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当急脾气的中国工人遇到慢性子的斐济民工

（文/和文臻）

本文基于笔者2013-2014年间在太平洋岛国斐济从事的人类学调查。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由于一百多位斐济村民在笔者调查村附近的一个中国外援项目工地与数十名中国工人并肩劳动修建公路，斐济民工与中国工人在何为工作以及何为工作规矩两个问题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文化摩擦，说明在跨文化的互动中达到文化自觉境界的艰巨性，但由此开始了解对方文化的特殊际遇，这不失为彼此迈向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道路的破冰之旅。

一、引子：外援与选举

2014年9月中旬，斐济总理大选将见分晓，翘首以待竞选结果的人们除斐济选民外，还有身处斐济北岛营地的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原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赢得大选的最终结果对援建斐济的中国人来说可谓如愿以偿。在竞选前三个多月里，中国援助斐济修建公路项目的所有人日以继夜追赶工期，希望利用工程阶段性成果，支持对中国示好的姆拜尼马拉马继续担任总理。

姆拜尼马拉马于2006年发动军事政变，从军人身份转为临时政府总理，随后推出“北望策略”（Look North Strategy），将发展斐济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视为斐济对外政策的核心，自此中国迅速地成为斐济外交关系中的核心盟友并加大了对斐济的外援力度。

作为一家中国国企在斐济的子公司，驻扎在斐济北岛营地的安然公司肩负着中国政府援助友好国的使命。在此施工的工人中，少数是中国公司派出的正式员工或临时工，其余都是在当地招聘的斐济人，包括我所在村寨的部分村民。鉴于北岛营地的工人中既有中国工人，也有斐济民工，这个工地无形中成为笔者考察两个不同文化互动的绝好空间。笔者在本文将集中讨论如下两个问题：何为工作意义？何为工作规矩？这样的问题在斐济民工或中国工人原有的生活中已有答案，不大可能被视为需要过多质疑的问题；但在北岛营地，双方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展示出相当大的文化差异。

身在北岛营地的斐济民工和中国工人之间由于工作产生的彼此看法将构成本文的分析重点。下文中，笔者希望首先说明，文化互动有可能产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但跨文化的反思和多元文化自觉实属非常难得的人类智慧。笔者将继而说明，文化反思并非人类学研究者独占的智慧。普通人——如本文描述的中国工人和斐济民工——也有可能在有充足的跨文化互动和理解的前提下获得一定程度的文化反思智慧并靠近或达到文化自觉的境界。

斐济岛地理位置

二、何为工作意义？

中国人和斐济人在施工营地的主要关系是劳动关系、雇佣关系以及一定程度的生活关系，与工作相关的概念，如勤劳、回报、效率、纪律、承诺、规矩、等级以及友善问题，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显得颇具张力。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北岛营地的斐济民工和中国工人对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发生整体的彼此想象，同时在彼此认识和理解中丰富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建构。

工作并非是简单的体力或脑力劳动，想要得到一个关于工作的满意理解，研究者需要对工作的价值赋予更为宽广的理解。美国学者福山在论述中指出，“工作伦理”这个语辞暗示，人们的工作态度由文化和习惯决定，与“气魄”发生关系。福山所说的“气魄”类似于某个特定文化的底色或非理性的文化元素。对于工作伦理的解释，韦伯也曾明确指出，对属于基督教新教教派的清教徒们而言，努力工作并非是一个简单物质化生存的问题，而是一个回报上帝之恩的道德问题；清教徒对天职负有的强烈责任感不但体现在工作的努力之中，而且延至简约的生活方式，此乃财富积累的基础和资本主义有可能发展的先决条件。在韦伯看来，清教徒们认定的唯一生存方式是完成上帝为个人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不事努力的劳动或无度的生活消费不但违背伦理规范，还会给社群生活带来负担。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工作伦理并非由宗教教义演变而出，但却扎根于杨庆堃所言的“实质性宗教”（essential religion）。在这位老一代中国人类学家的分析中，“实质性宗教”指以家庭、家族、宗族为组织基础的祖先崇拜，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则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有相当地位的家本位观念，所以人们所有的努力，包括耕田、经商、做官，都离不开家本位思想的影响，以养家糊口为最低标准，将耀祖光宗作为立德、立功或立言的业绩。杨懋春先生用更为形象的语言表述了中国人吃苦耐劳与勤俭持家的关系：当一个老人看到子孙不努力劳动时，他会把他们叫到一起坐下。此时他会讲述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如何艰苦奋斗、克己忘我、坚持不懈、乃至于无暇享受劳动果实的经历。长期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郝瑞先生也认为，为了家庭或家族的繁荣，中国人愿意付出极大心血，极力追求经济理性，以各种形式的劳动方式获取超越简单个人利益的果实，提高家庭生活水平以及寻求保障。中国人被教育要努力工作，但是不仅仅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为了整个家庭的长期利益而努力工作，当他们看到这个目标是可实现的，他们就会以一种经济理性的方式为之努力。

