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春：十年九次，默克尔为什么喜欢来中国

新科南京大学荣誉博士默克尔女士刚刚结束了担任德国总理十年以来对中国的第九次访问，这使她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中的“老朋友”。我们同时不难发现，她在中国的行程之广也足以令她傲视各国同侪：除了在中国首都完成必修科目以外，她还亦庄亦谐地在南京、西安、成都、合肥、沈阳等地留下各种足迹，串过胡同、进过农庄，甚至还炒过菜。《明镜》在线的记者如此评论：默克尔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对中国那么关注。

仿佛是为了展现这种关注，这次默克尔除了率领经济界领袖同行，还把大半个德国政府带到中国来现场办公：六位部长和五位国务秘书一同前来中国，参加中德第四轮政府磋商——一种被德国驻华大使称为“两国政府内阁共同会议”的罕见的国家间政治机制。

两国政府在磋商后发表《联合声明》，从政治、第三国及第三方市场、经贸与投资、创新、环境和气候、教育与人文等五大领域达成42项合作共识。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德国政界和经济界对于中国的兴趣之广、渴望参与的程度之深，远超任何一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无论德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媒体在默克尔此次访华之前和期间如何放话制造紧张气氛——“这可能是默克尔历次访华中最困难的一次”、“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法兰克福汇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明显变冷”（《明镜》在线）、“中国‘可控的进攻性’举止已经‘越过了红线’”（德国对华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恨不得自己能够变身德国政府，直接向中国要价，我们也不能忽视上述基于理智分析的结论，即中德关系是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最为稳定、最有基础、也是最值得深耕的关系，这才是主线。我们正视问题和风险的同时，切切不可如德国媒体一般，刻意忽视和唱衰这条主线。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结论来之不易——无论是对中国而言，还是对默克尔本人而言。

关注中德近些年交往历史的人都会记得，默克尔2005年接任施罗德出任德国总理之后，一度企图以所谓的价值观主导对华交往。2007年第二次访华后，她紧接着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喇嘛，甚至出言“我见谁不见谁和在哪儿见由我自己决定（而不容他人置喙）”，并且此前访华中没有向中国政府就此进行任何交流。同年，她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院党团炮制了一份《亚洲战略》，其中把中国在德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定义在所谓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如日本、印度之后，而且警告公众注意中国作为“体制竞争者”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中国越来越向西方提出体制问题，把自己看做政治秩序的替代性模式，这一模式在欧洲之外对德国和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构成挑战”。

不难想象，这种一连串明显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会带来什么结果：中德关系因此冷却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与此前科尔、施罗德执政期间的中德关系形成明显反差。当时就连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也私下承认：中国的重要性在日本之后？！有人把这话当真吗？

一份连自己人都不以为然的“亚洲战略”的效果可想而知。默克尔最终还是回归德国对华政策的传统基调，即务实和低调，从而开启中德关系的“黄金十年”（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语），也揭开了她作为“默大婶”在中国网民中的人气之旅。撇开其中可能涉及的个人因素不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默克尔对华外交政策发生转变的呢？

首先，意识形态或理念指导外交行为并不符合德国的自身定位。出于历史经验，德国放弃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曾经追求过、也惨痛失败过的大国野心，在国际政治行为中没有类似美国的“传教士和救世主情结”以及英国的“老帝国情结”，而是力图通过经济和贸易行为追求福祉和和平——国际政治领域有人据此把德国定位为“贸易国家”。

其次，德国从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执政时期就确立了在东西方之间的协调人角色。“以接近求改变”，这在冷战时期就形成传统，当前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一独特的国际政治优势。这一点不单体现在德国对华关系中，同样也体现在德国对俄关系中。

第三，良好的经济和贸易往来才真正涉及德国的切身利益。在世界经济前景一片晦暗的背景下，中德的经贸关系显得尤其突出：经过双方四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德国此间已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德国第四大出口对象国（排在法国、美国和英国之后）、最大的机械设备出口对象国、第三大汽车出口对象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对象国和最重要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对象国之一。

即使这次随行的德国企业代表抱怨在中国没有享受同等待遇、经营气氛逐渐不友好、存在信息安全隐患等等，德国媒体又在炒作两国间的经贸数据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倒退，但这种抱怨是一种深度交往中“恨铁不成钢”的牢骚、倒退是一种以极高水平为基准的回调，德国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倚重仍旧会对德国政府造成压力。严重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界对德国参与制裁俄罗斯、从而被迫放弃俄罗斯市场充满怨气，不可能再鼓励政府冒风险与中国进行贸易战。正如默克尔6月14日在沈阳参观宝马华晨时所说：“这里的合作对我们有好处，这也保护了德国国内的工作岗位。”很明显，中德密切的经贸关系是一种双赢。

第四个原因对默克尔而言是一个由外及内、内外互动的过程，即默克尔逐渐从一个党内无根基的政治“半道出家者”积累了政治经验和国际视野。在成熟的过程中，她尤其看到了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认识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和超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

她在第八次访华结束时曾经总结道：“每年来中国一次很好，而且很对，因为这里的变化很快。”这大概不是惯常令人不知所云的外交辞令，而是默克尔多次中国之行的真实感受。默克尔尤其提到中国在2008年欧债危机中力挺欧洲，德国对华出口猛增使得德国免于衰退，中国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阿富汗、朝鲜核问题、联合国气候问题等德国关切的重大问题和议题上主动发挥协调人的角色，给德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前往沈阳了解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问题和经验，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她对于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理解。在接受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致辞里，默克尔说道：“重大的挑战——中国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呼唤可靠的伙伴关系。德国想成为中国的可靠伙伴。”

当然，随着中德两国国内以及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两国的关系也不断面临新的内容以及挑战。比如针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默克尔此次表达的态度就明显比上一次访华时的表态退缩。她曾经在合肥表示：德国政府支持中方的努力，获得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现在她把欧盟的态度置于德国政府的态度之上，明显是受到了国内和欧盟经济界、尤其是钢铁业的压力。

随着中国经济走出去力度的增大，中国企业高价并购德国优质企业的做法也引发德国政界、经济界、乃至普通民众的矛盾心态——美的提出收购机器人制造商KUKA更是成为德国的新闻焦点：一方面，德国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不应该介入企业行为；另一方面，德国上下面对竞争优势缩小和流失表现出强烈的不安。再比如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引发的东海和南海争端问题，德国选择了G7集团的立场，未能满足中方的期望。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频繁互动中成熟起来的双方更为坦诚、更为紧密的合作与沟通，而不是诉诸民粹手段的喊话和斗气。

至于最近国内突然出现的一种所谓“后默克尔时代”的声音，我们还是建议附和这种腔调的人士多了解一点德国的政治传统和政坛现状：在德国政坛历来求稳的前提下，在党内见不到任何哪怕有一点威胁的竞争对手、党外最大的可能对手即社会民主党连总理竞选人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该党党首加布里尔左右算计，还是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站出来投入一次毫无希望的竞争，懂得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人都明白这不是什么好的征兆），我们还是着眼于现实，做好继续迎接默克尔总理第十次、第十一次、乃至更多的访华准备。

（本文获得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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