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清：蔡英文会被台湾政治摩天轮甩出去吗

5月20日，蔡英文宣誓就职。当看到前马英九离去的背影时，很多人也许会记起8年前，也是在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地点，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以压倒性胜利从民进党手中重新夺回政权，一时风光无限。如今风水轮流转，“总统府”又迎来了民进党人，送走了国民党人。

今年初民进党从“大选”中胜出后，笔者就曾在观察者网撰文《民进党执政与台湾的新政治周期》，指出“从2008年到2016年，台湾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民意的重大变动，并通过直接选举机制体现为政党轮替的实现与政治周期的循环。这一幕恍若一个巨大的政治摩天轮，在不停的运转中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如今，蔡英文率领民进党的中生代精英，依靠这个摩天巨轮般的政治周期攀上了台湾的政治顶峰。

现代社会政治明星光环常常是不稳定的，其命运取决于民意起伏。今日台湾民意的变动，往往是经济快速波动和社会多重分化在特定政治事件或政策议题上的反映。当经济波动不断减幅直到失去动能、且社会分化日益固化的时候，一种不良的政治周期就可能浮现：党派精英们想方设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认同分化的多重制约，公共政策左右为难，往往“顺了姑情逆了嫂意”，难以满足的大众就会改变政党偏好，抛弃一个政治明星，捧起另一个政治明星。这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认同矛盾则损耗愈重，没有赢家，都是输家。

基本上，这就是八年来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执政命运。现在蔡英文一脚踏进这个周期，身处台湾政治摩天轮的周期循环结构之中，她能摆脱马英九的命运模式吗？

内忧外患中，蔡英文能否摆脱马英九的命运模式？

蔡英文的执政根基：一座亚太经济整合中的孤岛

拥有“亚洲四小龙”之一闪亮经济地位的台湾曾让各国精英油然而生敬意，源自日本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高帽被奉送给台湾及其东亚邻居。在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之外，人们在这个地区仿佛发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一种兼具政府干预与市场动力的混合经济模式。

然而最近十多年来，台湾的外贸荣景逐日黯淡，产业竞争力下滑，经济增长乏力，它在世界经济中日益边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李登辉和陈水扁的战略失误。今天，台湾已经成为亚太经济整合中的政治经济孤岛，除了资讯产品由于WTO信息技术协定（ITA）享有免关税保障之外，难以为重要产品进入各国市场争取到优惠关税待遇，产品竞争力以及原有的产业优势不断流失。

外贸的萎缩对以出口为命脉的台湾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自2010年以后台湾的低端出口产品面对东盟国家时已无优势，高端产品例如面板、电子零配件、芯片等机电产品面临韩国的激烈竞争，甚至有逐步失去大陆市场之虞。同时，大陆科技产业也有自身的发展需求，台商闻之色变的“红色供应链”开始崛起。如此，作为台湾经济顶梁柱的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即将不保。同时，在台商和外商投资信心不足的时候，在消费能力受就业不稳、薪资停滞的时候，在生物科技、医疗、文创等产业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经济大厦的时候，在台企无法突破代工生产模式的时候，台湾从经济短暂波动走向持续下滑的可怕前景并非不可能。2015年台湾GDP已经保不住1%的增长率，预估2016年也难有起色。

这就是2016年民进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蔡英文今后无法摆脱的经济梦魇。在这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状况下，近年来，台湾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已从最高峰的1990年的25%掉到目前15%左右。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能力不断下降，刺激和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将随之下降，同时民生福利几无提升之机。台湾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已从1993年的31%的最高峰拦腰落到2014年15%的低谷；民生福利支出的占比则从九十年代初的不足10%逐渐爬升到2011年的近20%，但此后四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说明台湾官方除了维持既有福利现状以外，已无余力再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增添福利项目或者扩张福利基础。而蔡英文竞选主张中的20万户社会住宅建设、青年创业、边缘群体照顾、都市更新加速、北中南部均衡发展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如此状况，巧妇焉能做无米之炊？

因此，蔡英文当选后，一边在绞尽脑汁琢磨两岸政策说辞，一边在想方设法准备出手刺激经济动能。假如台湾经济状况继续低迷下去，政治摩天轮的转动只会加快，不会暂停，而马英九的今天将会是她的明天。

