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中西方经济“新常态”的比较与互动

【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化”时，不仅中国经济运行本身，而且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也“国际化”了。我们常提的“供给侧”和“新常态”都是翻译来的，中西方在宏观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本文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演讲稿。】

非常荣幸今天下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做“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的第十七次讲座，感谢孔丹董事长和各位来宾。我讲的题目是“中西方经济‘新常态’的比较与互动”，它既是思想方面的比较和互动，也是现实经济上的比较与互动，但我今天下午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在思想方面。

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日益深度地参与“全球化”，不仅中国经济运行本身，而且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也“国际化”了。比如，大家现在常用的“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术语，本身是来自于翻译，但其在中国政策实践的内涵则在不断的变化演进之中。

我将先跟大家简单地讨论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关于西方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陷入“长期停滞”的理论和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罗默（Paul Romer）对当前宏观经济学的批评，并解读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从“供给侧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到“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的转变。这个解读可能是有争议的：到底有没有转变？从官方正式的表述来看，措词是比较微妙的。我的解读纯属个人意见。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Larry Summers

接着，我将在理论上和大家探讨一个观点：所谓“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以芝加哥大学卢卡斯为代表的学派实际上陷入了“组合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而我们当前需要的恰恰是反过来寻求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百度指数中搜索“供给侧改革”词频，2015年11月之前完全没有这个词，它是2015年11月以后才开始有的，并且于2016年3月达到高峰。如果我们仔细查文献的话，可能最早是刘鹤去年11月份在广东省一个调研里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

在百度指数中搜索“供给侧”三个字，也是去年11月之前没有，从去年11月以后开始出现，于今年3月达到高峰。“供给侧”（supply side）英文里的“side”翻译成“侧”，说明中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现实的相互作用，而且在思想上中国政策话语也“全球化”了。

“供给侧”一词既然是翻译，就引起了一些误解，英国的《经济学人》今年2月份的杂志封面就叫“Reagan’s Chinese echo”（“里根的中国回声”）。而今年5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中明确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儿。他的大意是：

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实际上是所谓的萨伊定律，履行减税，提高人们的储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以稳定物价。主要缺陷是只重视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而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主要政策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他当时用了“供给侧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一个说法。

习主席明确地说“供给侧改革”不是里根的回声，但是“供给侧改革”的确是翻译过来的词，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它是从什么地方翻译过来的？如果我们想真正深入地了解我们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那么它是从哪来的呢？我个人猜测，它可能来自于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所提出的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方案。

今年9月初在杭州召开了G20峰会，中国首次作为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20国集团在2008年以前只有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才开始有了首脑峰会。所以，它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这次中国高度重视G20峰会。G20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没有一个常设秘书处。所以，主席国对会议议程的设置有比较大的影响。

中国在今年G20的首脑宣言里特别提出，要继续推动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所提出的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方案，以力求达到2018年全球增长目标。2014年澳大利亚倡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0个国家都同意了，而且每一年有一个各国之间对达到2018年目标进程的相互评议(peerreview)，并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这20个国家的评议。

它的目标是到2018年世界的真实GDP能比IMF的增长预测模型所预测的增长率额外增长2.25个百分点。请注意，不是当年增长2.25%，而是说，如果各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18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比没有进行供给侧改革时的模型预测值再增长2.25个百分点。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些大方向，但同时强调各国的自主性，各国自己提出进行什么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IMF协调，各国有一个相互的评估，这是G20在2008年开始有首脑峰会以来的最重要的方案。

这里面特别明确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我猜测，中国2015年特别提出 “供给侧改革”这个词，很可能是因为2014年参与G20峰会，而且中国也明确同意这个方案，并做出了承诺。2014年在澳大利亚峰会上各个国家提出自己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方案，中国有50多页的方案，美国只提出16页方案，各国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方案，并不要求各个国家一样。

