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 ：“一带一路”，用一种声音对外说话

编者按： “

一带一路”倡议对

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均十分巨大，作为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支持下，该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博士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联合策划组织了“一带一路：实施中的挑战与应对”研讨会，会议成果授权中国网观点中国独家发布。

——“一带一路：实施中的挑战与应对”系列专家谈

王存刚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 一带一路”建设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对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均十分巨大。目前该项建设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果，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成果出现。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建设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三种不良倾向亟待克服。

主观主义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媒体界、学术界和政策界占据压倒性的观点是：该倡议将造福沿线国家，相关国家也一定欢迎该倡议并将采取积极的对接行动。事实果真如此吗？有关方面就此做过系统、深入、科学的实地调研工作了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从近来各方(包括国内和国外)陆续披露的情况看，沿线国家的政府、学界、媒体、企业、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态度是存在分歧的，有些分歧还很严重;不仅不同国家之间有分歧，即使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党派、阶层、行业之间也有分歧。对于林林总总的分歧，我们还缺乏系统的把握和清醒的认识，已经发布的各种风险评估报告也是初步的，粗糙的;不少国人甚至懒得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而是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地步。此外，小部分国人——既有学者、媒体人士，也有政府官员——在各种场合不时流露出的天朝大国的恩赐心态，已经引起有关国家的不满甚至反感。

克服主观主义，最有效的办法是做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笔者看来，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应当有决策权、实施权。

盲动主义

“一带一路”倡议，一旦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就应当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确立恰当目标并通过合理的行动路线力争达到。从目前情况看，我们虽然已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但这只能算作一个初步方案。由于是初步的，因此粗疏在所难免。由于粗疏，也就为卷入各方留下较大的解读空间，产生各种形式的盲动主义行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比如，我们已经宣布将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投入460亿美元，以打造“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在新亚欧大陆桥和中西亚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国家哈萨克斯坦投入230亿美元，以实现产业领域的深度对接;在非洲这个非“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投入600亿美元，以推进“十大合作计划”的实施;在远离“一带一路”的拉美，单单是委内瑞拉就已经投入500亿美元，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投入。问题是，我们对这些巨额投入做过系统、扎实、科学的前期调查研究吗？这些项目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战略收益到底如何？预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投资对象国所在地区的地缘形势的影响会是怎样？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真正搞清楚，做扎实，就仓促上马如此多的大规模项目，其前景是令人忧虑的。再如，中国在周边设计了六个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配套项目，这些走廊之间的整体关系如何？似乎也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规划。

据邓小平讲，刘伯承元帅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注意从实际出发。他认为，作战首先要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最反对军事指挥上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6-187页)笔者认为，刘伯承元帅的说法和做法，值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认真借鉴。

分散主义

中国虽然是一个具有高度集权传统的国家，但因为地广人多，治理难度极大，因此历史上分裂比统一的时间长，分散主义也就成为一种不大不小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既保证中央权威、又发挥地方积极性，也是历代领导人十分头痛的事情。上世纪80年底后期，邓小平深感改革开放进程存在的“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的现象，特别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并为此采取一些措施，收到了一些成效。现在，声势浩大的“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全面铺开，国内各级政府纷纷响应，出台了各种地方性战略予以对接;各类企业也积极参与。由于各地的区位优势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未来诉求迥然，因此，已出台的各种地方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措施的抵牾之处甚多。多个地方争当桥头堡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此外，国内各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良竞争，也不时有闻。可以说，分散主义倾向在“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出现。

如何有效克服分散主义痼疾呢？按照邓小平当年的思路，就是树立中央的权威。“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中央说话一定要算数、管用。而要做到说话算数、管用，中央就要进一步提升国内统筹能力，将各种建设性力量有机聚集起来，用一种

声音对外说话，谋求中国的整体利益，而不能任由各种力量自行其是，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调，各谋各的利益。

最高决策层应当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并且精心谋划，谨慎运筹。政府各部门应当建立规模超大、资源共享的基础性数据库，及时发布相关权威信息，为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经营提供方向指导、技术支持、贷款指南和风险预警。学术界应当进行系统、扎实、科学的研究，持续贡献兼具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高质量智力产品。在此过程中，学者们既不能简单抬轿子、吹喇叭、唱喜歌，也不能闭门造车、乱开药方、随意发声。各类智库应当展开大规模的实地调研工作，并根据各自专长进行领域分工、国家和地区包干，力戒同质化、重复劳动和低水平竞争。高等院校应当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亟需的各类人才，其中既包括本国的人才，也包括沿线国家的人才;为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可以采用订单方式。

总之，应当大规模调研，分领域、分国家地包干，建立相应的基础数据库，政府部门发布相关信息(如商务部发布沿线国家开发区、供投资项目信息，高风险投资警示)，丝路基金、国开行等提供贷款指南，教育、农业、卫生等部门、高校为丝路国家进行订单服务培养相应人才(包括对方国家的相关人才，中国的相关外语、专业人才) ，如此“一带一路”建设才能更加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