对蔡英文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既要设法稳定两岸经贸关系现状，也要争取台湾工商界的投资信心和配合。这两方面是她从选前到就任初期投入精力极大的工作。因为有经济实务经验的人都会看出，她近年来所主张的“内需经济”、“以创新为动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理念，落到实处无非都市更新、医疗照护、精致农业、民宿服务、物联网、新能源等具体的产业，要么产值弱小，要么缓不济急，不足以扛起突破台湾经济困境的重任。近来，她在多个县市阐述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的发展策略，提出将在台湾北中南部同时打造五大产业创新体系，涵盖绿色能源、防务产业、生物医药、亚洲硅谷、智能机械等，希望让各种产业政策同时发挥作用，堆大“柴火”驱散景气寒流。但其致命缺陷在于无视外贸的萎缩和大陆市场的流失，因为没有市场的创新是没有产业生命力的，而台湾内部狭小的市场不足以支持蔡刺激经济动能的产业计划。此外，她十分渴望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但由于TPP在劳工、环保、政府采购等方面标准极高，台湾能否顺利加入还有很多变数，而且即便加入也很难短短几年就能帮助台湾经济脱困。

所以，目光只能回到两岸——今后两岸经贸关系仍然是台湾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源。根据我们的实证研究，十多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对台湾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的是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其次是对大陆的出口。可见两岸经贸攸关台湾经济命脉。

图1：1996-2014台湾对大陆投资占对外投资百分比（%）

（资料来源：“行政院主计总处”）

如此，经济问题再度回到政治层面：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能得到大陆的信任，如果继续搁置两岸服贸、货贸，那么台湾所占有的大陆市场份额迟早落入其国际竞争对手的手中。更何况，由于她迄今不承认“九二共识”，台商和外商普遍投资信心不足，大都停足观望两岸局势，有的甚至准备撤资台湾，这对今后台湾经济发展都是雪上加霜的事。

近来，蔡英文力推“新南向政策”，试图将台商的投资和贸易引向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希望能够开创一个脱离中国大陆的经贸空间。不过，这种官办经贸政策有逆自由市场潮流而动的问题，能否推动得了尚存疑问——十多年前李登辉“南向政策”的失败就是前例，即便碰到推进的机会也缓不济急。

台湾贫富分化：从社会议题变成政治议题

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中长期的增长乏力导致台湾社会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近年来，不管按十等分还是五等分，台湾家庭的最高所得组（组V）与最低所得组（组I）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参见图2）。台湾在工业化时期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但是在经济波动的年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台湾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发展成高收入群体，另一部分则掉到低收入阶层。

图2：台湾家户五等分组所得差异变化（1980-2014年）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编印：《家庭收支调查报告》，2015年10月。）

最近五年来，阶级论战的话语在台湾大小选举动员中十分流行，社会公平分配问题一度代替“政治不正确”的族群认同话语成为政党论述的利器。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从基尼系数、大岛指数等常用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来看，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比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家严重，何以公平分配和阶级话语在台湾如此盛行？甚至冲击到了两岸关系？

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认同、世代、地域等分化问题加码作用于贫富分化问题，使其凸显出来并且通过学运/社运舞台加以传播，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这是一个由社运和政党共同推动的政治建构过程，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问题都被卷入这个政治建构过程之中，无不沾染上阶级分化的标签。蔡英文在她的文集《英派》里指出：“全球化经济加大贫富差距，在台湾已产生阶级及社会矛盾；此时两岸加速经济交流，又出现扭曲的政商利益结构。两者产生的分配问题产生加乘效应，终于演变成世代之间的冲突。”这里就已经把贫富分化、世代分化与两岸问题牵连起来了。

而“太阳花学运”组织者传播的《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写道：“这些由大财团、大企业、少数执政者所组成的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随时可以抛弃台湾，随时可以转往世界上任何一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寻找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

在这里，“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作为学运斗争的靶子，汇聚了贫富、认同、世代等多种分化内涵，不仅是为富不仁的代表，而且具有“吸血鬼”一样丑陋、恐怖的形象，成为号召新世代良善爱台青年勇于抗争的最大激励。这种制造对手并进行妖魔化渲染的手法，也使学运中各种冲击、霸占公权力机构（“立法院”、“行政院”等）的现实违法（illegal）行动看起来似乎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与“终极正义”（ultimate justice），从而提升了学运参加者及支持者的道德形象。