比如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是一种供给侧改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可能需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给他们更多的集体谈判权利。而法国的供给侧劳动力市场改革则不同，法国劳动保护太过强了，缺少灵活性。中国现在要建立企业的集体谈判制度。而法国原来的劳动法是要求整个行业进行集体谈判，一个企业无权进行集体谈判。法国现在改革是说可以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在一个企业里进行集体谈判，这可能是对法国的劳动力市场过于僵化的改革。

但是中国职工和本企业的集体谈判都很难，行业的集体谈判还完全不在议程之内。这些政策在G20里都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例子有助于说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提法确实不是来自于里根，但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就是来自G20澳大利亚峰会，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的争论不是特别明显，但实际上认真看报纸，就能看出来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是2016年5月9号《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访谈，他认为要彻底放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他直接用了“高杠杆是原罪”。强调要比较强力地化解过剩产能，强力地处置僵尸企业，并且认为当前究竟是通胀还是通缩还不能下结论。但对这个“权威人士”的观点还是有不同意见。

例如，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认为当前的问题很明显是通货紧缩和经济持续下降，并面临结构性调整。“供给侧改革”短期内会产生失业和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因而需要提高“有效需求”来刺激经济。他认为，我国资本产出率不断提升，增加有效需求的最佳方式为“消费”，但这是长期目标，短期还是要扩大投资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而增加投资的最佳方式是扩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供给。货币政策应该适应财政政策的需要，应以降低国债收益率作为目标。

余永定的观点和《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观点强调的侧重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但也不是绝对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习主席9月初在G20杭州峰会的讲话有一个更加完整全面的表述。他今年5月份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用“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表达“供给侧改革”。但是，他在杭州G20的主旨发言和开幕式致辞中，比较明确地说统筹兼顾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

关键的是，他强调，“要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这和以前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区别。我们去产能有的地方可能过了头，比如煤炭价格现在上升得很厉害，因此澳大利亚的煤炭企业现在获利非常大。在政策的提法上，不再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而是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微妙的调整。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做到，但至少在表述和对问题的认识上更加全面和深刻。

我再补充一下：有的学者认为G20其实没有什么用，只是变成各国首脑的照相机会。G20没有投票，一般被认为是所谓国际“软法” （soft law），不是硬法，不是联合国。但我认为，由于G20参加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它在思想传播方面的意义很大。如果确实能说明中国供给侧改革不是里根的回声，而是有G20背景，这在思想上是有意义的。

习主席说要“短期政策和中长期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这是很大的挑战。凯恩斯有一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它的重点是短期的需求管理。他说“长期是对当前事物的误导”（But this “long-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他接下来说：“如果经济学家在狂风暴雨的季节只会说当风暴过去以后海洋又会变成平的，那么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有用了”。

凯恩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是关于长期发展的经济学，从长期看，市场的波动和失业都是短期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从长期经济增长来说好像也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但是，如果经济学家对中短期的问题什么都说不出来，而只会说当风暴过去以后海洋又将恢复平静，那么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太简单了。所以，凯恩斯经济学，也就是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在一个短期的需求管理上，而供给政策则一般是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范畴之内。

“如果经济学家在狂风暴雨的季节只会说当风暴过去以后海洋又会变成平的，那么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太简单且太没有用了。”

——梅纳德·凯恩斯

刚才我说“供给侧改革”这个提法和G20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和西方的提法有密切关系的概念就是“新常态”。这个词最早也是从英文 “New Normal” 翻译过来的，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5月9号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他说，“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他的表述特别有意思，为什么适应新常态的时候，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显然是说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对整个经济的潜在的增长率在新的阶段有下降，要保持一个平常心态。

2016年5月9号《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访谈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可以用L型表示，下降一段就持平了，但是它不会再回到原来的高增长率。所以，是个新常态，是L型，不是再回到以前的两位数的增长，而现在我们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6.7%，但是有些省份，比如辽宁已经在去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是辽宁省第一次，也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的地区。西部地区发展潜力比较大的重庆增长率还是在10%以上。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又更加系统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阐述“新常态”，他认为新常态给中国带来四个方面的发展机遇。一是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际增量仍然可观。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中国经济经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总量已经很大，现在虽然放缓，但实际的总增量还是非常大。二是，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动力更为多元。三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是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这是他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而这个“新常态”和我们刚才说的一年以后的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密切联系，因为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过渡到一个新常态的过程之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它们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和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新常态”这个词也是翻译过来的，最早是加州旧金山美国最大的一个债券投资公司的创始人Bill Gross提出的，他被认为是债券投资的“债神”，类似“股神”巴菲特。他提出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后的“新常态”，类似于L型，它不可能回到危机前。