在我蹲点研究的村寨，几乎全村人都是新教教徒，但他们对于工作或劳动的理解并没有显示出韦伯所言的新教精神，同时也缺乏杨庆堃或杨懋春所说以家本位观念为依托的劳动态度。对于这些斐济村民而言，悠闲的、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伴随着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在他们眼中，工作并不是与休闲（如聚在一起聊天）或休息（如躺着睡觉）严格区分开的对立概念，而是相交互补的关系。在田野研究中，我发现轻松、随意、共享的劳动氛围是斐济村民平时在家干活时的常态，也被斐济村民视为再自然不过的劳动方式。正因为如此，修路时斐济人边干活、边休息聊会儿的工作方式不断持续，难以纠正。在调查中笔者也感受到，对于斐济村民来说，生活就是活着，可以十分简单，一位斐济村民对我说：“在村寨，所有事情自由自在”。他所说的“自由自在”含义广泛，一方面是说人们活得悠闲自在，另一方面指很多食物可以从地里或者海里直接获取，无需去市场买。由于捕鱼、采集各类果实或可食用的根茎植物是多数村民熟悉的自然赋予，唾手可得，简单的劳动后就能直接得到食物，不用担心挨饿。况且，邻居间相互接济也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互惠行为。

斐济村民平时在地里的劳作大多用大刀砍灌木丛和野草，开辟出一块地后开始耕种。这种劳动方式与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刀耕火种方式异曲同工。但在一些中国工人的眼中，斐济人的这种劳作方式简单但缺乏技术含量。一位自称“老王”的中国工人这样说：“这里的人就适合干一点粗活、重活。细致的、需要动脑子的就干不来。拿着刀除草他们很在行，这是他们的强项。而且说什么他们就只知道把那一件事情做了，想不到把相关的事情都做了”。有关斐济村民不会动脑子干活的说法当然是一种偏见。斐济村民在自己熟悉的开荒种田、下海捕鱼或食品采集过程很会动脑子，他们可以迅速的从一颗椰子果里面用刀子撬出两块完整的椰子肉，也知道怎样拿着手电筒在黑夜里不过一两个小时就捡回来一大麻袋够全家子人饱食一顿的螃蟹。在工地上“被动”的工作习惯要归因于他们对大集体形式的工业化劳动之不解，更要归因于斐济民工受中国工人支配的劳动角色。

另外，斐济村民通常将工作看作是个人对于特定关系的认同，他们习惯在干活的时候相互交流，很少有不说话闷着头干活的情况。在工作中，几个人还会坐在干活的工人旁边陪伴着，有的就直接躺着打盹。干活与休息相互交织。这种劳动方式还与斐济村民的共享生活方式有关。个体是嵌入到社区（community）当中的，社区是斐济人认同的中心组成部分。例如，在斐济的村庄中，时常会有各类聚会，如婚礼、葬礼、送别礼等等。准备时男子去地里挖芋头和木薯之类的主食，杀猪宰牛，然后找一块空地烧火做lovo（所谓lovo是先把石头烧热再用石头的温度加热食物的烹饪方法，是斐济传统烹饪方式，在大型聚会时必不可少。）；女人们则一起去海里捕鱼、采集野菜、切菜、做饭；最后开饭服务的一般是年轻女子。此类活动的特点之一是某个氏族或是整个村庄的人聚在一起劳动并共享食物。一般的聚会仪式都会持续两三天，村民为了仪式活动准备会比较忙碌，但用一位村民的话来说，“这种比较忙碌的劳动只持续一两天而已，过后就是休息”。与中国工人相比，斐济村民对工作的理解更为生活化。到中国营地打工的目的要么为了孩子上学，要么为了盖房子，道理如同到大海捕鱼一样。

中国为斐济培养的专家

但对于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而言，工作的意义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国家利益、公司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一位施工负责人这样说道：“说大了，来斐济工作，是政府行为，促进两国经济繁荣，造福斐济。说小了，是维护企业利益，扩大海外市场”。当然，能够得到相对丰厚的收入也是他们远离家人孤身在外的慰藉。由于个人利益的实现要通过公司利益的实现，而公司利益要通过国家利益实现，北岛营地的中国工人需要在一个异文化环境中将自己的利益与公司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同时需要指导本地人从事有严格工期限制的劳动。加之公司上层领导的教育，北岛的中国工人也具有代表国家来到斐济施工的自豪感。所以劳动和工作对中国工人而言具有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体利益三位一体的意义。

