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阿拉伯之春后，中东作家竞相模仿《1984》
距离“阿拉伯之春”已然过去5年了，寒冷的冬天早已席卷这些因革命热情而点燃的中东国家。美国《纽约时报》别出心裁，没从通常的采访入手，而从侧面对“阿拉伯之春”表达了关注。5月29日，该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后革命时期中东文学创作的报道。
报道称，眼下，中东作家群体兴起了新一股反乌托邦和超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热潮。刚刚出版的名为《队伍》的小说被批评家与西方经典作品——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弗兰茨·卡夫卡的《审判》相提并论。
与当下反乌托邦情绪相比，彼时“阿拉伯之春”刚过没多久，文坛却是一片欢欣鼓舞。报道称，当时许多作家要么出版振奋人心的回忆录，要么让积压箱底多年的手稿重见天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报道通篇都在讲述革命后的沮丧和失落，唯独不对革命本身发生的背景和原因进行探讨。
观察者网编译如下：
一日清晨，Basma Abdel Aziz走在开罗市中心的路上。她注意到，在一幢大门紧闭的政府建筑前，人们排起了长队。
数小时后，Abdel Aziz再次经过此地时，那群人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着，队伍中有年轻的女子，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有抱着婴儿的母亲。那幢大楼也仍旧紧闭。
时间是2012年9月。
回到家后，她为这群排长队的路人奋笔疾书了整整11个小时，最终完成了她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处女作——《队伍》。故事发生在中东一处革命失败后的无名小城，主人公是一名在一次失败的起义中被打伤的推销员。他被拒绝提供医疗护理，不得不排起长队，向叫做“大门”的部门寻求手术许可。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而队伍却越排越长，绵延千里。
今年39年的Abdel Aziz于2015年取得了神经精神医学硕士学位，如今在开罗一家康复中心兼职，为那些受到暴力伤害的人提供慰藉。她已经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以及不少非虚构作品，主旨多是有关酷刑和人权这类敏感话题。
Basma Abdel Aziz
她坦言，随着穆巴拉克倒台，再像以前那样进行所谓客观写作，已不足以真实刻画普通埃及人经历过政治跌宕后的超现实经验。因此，她打算写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既能反映身边日常生活又能超越地理位置和具体事件。
“小说为我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能够让我尽情控诉威权统治。”Abdel Aziz近日接受采访时说。
该小说英文版近日由梅尔维尔出版社发行后，批评家随即将其与西方经典作品——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弗兰茨·卡夫卡的《审判》相提并论。这代表了中东作家群体兴起了新一股反乌托邦和超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热潮。眼下，他们正与“阿拉伯之春”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和创伤性失落绞缠。
创作反乌托邦经典小说《1984》的乔治·奥威尔（资料图）
5年前，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以及其他地方爆发了大规模冲突；5年后，充满荒凉、末世气息的后革命时期文学在这些区域扎根。一些作家利用科幻小说的隐喻来描绘阴暗的政治现实。另一些作家则专注于颇具争议的话题，像性、无神论，或者挖掘曾被淹没的历史伤痕。
在中东传统文学观念中，诗歌长期被视作最为高贵的文学形式。不过，作家们如今都在尝试各类题材和风格，这包括漫画、绘本、惊悚传奇，还有科幻讽刺。