在“太阳花学运”中，台湾的贫富分化问题被成功转移成两岸议题

对于新世代学运的仇富、恐中、反马心态以及展现出来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能力和反体制冲击行动，蔡英文和民进党精英是十分欣赏的，甚至自感“望尘莫及”，钦佩莫名。为此，蔡英文强调民进党应与社运团体建立“伙伴关系”，开展“默契合作”，形成“分进合击”的策略以对付国民党。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建构下，贫富分化与其他社会分化形态互相影响，使台湾社会遍布复杂的社会分歧点，极易成为政治动员的导火索。这是台湾民主化以后公共治理最难于处理的问题，也是各种吸引眼球的政治敏感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的社会根源，并进一步形成了新的不良政治周期：国民党重返执政不久即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经过一番努力应对，经济稍有复苏后立即面临公平分配财富蛋糕的社会压力，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双重制约，公共政策决策在分配优先或增长优先之间左右为难。同时，国家认同矛盾、南北地域发展差距刺激了不同社会群体的自利意识，对重大政策议题的社会共识基本没有可能形成。

于是，复杂分布的社会分歧点所构成的“导火索”一旦因偶然事件引燃，激进的新世代就能利用网络新媒体迅速开展社会动员，组织社运，引发政治紧张，而政客们大多见猎心喜，想方设法加以扶植和利用。这是马英九第二任期内最常见的社会问题螺旋式激化的模式，是多种社会分化共同作用进而高度政治化的结果。

不过，蔡英文上台后其实也很难完全避免按如此模式运转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社会碎片化，谁当家，谁承担。这一点蔡英文已经意识到了。所以，蔡英文执政下如何应对潜能十足的社会力量，将是未来若干年台湾政治发展的新内容。在高举“公平正义”理想旗帜但又兼有反全球化、反市场化和仇富心态以及强烈“台湾国认同”的新世代社运面前，直接承受中、美大国压力的蔡英文和民进党还能像在野时期那样纵情欣赏和支持社运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民进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将重新界定台湾参与亚太经济整合的步伐以及两岸政经互动的格局。

“武统论”不足以克制蔡英文的“隐性台独”

今年初，蔡英文的大胜让大陆舆论沸腾。虽然早在选前大陆民众就从网络媒体信息中多少知道蔡英文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多数人还是想象不到朱立伦和国民党居然会输得这么惨，民进党居然能够包揽“行政权”和“立法权”。震惊之后是对“台独”复辟的担心，对台湾选民的失望，甚至还有对大陆对台“让利”政策的不满。与此同时，出于对民进党执政下两岸“和平分裂”的担忧，大国崛起和强国心态开始催生出“武力统一”的强硬舆论。而520前夕一份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某媒体共同制作的网络民调显示，支持武统的比例达到了85%以上。可见大陆的“武统论”已经从少数退休将领公开报道的言论传播到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中，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白领甚至政策精英同情或支持“武统论”，这是大陆民意的一个重要变化。

近年来，多数大陆民众常以一个省的规格看待台湾的政治地位，有意或无意忽略台湾民意中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对两岸“对等地位”的渴求。因此，两岸民意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屡发冲突，在大陆民众眼中十分可笑的地方刚好是台湾民众心目中十分敏感的地方，反之亦然。

例如，当台湾年轻人自认为“台湾”或者“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的时候，不少大陆人很可能嘲笑为“自不量力”。如果再出现长期教育培养出来的维护“一中原则”、贬斥“中华民国”符号的事件，两岸民意的直接冲突就会爆发。2012年10月的东京影展事件，2013年11月的张悬事件和2016年1月的周子瑜事件都是典型例子。特别是周子瑜事件，由于发生在台湾大选前夜，其媒体传播效应几乎是一场“完美风暴”，足以影响几十万选民翌日的投票选择，并且成为几天后大陆网民“帝吧远征台独Facebook”大规模网络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而现在台湾选民居然选出具有“台独”背景的蔡英文，这件事让大陆很多民众的强国情怀深受抑挫，进而怀疑过去八年来以经济促政治、扩大两岸交流的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质疑经济“让利政策”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姑息养奸”，助长“和平分裂”的态势。“武统论”因而获得了社会基础，酝酿成型。

迄今为止，“武统论”基本上是一种应急式、惩罚性的决战思维，它并不考虑两岸关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经济基础，也没有全面考虑两岸所处的复杂外部大国关系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武统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于威慑和制止各种“显性台独”，但难以对付“隐性台独”问题。

综合各方面信息判断，蔡英文上台后更可能走的是“隐性台独”道路而非“显性台独”。蔡英文当然不是马英九，没有“振兴中华民族”、“中兴中华民国”的信念，但她也不是陈水扁，不敢大搞“法理台独”、“烽火外交”等冲突政策。在陈水扁任内，她当年的政务官生涯是“中华民国”体制内的保守派和理智派。

