调节利率来实现通货膨胀目标。
但是，2002年巴西货币大幅贬值对通货膨胀造成较大的压力，虽然央行采用了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又在2003年初再次上调通胀目标上限，但2003年全年通货膨胀率还是达到了9.3%，依旧没能完成通货膨胀目标。
随着2003年全球经济进入“大缓和”时期，巴西经济在2003年下半年开始企稳，通货膨胀得到控制。2004年经济增长5.7%，通货膨胀率控制在7.6%。中央银行在两次提高通货膨胀目标上限之后，终于完成了目标。
卡多佐的财富：“三位一体”宏观经济框架
由于通货膨胀在巴西经济治理当中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卡多佐总统还是其继任者卢拉，都一直在寻找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1999-2001年，卡多佐总统在其第二任任期最后给巴西人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静心策划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中心的“三位一体”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并且被卢拉政府所延续：
1. 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规定年通货膨胀率上限，逐步改变公众预期；
2. 颁布财政责任法，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需严守财政纪律；
3. 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避免为维护固定汇率耗费外汇储备，加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巴西“三位一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内容。
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终极目标：财政责任法要求政府遵守财政纪律，避免公共赤字对通货膨胀造成压力；汇率方面，浮动起来的汇率有助于降低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货币政策则较为严厉的规定了中央银行的各种行为。
当时，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全世界范围内非常流行，各国都认为单一钉住通货膨胀可以避免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有效降低经济波动。
但是，对于巴西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在中央银行独立性尚不完全的前提下，盲目跟风，存在巨大风险。
虽然2004-2014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都在中央银行规定的目标之内，但是这未免存在一丝“侥幸”，只不过是巴西搭上了国际大宗商品繁荣的“顺风车”。
当这一周期在2014年之后结束以来，各种问题全都爆发出来。
问题大爆发
首先，对外贸易最先受阻，出口结构单一化导致巴西出口在全球大宗商品价量齐跌的背景下大幅萎缩。
数据：EIU。全球经济低迷，巴西出口，乃至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及私人消费大幅下滑。
其次，由于全球流动性波动加大，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联储结束QE政策，造成巴西雷亚尔币值的不稳定，2015年雷亚尔贬值达40%。
第三，为应对高企的通货膨胀，巴西央行连续加息，14.25%的利率水平严重制约了国内投资。高通货膨胀率蚕食了巴西人民的消费能力，高利率则限制了大量私人投资，大宗商品衰落则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对巴西经济的拉动作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集体失速，巴西经济加速负增长。
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实行的是单一货币政策目标。中央银行通过单一的利率工具来调节通货膨胀率：当通货膨胀率上升则加息，抑制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率下降则降息，刺激经济增长。
利率上升会导致国内投资下降，尤其是对私人部门的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而公共债务的负担也会因利率提高而增大；利率上升还会吸引外资流入，造成本币升值，阻碍出口。
因此，为了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巴西的在财政方面和汇率方面都做了牺牲，高利率造成公共债务支出负担加重，吸引的大量投机性资本则对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威胁。
此外，巴西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不高。由于利率变动对通货膨胀产生的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应，提高利率并不能显著降低通货膨胀，这也是巴西自2014年以来，利率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却屡破上限的原因。
根据巴西宪法和财政责任法，任何情况下，中央银行不可以救助政府。但是一直以来，劳工党拒绝给予中央银行独立的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此次总统弹劾理由中的第二条，即罗塞夫被指将“公共银行资金列为政府收入，人为降低公共赤字”。
其实，巴西历史上的各届政府均存在这一问题，中央银行更像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只是现在不会直接开闸印钞票罢了。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卢拉还是罗塞夫，在这10年间，有太多的机会在国内进行结构性改革，实行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稳定国内总需求、改革被赋予过多的货币政策、改革劳动力市场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的改革，但是劳工党领导人似乎只是认识到该改革了，却迟迟没有改。
罗塞夫刚当选总统时，卢拉曾提醒过她，“大量民众脱贫之后，会有更多诉求”，但是这位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似乎只想着连任，并未将自己“政治导师”的话放在心上，最终不得不面临今天的窘境。
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
历史上，巴西经历过由于国家发展模式失误而导致的危机。始于20世纪30年代瓦加斯总统执政时期，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的，基于创业型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现实及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就曾对巴西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政府一直主张扩大国内市场和消费、增强和扩充国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利用进口替代政策对本国工业形成保护。
卢拉总统上台之后，在90年代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弃了进口替代模式，重视发展多边关系，通过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走出了一条融合新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平民烙印深刻的务实主义道路，称之为“卢拉主义”。
随后的罗塞夫总统大致沿袭了卢拉的做法，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只是修修补补，而在社会政策上依旧一味地转移支付。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组合加上巨额社会开支政策，在外部发展环境有利时可以持续，一旦外部环境恶化，问题就会一起爆发出来。