老加尔布雷斯（我们国家1950年代、1960年代就翻译了他的很多书）的儿子叫詹姆斯·加尔布雷斯，现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担任教授，他2014年写了一本最全面的论述西方经济的“新常态”的书，叫《END OF NORMAL》。这本书里讨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关于西方的“新常态”的理论就是美国前财政部长，也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校长的萨默斯的观点。

萨默斯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由于他在一次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话不慎重，认为女学生不适合于学数学，因此他就被迫从哈佛大学校长的职位辞职。他是在美国政府和学术界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奥巴马总统2008年第一任的时候请他担任白宫里的经济顾问。他认为“长期停滞”很有可能就是“新常态”（“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他的“新常态”概念是负面的，而中国的“新常态”概念比较积极，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大家可以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萨默斯说，如果没有非传统的政策支持的话，美国和其他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可能将不会回到充分就业和强劲的增长。他说，我提出“长期停滞”这个老的概念。“长期停滞”这个思想最早是一个叫汉森（Alvin Hansen）的人提出的，他最早把凯恩斯学说介绍到美国。1938年在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时期，他提出一个“长期停滞”的概念。萨默斯把汉森1938年的概念又用到现在，这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从当代思想史的角度说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是萨默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讲话里提出来的。

萨默斯提出“长期停滞”，他的担忧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虽然在过去四年里，从2009到2013年，进行了很多金融监管修补，加强了立法，但是复苏仍然只是和人口增长以及常规的生产率的提高，保持了持平。而且，只是在美国有这样微弱复苏，而在其他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欧盟、日本都没有复苏，而且危机日益严重。

第二，在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里，那种明显不可持续的泡沫和对信贷借贷标准的放松，以及非常容易获得的货币（easy money），只能带来温和的（moderate）经济增长，不是很可观的增长。

第三，这是他比较强调的，短期利率被所谓零的下限（zerolower bound）所严重约束，真实利率不能降到足够低，以至于来刺激投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

短期名义利率受到零的下限约束是指，金融危机以后所有西方国家都已经把短期利率下降到非常低了，接近为零，目的是促使人们投资和消费，但是它有一个零的名义利率的下限。如果你的利率名义是负的以后，人们宁愿把钱存在自己家的枕头下躺着睡觉，它至少名义上还可以保值，假设名义利率是百分之负一的话，100块钱存在银行一年以后变成99块钱；而如果100块钱我哪也不存，放在家里枕头下还是能保值100。

萨默斯的意思是为了促进投资，促进经济的复苏，很可能实际上需要打破零的下限，但实际上困难很大，因为人们就会把钱存在自己家里。他这个文章是2013年写的，但是从2014年以后，大家可以体会到西方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欧盟和日本，包括瑞士，包括最近匈牙利都已经明确地使用名义负利率。

负利率实行的时间，最早是丹麦2012年，欧元区2014年6月，瑞士2014年12月，瑞典是2015年2月，日本是2016年2月，匈牙利在2016年3月也开始采取了名义负利率。“名义负利率”可以说百年不见的，过去历史上只有过实际负利率，是由于通货膨胀很高。而名义负利率却从来没有过，因为大家都认为零利率是一个下限，但是，从2014年以来，这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名义负利率，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传统的经济学认为非常荒唐的东西，等于是我借钱给你还要倒贴。