民进党在野时期，她作为党主席试图在强化“台湾主体性”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论述脉络里，寻求与大陆“政经分离”，即只要台湾的经济利益，不谈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和政治愿景，并且以民主决策、自由选择、透明决策、公平分配等诉求挑战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当选后，由于台湾经济动能丧失和公共治理困境的挑战，蔡英文只能选择不挑衅大陆的政策，以便稳定两岸经贸关系，塑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因此至少在最近一段时期，大陆对台政治压力、经济交流与社会融合三管齐下的综合应对要比简单化的武统论更能妥善地处理两岸关系。

就两岸因素对蔡英文执政的挑战来说，她在选举期间以“维持（两岸关系）现状”、遵循“现行宪政体制”、承受“两岸交流既有成果”等论述来回应各方对其两岸政策的质疑，对两岸议题采取了淡化的策略。同时，由于大陆的克制，台湾民众也还没有真切感受到两岸关系的“地动山摇”。因此，两岸议题并没有成为此次台湾选战的主轴。

不过，蔡英文当选后，那些抽象浮泛的论述已不足以应对具体而迫切的两岸事务，蔡本人的“隐性台独”作风，民进党部分精英对“台独神主牌”的供奉，以及时代力量党和独派社团的激进“台独”言行，势必造成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引发台湾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从而造就了蔡英文执政的紧迫困境。这种不稳定、不确定的两岸形势，与八年前马英九当选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别。蔡英文在选后提出愿在“既有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这个“既有政治基础”表述涵盖了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遵循“现行宪政体制”、接受过去的两岸交流协商成果以及依据“台湾民主原则和普遍民意”等四项内容，显示她开始寻求对大陆有所妥协。不过，目前来看，这样的妥协离大陆的要求还较遥远。因此，两岸关系前景并不明朗，变数很多，蔡英文依旧面临台湾民意逆转之危险。

对于蔡英文来说，需要迎接的是分化社会对民主社会的历史性挑战

余论：分化社会挑战民主社会——从台湾治理到两岸关系

在台北，一位曾任高阶文官、退休后乐当社区义工的老先生告诉我，民主当然好，但是民主越多，下层老百姓就会越想念威权领袖蒋经国，因为不是民主越多社会就治理得越好。在北京，一位一辈子从事对台工作的老前辈告诉我，深感三十多年来对台工作最大的困难来自民主化后严重分化的台湾社会，因为大陆的对台政策必须跨海面对多元复杂的台湾民意，政策效果经常吃力不讨好。

台湾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选，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形成过程（即“民主化”）受到不少“先天病灶”的影响，包括早期的省籍-族群冲突、南北部发展差距以及近年凸显的国家认同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三十年前台湾民主化的启动有其问题意识，亦即改变权力资源的产生和分配模式，包括开放政治市场（开放“党禁”、“报禁”），让民众平等获得利益代表（解散“万年国会”）以及最高权力的普选（“总统直选”）等。不过，随着第三次“政党轮替”的完成，即便按民主化研究的最严格标准，台湾民主也已进入了“巩固期”（democratic consolidation），这时候，由于四大社会分化形态同时存在，不良的政治周期隐然成型，促使台湾民主政治运作的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可持续发展、有效公共治理以及公平分配的供给成为新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分化社会对民主社会的历史性挑战，如果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能完成这些任务，就不能嫉妒威权领袖的余荫，无法逃脱政治摩天轮的无情周转。

民主政治不确定，分化社会无共识，这两条是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的难关。大陆对台政策虽然还算不上完整意义的公共政策，但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台湾政治发展的这两条逻辑。纵观三十年来对台政策的发展，从《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到国共交流和ECFA，再到两岸各行各业交流合作以及最近推出的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及就业政策，可以看出台湾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分化使得大陆对台政策的重心逐渐下移，涵盖面逐步扩大，不断克难前行，打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崭新道路。今天，台湾的社会分化和政党轮替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继续发展的激励因素，未来政策改进的着眼点应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在坚决反“台独”的基础上推行让台湾民众“有感”的政治干预，扩大对台湾新世代的政策吸纳，全面布局构建两岸安全共同体等。相信随着中国大陆全面崛起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的扩大，台湾将更深入地融进大陆发展、改革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两岸加深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开展政治协商，共同缔造统一的新国家，将是水到渠成之势。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4月号，经作者修改审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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