**内外失衡与去制造业化。**巴西一直是拉美地区经济开放度最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80%以上的贡献来自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0%），对外贸易相对封闭，出口的地理导向相对集中，市场需求有限。
在过去十年间，巴西长期依赖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尤其是制造业的比重逐年下降，出现“去制造业化”的奇特现象。
卡多佐政府时期巴西基本废除了产业政策，但卢拉政府时期使产业政策复活，希望发挥国家的作用，振兴民族工业。但是，现实总是很无奈，即使政府希望强大巴西的制造业，2003-2013年巴西工业增长率只有GDP增长率的一半，如果将工业细分为采掘业和制造业，后者的增长率更低。
生产的“去制造业化”必然影响到出口结构的单一化。近10年来，巴西初级产品出口的集中度明显提高，制成品、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例均显著下降（图2）。2000年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58.43%，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则占为10.94%。但是，2011年这两大类产品出口分别只有34.12%和3.95%。
与此同时，在外部需求的强劲刺激下，巴西的初级产品出口呈现出迅速扩张的趋势，尤其是在外部需求的强劲刺激下，其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巴西初级产品出口额接近全部商品出口的2/3。其中，燃料、矿石和金属及食品出口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长期以来，巴西试图改变出口结构的尝试一再被延迟，原因在于该国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品出口来自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这意味着其自主性的缺失，出口地理结构受到跨国企业内部决策和销售布局的影响。
同时，这也造成巴西很难在工业化国家开拓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市场。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巴西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区，中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时期总出口份额的2倍左右。
**高福利政策。**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民免费医疗、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公立教育以及高额救济金、养老金和退休金，可以说巴西人拿着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享受着发达国家的待遇。
1995年，巴西的社会保障支出已经占其社会支出总额的50%和国内生产总值的11%。左翼政府执政期间，巴西通过一系列福利政策，帮助3500万人摆脱贫困，成为新的中产阶级。2012年，巴西中产阶级占到53%。
巴西退休政策也是高福利的重要体现。与巴西人的平均工资相比，退休金相当于以往税后收入的97%，远远高于OECD国家69%的平均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政府为支付退休金而承受的财政负担日益严重。
高福利政策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损害了经济自我修复的能力，也压缩了逆周期政策的回旋空间。左翼政府主张民粹主义，为了获得选票，拉拢穷人，于是通过“家庭补助金”计划等各种福利增加社会开支，将穷人拉到中产阶级队伍中，政府开支压力较大。
另外，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及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使得巴西工资年年都要上涨。据统计，2003年以来，巴西实际工资水平上涨了30%，但生产率基本没有提高。大宗商品繁荣周期内，财政有钱，可以支持大规模的社会开支，但是当石油和铁矿石价格跌落，全球对初级产品需求锐减之后，政府就没辙了。
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对教育、交通、治安、医疗条件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旨在针对中下层民众的补贴已经造成巨大的社会开支，政府并没有更多的资金用来改善公共资源。此外，新兴中产阶级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增加，对腐败和不平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2013年爆发的百万人游行示威首次提出了总统下台的口号，成为中产阶级表达不满的标志。实际上，巴西中产阶级的统计中存在“水分”，其划分方法是以中位数为基准，这样很容易造成中产阶级规模的高估，因为中位数基准和平均数基准相比，存在忽略极端值的可能性。
**货币政策双目标与操作工具的单一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独立发挥起自身的独特作用，过分依赖某项特定的政策可能造成扭曲，进而影响政策效果。
实际上，巴西一直将维护汇率稳定作为隐形货币政策目标。巴西货币政策被赋予过多的功能，单一的利率工具同时肩负实现通货膨胀和保持汇率稳定两个货币政策目标，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在“三位一体”框架下，超高利率与通货膨胀，制约经济政策的空间。由于外部冲击的本质不同，货币政策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
例如，国内利率水平保持长期高位可能会使货币政策产生传统的“同步效应”，带动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并进一步使国内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受到威胁。
当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时，还应该进行总需求管理，这就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角色，缓解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并且可以压低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
只有公共财政政策被大众视为是稳健的，国内和国际投资者才不会对经济的基本面失去信心，这种情况下的“三位一体”才能让社会各界信服。
但是很遗憾，三大评级机构纷纷将巴西主权债务降级已经说明其经济发展战略存在严重问题。其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一个包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的实用主义政策框架，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很难确保将国内金融运行与外部环境彻底隔绝。
因此，当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巴西的金融稳定受到威胁，通货膨胀失控。
换了总统也不会再有卢拉那么好的运气了
当前对巴西经济进行展望并无意义，国内政治纷争恐将持续到2018年总统大选，其经济衰退将成必然，这样将会造成巴西连续三年甚至四年的经济负增长。
倘若果真如此的话，将对整个拉美地区形成巨大的压力，造成多重负面影响。当前，巴西的经济形势和2002年很像，政治不确定性造成经济压力，宏观经济处于失控状态。
即使罗塞夫被弹劾，新总统上台，也很难像2002年的卢拉总统一样力挽狂澜，因为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不要忘记，2002年是全球大宗商品繁荣周期以及经济“大缓和”的起点，不得不说卢拉总统的运气真的很好。
但是，目前巴西的运气并不好，外部环境难有利，内部改革又迟迟不能进行，巴西经济前景真的十分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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