虽然突破了所谓的“名义零利率”的下限，但实际上很难突破太多，为什么？现在名义负利率还是在0.5%、0.2%，欧盟现在是0.4%，为什么人们还能接受？因为它还有“现金安全保管费”的问题，比如我把很多钱存在我枕头下可能不安全，我存在银行里可能安全一点，银行给我保管，还有武装警察押运，但是如果保管费太高（名义负利率太高），人们不一定愿意支付。现在利率是负的竟然还是投资不振，所以萨默斯说出现了“长期停滞”。

第四，工资和价格的下降或低于预期导致消费者和投资者都不敢花钱，收入和财富从高支出（high-spending）的债务者向低支出（low-spending）的债权人重新分配。大部分的钱，是在债权人手里。中国有类似的现象，大量银行的钱没有投资到实体经济当中，是在银行之间、金融机构之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比如前段时间股市的波动和所谓“伞型信托”，都不是真正spending，不是债务人支出，而是债权人支出。这是萨默斯担忧长期停滞的四个原因。

萨默斯提出“长期停滞”理论是在2013年，有一个比较深刻的重要背景，这个背景在咱们国家了解的不多，就是奥巴马总统在他2008年就任的时候实际上搞了一个“小新政”，但他相对低调，为什么？大家知道美国共和党里有一个茶党运动，这个茶党老是阻扰政府每年预算的批准。

奥巴马2008年刚上任，他的国外政策还是延续美国的传统，有很多维持帝国的做法，但是在国内政策方面，因为奥巴马本人是一个黑人，来自于社会比较底层，还是比较关注美国的普通劳动者。所以，他搞了一个新政，但他不敢大张旗鼓。有一个记者Michael Grunwald长期跟踪报道白宫，他写了一本书叫《新新政》（NEW NEW DEAL）。

奥巴马在2009年签署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通过的时候被共和党打了很多折扣，但是财政刺激和对各个州，包括医疗、教育的支出也不少。《NEW NEW DEAL》这本书认为，这实际上是个“小新政”，如果没有这个“小新政”的话，美国经济还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复苏，虽然复苏得不令人满意，但毕竟还是复苏了，至少比欧盟、日本要好些。

当然这个“小新政”遭到许多反对。一种批评来自格林斯潘，他当过18年的美联储主席。2011年，在“小新政”还在执行过程中，他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的有点技术性，但基本上，他的意思是，如果按照常态来说，奥巴马搞的小新政没有能够使经济恢复到未发生危机之前的状态。如果按照危机之前那个潜在的增长曲线来看，这个“小新政”没有什么太大用，这是格林斯潘想说的意思。

萨默斯提出“新常态”是“长期停滞”，实际上是回应格林斯潘的批评，包括共和党里茶党的一些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他强调2008年后美国是“新常态”，就像中国习主席说的要适应那个新常态，有一个平常心态。如果没有奥巴马这个“小新政”的话，美国经济可能都不会是L型的。

萨默斯的应对方案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因为当前的真实利率实际上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为名义利率是负，但是通货膨胀率也很低，所以，真实的利率是很低的。萨默斯认为，恰当设计的基础设施项目将有助于降低，而非增加公共债务负担，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论述。

他的解释是，“假定一条高速公路的投资完全来源于公共债务，且修建该高速公路不会带来任何的促进效应（这是非常保守和不符合事实的假定）；进一步假设该投资的真实收益率只有6%（考虑到关于公共投资的一般收益率，这同样是非常保守的假设）。由于政府宣称将对每额外1美元收入征收25美分的税收，因而扣除通胀率之后的年税收将增长1.5%；而在美国及很多工业国家，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真实利率（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的成本都在1%以下。因此，基础设施投资事实上将减轻后代的债务负担。”他的这个提议和林毅夫教授最近一再呼吁的，在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整个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在讲了“供给侧改革”和“新常态”的政策话语的国际背景之后，我下面进入到本次讲座理论上核心的内容，即“组合谬误”的问题。我想强调，实际上主流的经济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还是一种微观经济学的思路，这种思路没有能理解到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深刻意义。“宏观经济”不是每一个微观经济市场的简单的加总。每一个单一的市场的供求平衡，通过价格来调整，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所谓总需求不足呢？或者过剩？因为单一的市场靠价格来调节，这就是微观经济学的思路。而宏观经济学的思路就不同，凯恩斯的贡献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

