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伦敦来了位穆斯林市长，左右派都不淡定了
“萨迪克的当选证明了英国移民政策的正确性，给外来移民提供上升渠道，有利于降低极端思潮的影响。”
“这样做能够让有活力的移民去搅动懒惰的英国本地人，提高英国的竞争力。”
这是伦敦选出首位穆斯林市长后，几位英国当地朋友和我的交流。他们似乎对此事都持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当然，这几位都是工党铁粉。如果我拿同样的问题去问保守党，估计得到的会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场让英国“分裂”的选举，核心的焦点在于新市长的穆斯林身份。然而看看这次伦敦市民面临的选择吧：巴士司机的儿子或亿万富翁级的富二代；北伦敦大学法学毕业生或伊顿公学的辍学贵族子弟；已经执掌伦敦八年的保守党或长期处于在野位置的工党；主张脱离欧盟且对移民采取保守政策的右派或主张留在欧盟且主张欢迎移民的左派；主张提高税收增加福利的工党或信奉自由竞争的保守党；欧洲人从来就打心里不接受的犹太人和从骨子里就无法融合的穆斯林。这几对选择对于任何一个伦敦人而言，都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但本次选举的结果不应只从身份政治、种族差异和宗教问题上去解读，因为这两个候选人的背后还有其它标签，比如他们的施政理念，家庭出身，阶级属性以及为人品行等。但是不得不说，不仅仅是伦敦，整个西方的大城市都没有出现过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穆斯林竞选市长并最终是穆斯林候选人获胜的情况。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欧洲社会结构被外来移民改变的程度已经越来越巨大。比起这一现象，那些税收与福利之争或寒门子弟与富家贵族之争早已有之，在欧洲大陆出现向右转趋势时，伦敦穆斯林市长的诞生绝对应该成为关注焦点。
伦敦首位穆斯林市长萨迪克·汗
左派的胜利：穆斯林当市长，让极端思潮没有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选举过后，各方对于选举结果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面，左派的媒体如《卫报》以及泛左的时评人和政客都对结果表示欣喜。他们的基本依据是：如果我们让出身寒门的少数族裔，特别是穆斯林，在社会中拥有足够的上升空间，那么这些生活在中下层的外来移民就会对英国的社会拥有归属感和公民意识，从而杜绝极端思潮的蔓延。
这个理论确实具有合理性，首先要看到穆斯林在英国乃至欧洲社会中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经过长期的移民，英法等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穆斯林，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从事着诸如普通餐饮、出租车、超市零售、邮递、电话客服、公交系统等领域的工作。英国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说每天都离不开这些穆斯林移民，笔者在英国学习生活时就深有体会，无论是打电话与银行预约、打车或乘公交出门还是晚上叫外卖或去超市补充生活用品，穆斯林移民随处可见，而在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穆斯林移民甚至会集中从事犯罪活动，如偷窃、贩毒和人口贩卖等。其实就算是在社会治安比欧洲大陆要好的英国，穆斯林移民从事犯罪活动也并不少见，在英国高校有过留学经验的人应该会知道，英国学生普遍吸食的大麻主要都是通过哪些人群在负责室内种植和销售（此处陈述不带任何歧视，只是直面现实）。
英国IS刽子手约翰斩首美国记者的画面
那么这样一个绕不开的群体，如果长时间受到主流社会的隔离，就会为极端思潮的滋生提供土壤，这比起偷窃贩毒要可怕得多。这种情况已不是假设，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数以千记的英国籍或持有英国工作签证的穆斯林年轻人，大量的涌入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地，就连在镜头前斩首人质的刽子手都是操着伦敦腔跟镜头说话。根据2014年《每日邮报》的统计，参加ISIS的外国成员中有1/4来自英国，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因为，这些拿着英国护照或签证的人，在战场上经过实战训练后，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然后操着一口英文并在英国生活过的他们，还可以通过网络或面对面的方式，向同样生活在英国的穆斯林年轻人进行煽动和招募。这就是危险所在，英国政府和情报安全部门已经通过各种方式遏制这种现象，但是再密的网也是有孔的，而且维持如此大规模的情报搜集和监控需要长期大量耗费国家资源，安全成本太高。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大禹治水”问题，“堵”只能治标，“疏”才能治本。如果萨迪克·汗这样出身的人可以当上伦敦市长，那么这种模范作用对于穆斯林群体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此先例一开，穆斯林移民在英国社会的上升渠道就会被打开，那些对未来迷茫的穆斯林年轻人也许就会对生活增加信心（对于他们来说生存不是问题，问题在活得没有意义，因此极端思潮某种程度上很容易乘虚而入），再次相信在这个社会中自己是可以做一番既合法、有意义又有成就感的事业，那么这个“疏”的渠道就形成了。这种渠道当然不仅限于从政，竞选议员或市长，还包括在拥有较稳定收入的公务员队伍中为少数族裔增加机会，比如萨迪克·汗当选后宣称要在警察队伍中增加少数族裔的数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变化无论对少数族裔的犯罪问题还是极端思潮的遏制，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关键就在改革的决心和水准上。
右派的担忧：基督教白人主体社会遭到威胁
