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特：奥巴马外交,一个非现实主义者的自嗨

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临近尾声，此时他关心起自己的历史评价也是人之常情。大概也正因此，他决定接受《大西洋月刊》的系列访谈，希望借此机会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同时为不愿意像批评者所希望的那样广泛动用美国的权力作出解释。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自然又重新抛出了那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奥巴马任内的外交政策是否符合“现实主义”原则？或者至少包含大量的“现实主义”考量？许多人将奥巴马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我可以理解个中缘故。不过从我的角度来看，在他的任期里，非现实主义的色彩和现实主义并重。而他在外交上最明显的败笔恰恰是由这些因素所致。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奥巴马可能会留下哪些政治遗产。以个人浅见，后世的历史学者会给予他高度评价。他会作为美国第一任非白人总统而被铭记，他执政时表现出来的高尚形象、优雅风度和勤奋态度令人难忘。他的行政团队与丑闻绝缘，他也很少做出后果严重的草率决定。尽管有时他要面对谩骂，甚至是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言论，但他对针对自己的大多数批评都厚颜以对、宽大置之，这点令人钦佩。无论今年11月谁将赢下总统选举，在与其前任相比时，他或她极有可能黯然失色。

回顾奥巴马的任期，他推动了医保改革，避免国家陷入第二次大萧条，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让少数派群体得到更大的宽容和接纳，这些成就将会为他赢得赞誉。只要想想2009年他入主白宫时接手的那副烂摊子，你就会同意眼下的成就来之不易。何况这些成就还是在共和党无所不用其极的阻挠下达成的，为此共和党不惜把自己的领导人当炮灰，还几次三番以整个联邦政府停摆相要挟。共和党的“爱国主义”就是这副模样。

然而这些功绩都属于内政范畴，他在外交上最多只能算得上功过参半。今天，美国在全球大多数地区的形象都比他上台前更好；目前来看与伊朗的核协议也称得上成功。我还要为奥巴马终结了美国对古巴的孤立喝彩，多年以来孤立政策的效果一直适得其反。在核安全和气候变化议题上奥巴马同样取得了进展，当然，这两方面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

可惜奥巴马的外交决策同样存在诸多败笔，阿富汗问题首当其冲。在他执政第一年，阿富汗问题一直是他的心头大患，最终他决定向阿富汗增派近6万部队。他允诺暂时“增兵”能压制塔利班的势头，让美国能最终体面撤出。而现在许多年过去了，塔利班的势力范围达到了2001年来的新高，而美军依然深陷于此，阿富汗问题的解决还遥遥无期。当时有些声音警告说增兵政策注定失败，果然一语成谶。

奥巴马促成巴以和解的好心好意同样也落得蒙羞。以色列定居点继续扩张，加沙继续受到空袭，巴勒斯坦温和派已经名誉扫地，哈马斯势力已经增强，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一致青睐的和解方案名存实亡。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在巴以问题上费心费力，却一无所获。

奥巴马应对“阿拉伯之春”的策略也称不上成功。美国帮忙推翻了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支持胜选上台的穆罕穆德·穆尔西政府，可当后来穆尔西被军事政变推翻，另一个草菅人命的独裁政权建立时，美国却只是坐视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美国派遣空军帮助推翻了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而如今奥巴马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因为现在的利比亚成了失败国家，伊斯兰国活动猖獗。奥巴马宣称“阿萨德必须下台”，可是他并没有合适的手段来实现这一宣言 ，也缺少合适的继任者来取而代之，而之后联合国促成停火的努力却又受到了美国的阻挠。如今，叙利亚已是遍地残垣，而阿萨德依然统治着国家的核心地区。伊斯兰国兴起和也门胡赛叛军让奥巴马和他的团队措手不及。不得不说：今天的中东形势要比奥巴马上任伊始更加不堪，这并非完全拜美国所赐，但美国反复插手不仅造成了更多的混乱，还树立了敌人，也疏远了盟友。