GDP、GNP的说法是凯恩斯及其学生米德和斯通创立的，只有在宏观经济学里才有GDP、GNP的说法，联合国1948年才向各个国家推荐，在1948年以前是没有每年、每个季度发布GDP之类的事的，这是宏观经济学建立以后才有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已经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了，因为如果每个市场都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达到供求平衡，也就不需要“宏观经济学”了。宏观经济学恰恰是说微观经济学有“组合谬误”。

在他1936年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里，凯恩斯一开始就有一章专门反驳“萨伊定律”。萨伊定律就是里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前提，就是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其实是微观经济学的思路，即从单一市场看问题，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失业就是因为工资太高了，把工资降低就可以解决失业。实际上中国不久前也有一场关于工资是否太高的辩论。

而这一辩论还是从劳动力这一单一市场出发的。而宏观经济学是要研究总体的，研究多个市场的相互作用，失业并不是单一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凯恩斯认为，削减工资并不能解决失业，因为工资削减，收入就减少，消费者支出也会下降，那就改变了厂商和家庭对于未来需求的预期，导致自我强化的总支出的下滑，反而加剧失业，这就是“组合谬误”。

这个例子说明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不同于“微观经济学”的本质，不应仅仅从单一市场的供求平衡的价格机制来分析经济整体问题。凯恩斯的经济学核心就是“未来预期”，对未来的预期决定现在的支出。凯恩斯用一个概念叫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什么叫“动物精神”？我们决定做什么事儿，就是一种自发的冲动去行动，而不是说呆着不动。这种要干事儿的冲动，不是作为一个加权平均的量化利益再乘以概率这样计算的结果，而是动物精神，取决于“预期”，这是凯恩斯很核心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数据，私营企业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两万八千个，在上届政府2013年全国私营企业才有一万多个，私营企业一下扩展了一倍，但是私营企业的投资却明显下降。很多人把这个理解为私营企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实际上主要不是这个原因。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实际上是预期不稳定导致私营企业投资不足，这不仅仅是中国，前面我提到格林斯潘也说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下降，回不到危机前的水平。所以，凯恩斯认为是对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信心不足引发的投资和就业的下降。凯恩斯强调政府投资的引导信心的作用。不认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话，会把“总需求”认为就是消费，实际上“总需求”是投资加上消费，还有政府的支出，还有整个的外贸的进出口之差。

“总需求”在凯恩斯那里是整个国民收入核算的概念。芝加哥学派，比如弗里德曼他们批判凯恩斯的一些具体的宏观经济学思想，也不是说都没有道理，但是作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实质是从凯恩斯开始的，而这是全世界各国都通用，包括中国。这个“总需求”的概念本身就是总支出。

因此，投资当然是总需求的概念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消费是“总需求”。所以，比较重要的是国家发改委、交通部联合发出的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从2016到2018年，这个我觉得其实起到一个很重要的提振信心的作用，这个三年行动计划是扩大总需求的很重要的方面。比如最近微信上传的一张图就是关于高铁规划，包括城市轨道交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振信心的行动计划。

现在的经济危机促使西方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政府的高级官员反思他们的政策。很好玩的是克鲁德曼，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2009年在“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为什么经济学家错得如此严重。他将“宏观经济学家”分为盐水经济学家（salt water）和清水经济学家（fresh water）。清水经济学家是从弗里德曼到卢卡斯的芝加哥学派和明尼苏达学派，他们从非常完美的市场竞争条件出发，像清水一样。

小罗伯特·卢卡斯（左）米尔顿·弗里德曼（右）

克鲁德曼自己还有斯蒂格利茨等人则是盐水经济学家，这些人基本上来自MIT、哈佛，他们比较强调“不完全信息”，盐水没有那么清。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总需求不足”在他们框架里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总是会把供给和需求加以调整到平衡。所以，芝加哥学派还是微观经济学思路，完全没有理解凯恩斯的“组合谬误”的问题。