但保守的右翼则不这么想，穆斯林市长的改革也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会有进一步撕裂社会的可能。在萨迪克·汗就职演说时，极右翼候选人保罗·戈丁在台上居然用背对新市长的方式表示抗议，这种行为可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西方民主游戏的玩家们历来尊重游戏规则，就算心里多么的愤恨和不懈，表面也要说：“我们祝贺对手胜选，接受投票结果，我们会检讨，下一届再来。”这是西方民主游戏能玩得转的基本要求，但是这回的结果对于白人右翼而言着实不好接受，而且整个伦敦也未必就准备好迎接穆斯林市长的大刀阔斧改革。
新市长就职典礼上，极右翼候选人保罗·戈丁背过身来表示抗议
因为工党穆斯林市长的理念如果得以贯彻实施，那么将会带来一个可预见的也是最直接的结果：穆斯林移民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受气的穆斯林难民们想必已经在和早先抵达伦敦的小伙伴们联系了，伦敦新市长的身份和主张对于他们而言绝对是一大利好。进入2016年后，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英国的失业率降至十年最低，就业率达73.3%，经济形势目前在英国是“风景这边独好”。这估计也给工党的改革派们提供了底气。但是这块经济复苏的蛋糕先给穆斯林移民吃的话，伦敦乃至全英国的白人们估计也得不高兴了。
此外，随着穆斯林的增长，宗教隔阂会进一步加大而非缩小。穆斯林群体的增多将会导致穆斯林宗教场所和宗教行为的增多。而且长期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拥有很强烈的传教动机，以笔者的经验来谈，即便是坐出租车，某些穆斯林出租司机也会掏出手机，给你推荐一款“古兰经学习App”，恨不得手把手教你从Google Store上把这款App下载下来，然后一本正经地截取古兰经的某一小段，跟你“解释”先知是如何预见到手机的发明和飞机的出现的（亲身经历，绝非杜撰）。别说是当地白人，任何人都会对这种现象感到疑虑。如果穆斯林移民真的不拿自己当外人了，那西方社会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前些日子，法国人就用推土机把穆斯林难民营中的清真寺给推平了，所以这种撕裂不是通过给穆斯林上升渠道就能解决的，穆斯林的社会地位提升并不会改变其宗教信仰与西方不一致的事实，即便政府不表态，民间的隔阂也迟早会引发对抗。
英国穆斯林群体在不断壮大，如何疏导这部分人群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两难之下如何选择？
面临两难境地，英国人或者说伦敦市民做出了和右倾抬头的欧陆国家不一样的选择。英国人继承了自大宪章以来的妥协精神，往后让了一步。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比极右翼的对抗策略要务实。首先，我们不能枉顾事实，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是不可能说搬走就搬走的。在今天，欧洲国家在自己的社会结构中彻底剥离穆斯林移民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在英国的校园中，穆斯林学生随处可见，在英国的社会中，穆斯林移民也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这就决定了在这个社会中和穆斯林的共存不是以英国人意志为转移的。
如果选择对抗，压缩移民在社会中的上升空间，片面保护英国本地人的就业机会或福利，那并不会让穆斯林选择离开，因为他们无家可回，英国已经是他们的家了。他们会选择抗争，这些抗争会有合法的也会有不合法的。社会治理成本会上升，固有的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如果寄希望于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移民送走，那请问欧洲国家拿什么送？准备把他们送哪去？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说，既然向右转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为何不务实地向左转？
如笔者的一位立场偏左的英国友人所言：“那些抵制移民的右派不过是一群懒汉，他们自己不愿意努力，却也不让别人努力。穆斯林市长的出现意味着英国社会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多的移民会激活英国的经济和创造力，移民们就像搅动沙丁鱼的鲶鱼，他们带着希望到来，一定会更努力和毫无保留，而习惯了福利的英国人缺乏创造力和努力的动机，这正是一个唤醒英国经济的好势头，我想不出那些愚蠢的保守党和右派有何理由反对。”
然而，质疑声永远存在，西方世界的网上（包括我国部分网民）有很多舆论担心穆斯林市长的到来，会导致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和教条逐渐被用来束缚非穆斯林市民，欧洲的穆斯林化会日益严重，从而诞生必须旗帜鲜明反对穆斯林移民迁入的声音。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可以理解，但是用这个观点来套伦敦穆斯林市长这个案例的话那就有偏差了。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当选的萨迪克·汗不是一个西方社会的造反者，他不可能带领极端思想去造西方社会的反，因为从他的履历和成长环境来看，他恰恰是一名西方社会的“驯化者”或者“皈依者”。他的支持者以及希望他当政的精英们心里清楚，把萨迪克·汗树立起来有利于“驯化”更多的穆斯林移民。总的来说，这是英国人对当前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欧洲穆斯林人口增长的一种有别于他国的创新型解决思路，效果怎么样还得让时间来检验。然而右翼担心的穆斯林化在伦敦发生的可能性极低，因为该市长如果推行这种政策的话，我相信他会立刻失去支持成为政治弃儿，毕竟让他登上市长大位的可不仅仅是穆斯林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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