诚然，要处理多个国家同时发生的起义对于任何一个总统都会是挑战。你也不难想象，若采取其他应对措施可能导致比现在更糟糕的局面。但即便如此，似乎除了阻止伊朗成为一个拥核国家之外，奥巴马和他的团队似乎从未想清楚他们要在这个地区达成何种目标，结果便是本应贯彻统一的政策制定变成了七零八落的即兴发挥。

最后，奥巴马在与俄罗斯的周旋中的表现也差强人意。我决非普京的拥趸，但美国的错误在于公开支持意图推翻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抗议者，同时也未能预见俄罗斯的反应。结果对于乌克兰人民而言是个悲剧，美国处境尴尬，欧洲则面临着更大的威胁，而后者已经有太多麻烦需要应付了。

奥巴马这张外交答卷是否像批评奥巴马的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揭示了所谓“现实主义”外交的弱点呢？一方面，奥巴马身上确实有些特质和想法与现实主义观念相契合。他认识到美国的权力并非不受限制，而军事力量是粗糙的手段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同大多数当代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美国自身极其安全，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关乎存亡的威胁唯有核武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他相信亚洲的战略重要性日益提高，这体现了他认同经济和军力——也即硬实力是塑造世界政治格局的关键因素。的确，他强调“国内建设”反应了他明白本国实力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石。和大多数现实主义者一样，他认为这样的观点荒谬而危险：为了维持美国“公信力”，即使是愚蠢的战争也需要去打。

不过另一方面，《大西洋月刊》文章里表明了奥巴马的世界观并非与现实主义一脉相承。他认为美国有四种战略可选择：现实主义、自由干涉主义、国际主义、孤立主义。他完全摒弃了孤立主义，认为前三种战略可以挑选作为外交政策的依据。尽管他对干涉主义的“华盛顿游戏规则”曾有尖锐的批评，但奥巴马和大多数外交事务建制派一样，都相信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强国，美国的领导依然“不可或缺”。实际上，他想要鱼和熊掌兼得：既承认美国权力存在局限，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美国即使作壁上观也无伤大雅；却也时刻做好了干涉的准备，在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或者美国权力能够带来积极效果的时候出手。

然而执政七年来，这位以口齿伶俐著称的总统却从未提出一个条理清晰的框架来说明：美国的核心利益有哪些，美国又如何在成本和风险可接受的前提下实现宏观政治蓝图。具体些讲，世界上哪些地区是值得美国承诺用鲜血和财富保护的？这些地区因为何种理由而比其他地区更加重要？在何种情况下，美国应当将一部分公民至于危险境地以保证其余公民的安全？什么时候代价和风险会超过潜在收益？另外别忘了问题的反面：哪些地区或者议题是无足轻重的，因而美国可以任由他国作为呢？

《大西洋月刊》文章想表达的意思是奥巴马不止一次问过自己这些问题，他也对满意于自己对每一个问题的答案。比如，报道指出他认为中东的重要性在下降，而亚洲在上升。但奥巴马从来没有将这一总体设想告诉过其他人，也从未公开指出某些地区位于美国核心利益范围之外，不值得美国士兵为之战斗牺牲。奥巴马并没有向众人构建出他眼中利益的轻重缓急，也不曾解释这般考量背后的逻辑，他的大多数公开发言都在复述强调自由干涉主义的老一套。

奥巴马在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演说里为武力的必要性做了辩护。他告诉世人，“六十多年来，美国运用自身的军力，牺牲本国公民鲜血帮助保卫了国际安全”。事实证明他所言非虚，他大量使用无人机作战，批准特别行动，发起斩首刺杀。比起前任布什，奥巴马投入的兵力规模更小，试图达到的目标更适可而止，却也把武力用在了更多的地方。但决定在哪里采取行动，又在哪里袖手旁观的过程和依据却仍是一个谜，就连我们这些关注者都毫无头绪。