“人们正在偏离阿拉伯主流文学惯用的现实主义手法，”科威特小说家Saleem Haddad说，“当下涌现的东西越来越黑暗，也越来越深刻。”他的新书就是以一个阿拉伯同性恋男子的口吻，讲述了朋友参与政变后被捕入狱的故事。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和超现实主义为生活在集权政体下的作家们提供了可以逃避的洞穴。例如在拉丁美洲，常年的法西斯主义和内战开启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新纪元，诞生了像加夫列尔·马尔克斯、伊莎贝尔· 阿连德这样的伟大作家。
事实上，反乌托邦主题在阿拉伯小说中不算全然新鲜。但据出版社和译者所述，这类题材近年来却非常火热，部分原因在于这类作品生动捕捉到了许多作家面对无休止的暴力和镇压时而感受到的绝望。同时，故事场景设置在未来也能为作家们探讨政治议题时提供一层掩护，以免被贴上异议者的标签。
“这些未来感十足的故事都在描绘失落的乌托邦，”编辑Layla al-Zubaidi说，“人们真的可以设想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时下的状况比此前还要糟糕。”她曾参与编辑过名为《日记：未竟的革命》系列作品，丛书反映了后革命时期的文学创作。
在那些冲突结束后的动荡日月里，有关民主和自由的承诺变得难以兑现。不少小说家将沮丧和恐惧的情感注入末世传奇中。Mohammed Rabie的小说曾描绘过这样一幅场景：2025年的埃及，一名前警长加入了反抗神秘统治力量的斗争。
Rabie表示，创作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反映虽然2011年的街头暴动结束了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但民主的倡导者却持续面对失败的痛苦。鉴于现今世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类比埃及今日的社会，Rabie决定将故事的时间设定在不远的未来，这样他书写起来更加自由，也不会造成隐射埃及现任政府的印象。
Nael Eltoukhy创作于2013年的黑色讽刺小说将故事设定在2064年的亚历山大，彼时满城犯罪肆虐。作者说，未来的表层最能够反映埃及疲惫不堪的心态。
“特别是革命后的埃及，事事都糟糕透顶，事事又荒诞无稽，”Eltoukhy说，“我认为，现在比穆巴拉克时期还要坏。”
读者广泛欢迎这类阴郁的未来书写，不少小说受到批评家追捧，甚至成为畅销书。出版社表示，这些作品成功吸引了公众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品本身散发出的集体性沮丧。
然而，与当下反乌托邦情绪相比，彼时“阿拉伯之春”刚过没多久，文坛一片欢欣鼓舞，许多作家要么出版振奋人心的回忆录，要么让积压箱底多年的手稿重见天日。
埃及著名作家Ahdaf Soueif和Mona Prince便写下了第一手反映2011年发生在开罗解放广场暴动的非虚构作品。叙利亚作家Samar Yazbek出版了记录国内骚乱的日记。一大批新生代作家从市民反抗独裁统治的场景中找到了创作灵感。
喧嚣的阿拉伯之春
“革命经历让人意识到，你突然可以发声了，而且你的声音有分量、有意义。”埃及记者 Yasmine el-Rashidi说。她的处女作《去年夏日纪事》讲述了一名生活在开罗的年轻女性，在历经穆巴拉克统治以及新任政府辖制后，政治意识日渐觉醒的故事。该书下月将在美国出版。
革命后的岁月里，上述乐观精神开始萎靡，执政当局也开始压制有关政治的创新表述。在沙特阿拉伯，由于宗教政权认定Ashraf Fayadh的诗歌亵渎神灵，他去年判处死刑。在国际声援之下，他的刑期被减至8年，外加800下鞭刑。
在埃及，现任总统塞西关闭了美术馆，查抄了被其视为具有争议性的图书手稿。去年，负责风俗教化的官员没收了400本《自由之墙》。该书展示了埃及街头政治运动，被当局裁定为“挑唆叛乱”。
“我们对于我们的出版物非常担忧，”一家阿拉伯出版社社长Sherif-Joseph Rizk说，“如果被禁了，肯定会赔钱。”
尽管埃及2014年宪法明文规定保护言论自由，但执政当局还是将利箭射向个别作家和艺术家。小说家Ahmed Naji因其实验小说《生命的用途》中出现露骨的性描写而被以妨害“社会风化”罪判处两年刑期。许多人担心，这样的结局会导致更多的自我审查出现。
“‘阿拉伯之春’让人们不再害怕，给予人们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Abdel Aziz说，“如今我们又回到了镇压年代。”
Abdel Aziz很担心日趋严格的审查制度，她的不少朋友已被投入大牢。她自己也曾因参与游行示威被三次逮捕。不过，她认为，活在恐惧中是徒劳无益的。
“我不再感到害怕，”Abdel Aziz说，“我不会停止写作。”
编译/观察者网 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