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西方庸人政治人物时代的到来

在《世界秩序》等很多著述中，基辛格博士总是十分强调政治家在塑造世界秩序过程中的作用。尽管不同时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世界秩序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由具有大智慧的政治家塑造出来的。这些政治家能够洞察现实世界，具有世界视野和远见，动员现实存在着的各种要素（包括物质资源和思想资源）来造就世界秩序。在基辛格的眼中，近代的梅斯特尔和俾斯麦，当代的尼克松、邓小平、李光耀等，都是这样的具有非凡智慧的世界级领袖。没有这些领袖的智慧，世界秩序难以形成，国际社会可能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今天的世界秩序在各个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地缘政治、全球化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技术的变革等因素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这些新的趋势又促使各国领袖更容易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屈服，世界从而呈现出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交互恶化的情况，无论是内部政治和国际政治，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急需具有智慧的世界级领袖。这个秩序是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诸多规制是西方世界确立的。西方世界在各个方面也仍然领先世界，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但很不幸的是，至少就西方世界而言，我们缺少这样的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面临的是一个庸人政治人物的时代。

刚刚在日本结束的G7（七国集团）会议，充分显示了这个庸人政治人物时代的到来。站在世纪秩序建设的角度，这个会议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使人感到失望。

首先会议没有了主题，或者被变换了主题。七国集团（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会议原本是这些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就是说要协调它们之间的经济政策，从而稳定和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不过，今年的会议实际上已经成为变相的安全会议，而涉及南中国海、朝鲜半岛核危机和乌克兰的克里米尔危机等问题。在协调经济政策方面，会议并没有出现什么好的想法。脱离经济合作这个主题，今年倒不是第一次。早在苏联解体之后，七国集团会议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地缘政治上。在1998年的会议上把俄罗斯吸纳成为正式成员，成为G8（八国集团）；但2014年又把俄罗斯排挤出去，再次成为七国集团。这些变化都说明，七国集团已经没有了主题。

其次，在没有主题的情况下，集团会议越来越具有娱乐性，政治人物争相向媒体和民众表现自己的个性一面。主办国也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政治人物的表演欲望。

日本的私心过重

第三，在领袖个人层面，七国集团的表现更令人失望。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成为日本首相安倍的“把玩物”，奥巴马总统完全顺着安倍首相所设定的主题进行。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奥巴马也是有个人“外交遗产”算盘的，但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袖，人们并没有看到奥巴马的任何世界观。人们除了确信奥巴马总统被安倍首相所绑架外，看不到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安倍首相更是典型。日本的私心过重。有私心可以理解，但做得那样容易被人看到，就很过头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毫无止境地“绑架”了奥巴马，挟持奥巴马陷入安倍逻辑。

其二，转移集团会议的经济主题，把南中国海问题作为其中一个议程，重申安倍早先表述过的海上安全“法治三原则”，和平及以国际法解决海上争端，以及尊重航行航空自由的承诺。安全问题不是不可以谈，但绝对不是在这样的场合。其它方面包括朝鲜核危机和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

其三，对世界形势的错误判断，表现在对安倍经济学毫无理性的高估，和对新兴经济体的错误估计。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低迷，没有人会相信安倍经济学是成功的。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萎缩，是少数几个GDP在萎缩的主要经济体。尽管另一个经济体俄罗斯也在萎缩，但俄罗斯是因为处于西方的制裁之下。

再者，日本的经济基础例如人口老化、人口规模萎缩等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安倍不仅不去正视这些问题，反而强调要继续推进安倍经济学，并且更要推广到全世界。同时，安倍对新兴经济体的严重“误判”，这里尤其是中国经济。安倍间接地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责任指向中国。在一个层面这是老调重弹，只是再次重述了世界上一些人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在另一个层面，表现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状况的缺乏了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安倍都低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不管怎样，安倍的表述使人感觉到日本想再次成为大国的艰难。一个没有任何国际视野的领袖，如何引导日本再次走向辉煌？

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表现在G7的首脑会议上，在发达国家的各个政治层面比比皆是。在官僚层面，情况更为糟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的表现，处处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的敌人，好像美国在随时准备和中国、俄罗斯进行对抗战。台湾“国防部长”被问及“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依照台湾现在的兵力，可以支撑多久？”时回答，“我们要保卫2300万人，会打到一兵一卒”。这些回答并没有错误，但给人的感觉是这些部长们至多是一个“好士兵”，而不是具有眼光的战略家。如果具有世界观，那么至少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世界的冲突和战争，而不会仅仅准备战争了。

尽管一些国家出现了具有智慧的领袖，他们却被国家内部问题所拖累，并没有精力来关切国际问题。即使出现一些智慧来解决国际问题，但一旦遇到国内问题，这些智慧就变得毫无价值了。这表现在默克尔处理难民问题上，从接受难民到拒绝难民轻而易举。

民主领袖缺乏担当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国际政治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重大的国际会议（例如几国集团会议）往往成为国家互相抱怨，或者抱怨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的场合，大家是为了抱怨而来，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来。七国集团尽管表明了内部的“团结”，但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世界经济的前途不是更明朗了，而是更具有不确定性了。第二，西方各国民粹主义崛起，各国领袖从来不好好做自身的检讨，而把责任推向其它国家，尤其是被它们视为是竞争者或者敌人的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在民主国家，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层出不穷。现在西方的政治家利用“民主”的机制，越来越不负责任。这尤其表现在使用“公投”这一机制上。“公投”表面上在强调民主和民意，但实际上“公投”是最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所能做的事情，也是最廉价的方法。“公投”所产生的后果不是政治人物所能承担的，而仍然要全体民众担负。希腊搞公投，英国也搞公投，台湾也要搞公投。说得简单一些，“公投”只是政治人物把责任担当推卸给民众的最方便的工具。不过，荒唐的是，在“公投”之后，所有政治人物必须再次面对现实，来承担责任。例如，年轻的希腊总理在“公投”之后，仍然要面对世界现实。

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缺乏有政治智慧的政治人物，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全。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英国工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特朗普等极端人物通过激进的反全球化等言论而崛起，被西方主流政治和既得利益视为是不可接受的。但人们需要问，这些激进政治人物为什么崛起？他们为什么能够迷惑人民？为什么被人民所接受？道理很简单。这些激进政治人物的崛起，并不是人民对这些政治人物的信任，而是对现存政治人物的失望。如果这个世界在既得政治利益手中变得越来越坏，管治越来越糟糕，为什么不可以让其他的政治人物试一试呢？

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秩序危机的到来，各类英雄也会辈出。在不能忍受危机的时候，人们期盼英雄的出现。不过，这里也充满着危险。英雄可以拯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政治人物也是危机的产物，在当时也被视为是英雄。现实地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像一战、二战那样的以武力改变世界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在核武世界，除非人们想同归于尽，大规模的战争很难想象。同时，人们所说的“软力量”或者“巧力量”也过于虚幻，难以帮助世界秩序的重建。

老牌国家在衰落，新兴国家在崛起；老牌国家已经无力改善这个世界秩序，而新兴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因此，今天的这个世界舞台错综复杂，眼花缭乱。各种力量在较量，暗流汹涌。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能够重建世界秩序的是那些具有远见、有大格局和充满政治智慧的政治家。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政治家，而这个时代也为他们提供着机会。

——转载自联合早报2016年6月7日，经作者独家授权发布，原标题为《政治智慧的衰落和国际秩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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