未能清楚定义美国国家利益，又倾向于复述“自由霸权”那套熟悉的论调，这造成了不佳的结果。首先，这意味着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遥远的角落出了麻烦，奥巴马都面临需要“有所作为”的压力（当然奥巴马那句不干“蠢事”说的没错，但也没起到帮助。）利比亚问题的惨败明白地暴露了危险的根源，干涉的呼声有时能凌驾于更理性的直觉之上，即使总统不情愿也可能被说服去行动，哪怕美国核心利益安全无虞，哪怕华府也不知道自身意欲何为。缺少清晰的战略，“蠢事”无论如何都难以避免。

其次，由于奥巴马反复强调美国的领导不可或缺，他每次希望叫停一项失败政策或是避免陷入新的泥潭时都会遭致强硬派的批评。撤出阿富汗和伊拉克，不去踏足乌克兰和叙利亚都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这些国家和他们遭遇的问题并不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但奥巴马从未令人信服地向公众解释这样选择的缘由，甚至在阿富汗问题上他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思。他的所作所为本应表现为艰难但讲求实际的战略决断，结果却被视作是厌战情绪和糊涂的软弱。

同样的矛盾心态损害了美国与同盟的关系，盟友的搭便车和“鲁莽驾驶”明显困扰着奥巴马，但他却花了可观的时间精力让这些盟友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都可以指望美国。这样做的结果很容易预想，美国的盟友一边继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乱来，一边因为华盛顿没有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而愤愤不平。如果奥巴马与盟国讲明他们不得不在自身防卫上投入更多的原因，造成的失望可能一样强烈，但至少他们会弄清楚自身的位置和责任，美国的纳税人也能弄清楚自己的钱会花在何处。

最重要的是，因为奥巴马从未公开宣称自身抱有彻底的现实主义观念，或者试图将这一想法解释给美国民众，所以他从未有机会改变他现在所嗤之以鼻的那套“华盛顿游戏规则”。在他头一次总统竞选中，他说他不只是想要结束伊拉克战争，他还要“终结把我们拖入战争的那套思维方式”。现在美国民众的观念或多或少已经改变，但外交政策建制派依旧食古不化。《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描述了奥巴马对华盛顿“智库产业园”公开的蔑视，然而有大量其中的成员被他安排到了重要位置。奥巴马在执政期间也接受了许多他们的信条，尤其是所谓不可或缺的“美国领导”。

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并不容易，总统的声音虽然颇具份量，但毕竟只是众多意见之一。要改变既有共识，奥巴马需要与既得利益和把持要职的智囊直接较量，并至少在一部分重要职位上任命一些观点不同的人士。他得在整个任期内反复阐述这一不同的战略框架，而不是仅仅在几次被迅速遗忘的演讲中有所提及。要改变共识需要那种他在兜售伊朗核问题方案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持和专注。与此同时，他还需要统筹政府事宜，处理每周突发事件。对于任何一个总统来说，这都是很高的要求，何况是对于一个接任时政治经验尚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总统。

总而言之，奥巴马实际上推行的外交政策并不符合“现实主义”，因为他并没有全心拥抱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也没有任命多少现实主义者担任要职，更没有真正尝试去扭转建立自由霸权这一两党都认可的战略共识。真正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是在2009年立刻从阿富汗撤退，将美国与中东国家的“特殊关系”降为普通关系，明确反对北约的进一步扩张，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放弃“政权更迭”和其他社会工程计划，并回归克制，重拾“离岸制衡”这一往日成果斐然的战略框架。

当然，哪怕奥巴马确实详细解释了战略背后的逻辑并始终贯彻如一，可能也无法转变外交建制派的干涉主义思路。毕竟这种思路的支持者众多，无论是富人、大公司、知名智库还是人脉广阔的游说团体都在其中。改变美国人的外交政策思路这个目标可能太过雄心勃勃，胜算渺茫。

（译者：陈小树，译自：《外交政策》网站2016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