三、何为工作规矩？

北岛营地的施工程序需要斐济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但“斐济时间”影响下的斐济政府工作效率常常导致工程进度的迟缓。“斐济时间”是指斐济整体弥散着一种悠闲的文化气氛，甚至连开会迟到也往往能够得到原谅。当地人常常会笑着对很着急的人说：“别着急！这里是斐济时间”。但这种做任何事情都不紧不慢的工作方式，让着急赶工期的中国人很难接受，甚至认为他们是故意“磨洋工”。由于这一认识，在施工营地的中国员工常常问我，斐济语“快点”怎么说，以便更好地催促斐济下属赶快干活。

在斐济语中，“快点”（totolo）不是招人喜欢的字眼；“慢点”（malua）则有按习惯办事的意涵。对于“快点”和“慢点”的不同文化意义，我在田野调查中深有感触。例如，我在同斐济员工交流时得知，从国内新来的一位大厨因为他不会说英语，更不会讲斐济语，很多事情没法命令斐济帮厨快点去做，而只能自己动手，所以成为斐济员工眼中的“好人”。相比之下，他之前的那个厨师会说几句英语，常常催促斐济工人快快地完成工作，因而在斐济员工眼中属于“不好”的范畴，因为他只动嘴不动手。

在中国工人和监工眼中，积极和被动的干活也是一个工作效率问题。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强调积极主动，而不是老板说一下才动一下。因而在中国工人看来，斐济工人很多时候是“眼中没活”、“懒惰消极”。例如，一位中国监工说：“如果你告诉斐济人收拾桌上的东西，他们就不会想着收拾完东西后把桌子擦一下。”而一位斐济工人则说，“每天上班他们总是叫我们去做这个，去做那个，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让人觉得很累”。那位中国监工的说法透露出了中国人对斐济工人不知道主动去完成一些相配套的工作而无奈只能发号指令的惯习；而那位斐济工人的说法则反映了他们对发号指令的不适。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人只能用简单生硬的英文词汇指挥斐济人加快工作进度，其表达方式显得武断生硬，难以被斐济民工接受。

在出勤问题上，文化的摩擦也时而发生。在北岛施工营地，斐济员工的工资按小时计算，每星期五结算一次。他们往往是需要用钱了才来工作，再加上斐济村民有很多的家庭责任和亲属责任，如婚礼、葬礼、或家里亲戚请求帮忙，所以未必能够每一天来上班。所以在中国公司领导看来，“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习惯也是斐济人劳动纪律性较差的表现之一，但也十分无奈。一些中国工人甚至说，其实斐济员工才是老板，因为想不想上班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无论是上班聊天，还是不断出现的缺勤问题，在中国援外项目管理者看来都属于混饭吃的表现。工作，在中国俗语中被称作“饭碗”；勤奋、肯干、能吃苦、任劳任怨，一直是中国文化中对“好员工”的基本要求。再加上修建公路的中国人受限于上级下达的命令，评价工人表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对工期的期待。但这并不是斐济民工的期待，也不是斐济政府对斐济民众的期待。

勤劳的中国工人

项目部员工大部分都是斐济当地人：约200名项目部员工中当地人有152个。尽管如此，斐济政府和斐济民工还是认为这是一家中国人的公司，活干得好不好主要还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如此的张力让中国公司领导和员工不仅面临施工和管理中的阻力和困难，还要在工期延误时承受斐济政府的责难。

对斐济民工的工作表现，中国工人常常用简单的“gooder”或“no gooder”表示赞同或否定，当地人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很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表达方式，甚至在斐济人日常用语或是和中国人交流互动的时候也模仿中国人的蹩脚英语来相互逗趣。斐济人对中国人说的英文的嘲笑说明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缩影，可以被听者解读为说者的文化特质。

例如，斐济村民相互间见面时或是遇到陌生人时，都会露出真诚灿烂的微笑，接着就会问候一声Bula！（你好），其后还要加上相应称呼，如叔叔，舅舅，他小孩的爸爸等称呼，这样的表达也被看作为一种相互间的尊重和礼仪。相比之下，友好的问候、对彼此身份的熟悉以及使用恰当的亲属称谓，在北岛营地的中国工人中明显的缺席。很多在营地工作过的村民说，中国人很粗鲁，不文明，只会对老板点头哈腰，对于底下的人，特别是对斐济人，缺乏基本的尊重。一位村民解释说：“他们和我们说话都没有称呼，直接就发布命令。”而在斐济的文化语境中，成年人被大声支使着去做事情是不常见的现象，发号施令被看做对待小孩子的做法。

另外，对斐济村民而言，集体劳动是一个商量以达成共识的过程。此外，斐济村民参与的集体劳动如修建学校、打扫球场、清洗水库等一般由酋长、牧师或是村长带领，酋长或牧师对众人的领导方式是感召和动员，针对的问题是良心和集体认同，而不是用驱使、命令、监督或惩罚手段达到集体劳动的目的。因而斐济村民很难接受在中国营地指令式、有奖惩措施、甚至“不讲情面”的劳动组织方式。况且，在中国工人支配下的劳动并不具有斐济村民认可的公益性质或神圣意义，而仅仅被视作为一个获得酬劳的工作而已。

