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如何看待广为流传的高考鸡汤
【高考进行时，你是不是也见过这样一个段子？“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哪份名单上的人你认识的人多一点？ 答案揭晓：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这碗鸡汤固然能给考生不少安慰，可是拿清朝的社会对比现代，会不会不妥？这段话有没有史实性的问题呢？以下为知乎网友@马前卒 的答案，观察者网获授权转载。】
早就想吐槽这个名单了——“落第秀才”四个字怎么会沦落到安慰高考差生的地步？
落第秀才也是秀才，是县试、府试和院试三场考试的成功者。在大多数人是文盲的时代，秀才就是百里挑一乃至千里挑一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秀才不仅仅是学术身份，还是“功名”，被国家承认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可以见官不跪，过堂免刑；在实际负担沉重的农业社会里自带免税指标，不担心税赋徭役；学习好的国家发一份超出人均生活水平的国家补贴（廪膳、膏火银），屡试不中也可能被拔入中央党校（国子监）后授官；遇到动荡和战事，地方军政长官可能会直接任命秀才为民兵首领和地方领导。
如此待遇和相对的社会地位，不要说高考差生，就连高考上榜的名校生也远远达不到——如果赶不上80年代初干部年轻化那种机会，扩招前的名校优秀毕业生也不能和当年的秀才相比。今天许多人刻苦学习，读博读硕，所追求的身份不过相当于当年的落第秀才。现在你安慰差生说大不了像落第秀才那样另寻出路，其实这话适合给运气不好的名校博士说，告诉他不要羡慕同学直接被选调为处级领导乃至进了青年干部培养梯队，也可以在其他文化领域求发展。但很明显，许多媒体也没意识到这碗每年例行提供的鸡汤有多荒谬：
值得思索的倒是，清代的顾炎武、黄宗羲如果中了状元，世上会不会少了两位大学问家？曹雪芹、蒲松龄、吴敬梓如果热衷科举，还有没有《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的问世，中国文学史是不是在有清一代将黯然失色？胡雪岩虽以“红顶商人”自居，但他买顶官帽是为了帮助生意。如果中了状元，他的生意又能不能做得如此之大？
从两份名单联想到今日之高考。做父母的，不要把高考看得太重，不要以一考定终生。当上“高考状元”将来未必出挑，没考上名校未必是人生的失败。1982年，马云首次参加高考落榜，数学只得1分。后来他到一家酒店应聘服务生，因长相不好而被老板拒绝。他又蹬过三轮车送书。次年，马云又参加高考，再次落榜。1984年，马云第三次参加高考，这次数学考了89分，由于英语专业招生指标未满，部分英语优异者获得升本机会，马云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毕业后创办阿里巴巴公司而成名。
吐槽完了，补充一点数据，落第秀才的身份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
秀才~
全国童生总数不过二三百万人……经过县试、府试（地级统考）后，最后要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通过了才是秀才，一般每科各县录取只几十人，录取率在20-30%，不会高于50%……清代中后期全中国1700多所官学，每次考试只录取25089人作“生员”（即秀才）……全国生员也就是秀才的总人数约为46万人。
清朝后期的人口已经有三四亿，相当于今天的四分之一，每年录取2万多秀才，全国46万秀才，换算过来的话，就是今天全国每年有十万人获得秀才身份，一共不到200万秀才。这对应的是哪个级别的学术身份呢？
2015年我国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达64.74万人，其中博士生7.31万人。
再考虑到许多人在国外读学位再回国，显然秀才对应的是博士，都处于每年十万这个数量级。但实际上，很多秀才满足于自己现有的功名，不再积极参加乡试，落第秀才虽然没能通过录取率几十分之一的乡试，至少也说明对自己的学术水平有一定自信，是秀才中相对较强的群体，对应的是名校博士。秀才参加乡试落第，类似于985博士竞争副处级选调生（举人大挑资格）失败，绝不是高考差生可以企望的经历。
大部分省份对博士生转正定级为主任科员，享受正科级待遇，有些省份如河南省对博士生服务期满2年给副处待遇， 基层服务期2年是主任科员；博士生选调生比较少，据统计，河南省去年也才5个。
选调生先安排到乡镇挂职锻炼两年（含试用期），统一挂任乡镇副职。挂职锻炼期满，经省委组织部考察，表现特别优秀的，博士研究生可安排为副处级领导职务，硕士研究生可安排为正科级领导职务，本科生可安排为副科级领导职务。
现代人生活在教育普及的现代社会，在他们看来，能读书，会写文章，了解一定的经典作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需要争取的权利。所以，从大多数人的视角看古代，往往科举考试只剩下着光彩照人的省试殿试，以及让读书人获得做地方官资格的乡试。竞争同样残酷，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决定命运的童子试（县试、府试和院试）往往被忽略了。所以才会用“落第秀才”来比拟高考失败。这和《甄嬛传》和《还珠格格》犯了一样的历史错误。
科举考试竞争激烈，童生系统的考试也不例外。如果把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按其所取得的功名划分阶层，处于这一金字塔最底层的童生在人数上应该是最多的。有考生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对联：“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瀛。”说自己困于童生系统的考试长达42年，才终于考取生员；谁知正式科考居然出奇顺利，八月乡试，转年二月会试、四月殿试，一路过关斩将，荣宠无比，如登仙境。
《清代名人轶事》还记载一则“额外生员”的轶事：乾隆朝大学士彭元瑞主持浙江嘉禾县院试，有位六十多岁的老童生缴卷时突然跑到他面前说：“我从儿童考到今天，考了三十几次了，现在我行将就木，希望您能赏我一领秀才的青衫，让我这一生也享受点儿荣耀。”彭元瑞含笑答应他的请求，批准他作“额外生员”，并在试卷上写了解释“额外”之意的批语：“年在花甲之外，文在理法之外，字在红格之外，进在额数之外。”这个年逾花甲、文理不通、老眼昏花的读书人总算运气不错，遇到一位仁慈幽默的考官，特别开恩赏他一个秀才名额，了却了一生的心愿。
清代童生考中生员的平均年龄约为24岁，大致相当于今天大学毕业的年龄。
（考虑到平均寿命的差别，对应博士相当合理）
此外，后面那个名单中，很多人其实根本不具备“落第秀才”的身份，如曹雪芹、胡雪岩、洪秀全、袁世凯，这也恰恰说明了秀才不是一个容易获得的资格。洪秀全如果顺利考下秀才，晚清的内战恐怕就不会从他而起了。至于顾炎武等人虽然算是落第秀才，但如果不是明朝亡国，恐怕很有希望当个举人进士，不会以秀才的身份成名。这个段子的质量着实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