卢卡斯是一个清水经济学家，他认为大萧条是一个“大假期”，按照卢卡斯的理论不可能出现长期的大萧条，因为他认为长期的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的，长期失业一定是自愿失业，自愿失业变成长期的假期了。这好像很荒唐，如果没有受“清水”经济学模型的训练的影响是不会这么想问题的。卢卡斯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3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在主席致辞中他说关于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早已经被解决了。

两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罗默（Paul Romer）本来是卢卡斯的博士生，现在是纽约大学教授。Romer在今年9月份的一篇文章里明确的反对他以前的导师卢卡斯，这就比较有意思，而且他认为卢卡斯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本质上还是微观经济学。他说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弦理论，爱因斯坦曾想建立“统一场论”，把电磁作用，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和引力都统一起来，这个努力没有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物理学家搞出了一个弦模型，它完全是数学模型，和物理的实验和观察没关系。罗默说卢卡斯搞的清水经济学就类似于物理学的弦理论，数学很漂亮，但是和现实没关系的。

卢卡斯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基本上都是无效的，因为市场可以自动的调节平衡。同时，人们都可以预期到政府的作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是完美的对策，因此政府政策都无效。卢卡斯承认，有时市场偏离平衡也可能出现，但其唯一原因是所谓的外部冲击，是完全外生的震荡。所以，罗默以一个反例来反驳卢卡斯，他用了沃克尔（Paul Volcker）反通胀的例子。

沃克尔是格林斯潘之前的美联储主席，他主要通过比较高的短期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就是美国中央银行的短期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这个政策在卢卡斯的框架里应该认为是没有用的。罗默给出的这两张图的意思是说，沃尔克1979年就任美联储主席，他一下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5%，原来是接近于零，这之后通货膨胀明显下降。罗默说，如果你没有受到卢卡斯的影响，你会认为这就是沃尔克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结果。但是在卢卡斯的框架下，通货膨胀下降不是沃克尔政策的结果，他非要来设想有一种外部的冲击可以解释通货膨胀的下降。

罗默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仍然相信“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这种教条，那么面对上面第二张图的数据，你只能认为尽管沃尔克的美联储想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而是有一种外在的想象的冲击（imaginary shock），正好在恰当的时间，也正好以足够的量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以至于使得沃尔克的美联储里的人，相信是他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如果大家没学卢卡斯的宏观经济学的话就会认为通货膨胀的下降显然是政策带来的，学了后反而对一些直观的关系的观察能力都丧失了。

谈完“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导致的“组合谬误”问题，我们最后来谈谈哈恩的“寻求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的提法。哈恩（Frank Hahn）是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他和阿罗有很多合作，阿罗是美国比较左翼的经济学家，也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哈恩在2003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这个文章是他初步的探索，他认为卢卡斯宏观经济学是荒谬的无意义的，因为卢卡斯模型里有一个代表性的个人，在这个模型里，个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每个人的偏好没有差别。哈恩认为宏观的数据应该对人的微观决策有影响，这本来是显然的。

微观经济学里有一个excess demand，即“过度需求”的概念，哈恩认为“过度需求”函数里应该有宏观变量作为它的元素，包括价格指数，失业率和GNP。因为这些东西影响了它的预期。所以，微观应该有宏观基础，因为价格指数、失业率都影响你对未来的预期，所以，这是现实的投资或消费决策的关键。

卢卡斯的模型里，微观的行动是按照所谓“拉姆齐最优化”，这是一个英国数学家拉姆齐的公式。哈恩不认为这是值得推荐的，因为微观经济学中的个人大多数在做决策时很多情况下都是短视的，对未来的信息是不明确的，所以刚才提到的发改委三年交通行动计划可以起到整体的引导信心的作用。

哈恩说他自己这个“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的说法需要不断的实验来完善，经济学的理论化本身也应该是一种实验。这和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和思路是一致的。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和我们国家的“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提法其实都有紧密的联系和互动。

今天讲的题目集中在宏观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的中西方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方面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还非常多。谢谢大家！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实验主义治理”，ID：CLS_PR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