四、开始走向文化自觉的可能性

在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更大规模的互动必然伴随出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的张力，甚至出现更多的文化摩擦、误解以及碰撞。因此，费孝通先生早在1997年就提出的“文化自觉”主张，显得十分具有前瞻性。根据费老当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说法，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各种文化都在接触、在碰头，在形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的时代，所以特别需要利用文化自觉理念，把握好多元文化的互动关系。在那次会议之后撰写出的文章中，费老更为明确地将文化自觉放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之中命题。在费老看来，小至个体大到民族或国家，文化自觉的实现需要以其他文化作为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用费孝通先生自己的话加以概括：“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文化自觉的意义则在于“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费孝通

费老所说的文化自觉之艰巨性并非泛泛而谈，这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各舒所长、联手发展不但是一个理想化的理念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艰巨、敏感且不可预测的的实践问题。假如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文化互动，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将仅仅属于少数人类学家的专有知识。笔者认为，普通人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只能在具有实际内容的生活或工作关系中发生。假如没有实质性的文化互动，涉及到多元文化的自觉只是空谈。在这层意义上，北岛营地可以说是一个在普通人中建构跨文化理解的实质性空间。在这里，虽然工作关系充斥着矛盾和摩擦，但斐济村民还是找到了看一个中国和世界的窗口，斐济村民对中国营地生活的羡慕反映出他们对既定秩序的反思。尤其对年轻人而言，中国营地代表的外部世界有着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难怪好几个辍学在家的女孩常常缠着我要学习中文，说想要同中国修路工人交流，今后要嫁给中国人到中国去生活。

在北岛营地工作的斐济人对中国的正面性和负面性判断屡屡重叠在一起，重心时而移到否定，之后又回到肯定，反映出斐济村民对于相对陌生的外来世界的张望与彷徨，同时也反应出当地人的向往和期待。正如一位在北岛施工营地工作的斐济人所言：“一开始，我们都觉得中国人挺粗鲁，不打招呼，说话也没有称呼，但他们慢慢也开始变得有礼貌了起来”。另外一位在北岛营地工作的村民则更为辩证地说道：“中国是充满希望、拥有先进科技的国度。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但我们有土地，有大海，有家人跟我们在一起”。诸如此类的朴素言语表达出对他者和自我的同时肯定，在表现出对他者文化的羡慕之际，对自我文化的态度仍不自卑，大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意涵。

对北岛营地的中国工人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斐济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一位中国工人这样说道：“斐济就像是七八十年代还没有改革开放的中国，跟中国比差远了”。另外一位中国工人也认为自己国家的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经济比斐济发达，而斐济当地人则是“井底之蛙”。他说道：“虽然斐济人的生活环境让他们不愁吃喝，但这样的生活给我，我肯定不要”。

但大多数中国工人都认为斐济人拥有着友好、善良、淳朴的优秀品质。他们表示，斐济人具有中国人缺乏的某些文化要素和品德。一位中国工人坦荡地直言：“中国人没素质，素质低，斐济人比中国人好”。此类说法试图把斐济人描述成为在道德层面比中国人更为优秀的民族。换言之，他们对斐济人赞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希望自己的民族有更多向善的可能性。尤其在分享、平等、友好、淳朴等问题上，这些中国工人对斐济文化的肯定更为坚决，所发表的评述超脱唯经济论的局限，对自身文化的缺失和缺陷有所反思。假如可以套用费先生的说法，此类“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

斐济人的婚礼

在北岛营地，一部分中国工人开始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在相当程度来自异文化作为一面镜子的特殊作用。在这面文化对照比较的镜子中，他们看到的不是自我文化的美貌，而是缺陷和遗憾。正如人类学家可以通过他者文化更好地理解自我文化的道理一样，这些中国工人来到斐济之后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一种立体镜像的认识，被斐济村民朴实善良的品性所感染，因而看到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和另外一种可能的道德秩序。

总之，笔者在本文提供的描述和分析意在说明，不同文化的互动虽然会出现对异文化的排斥，但也可以提供一面镜子反观自我文化，从而可能帮助参与跨文化互动的人们摸索文化反思道路和实现文化自觉的途径。简而言之，中国经济与外交的全球延伸一定不会是一个文化真空，而是一个必然充斥文化碰撞与摩擦的场域，同时还是一个有可能激发文化反思并培养文化自觉的跨文化互动空间。这一辩证的关系同时说明实现文化自觉的艰巨性和可能性。

【本文原载于经略网刊（微信ID：jingluewangkan），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