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中国中东方略：经济为主，量力而行”

作者前言：中东问题我虽然也关心，但它毕竟太复杂，也不属于我研究的领域。因此，不大敢在这个问题上发声。可中东会找上我：写年度能源政治报告时绕不开中东国家的案例分析;最近有人问：你是研究国际战略的，那么，研究一下中国可否出兵叙利亚？是否一个练兵的好机会？而十天前又临时去了一趟沙特。实地考察结合平时的观察，觉得可以从宏观的角度谈谈中国未来十年的中东方略，这是不知道“故事细节”的战略研究者或可一做的活儿。初稿写出后发给几个中东问题名家征求意见或电话交流，并依据他们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增补。当然主要观点与立场还是作者的。

未来十年中国的中东外交方略

中国最高领导人将中东的三个地区大国列为2016年首次出访对象。这表明，为了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将进一步在中东发力;中国在落实大周边外交时，中东将成为一个着力点。那么，中国在中东地区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外交方略？中东外交的重心是什么？2016年是否应该派兵介入叙利亚冲突？还有，在习近平出访前夕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在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框架内处理对伊朗外交？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中东的主要特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国家利益、中国的比较优势。

中东地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从地理上看，中东位于“五海三洲两洋”之地，沟通两大洋、交汇三大洲、包蕴五大海，是全球航线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从经济角度看，中东油气资源丰富(根据2015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东约占全球探明石油储量的47.7%和探明天然气储量的42.7%，全球石油与天然气储量最大的10个国家中，分别有5个与4个来自中东)，人力资源丰富(人口约为5亿，但人口结构年轻且处于高速增长期)，依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17个中东国家除了以色列外都属于发展中国家。

从政治角度看，各类矛盾突出，大致表现为：不同宗教与教派人口汇聚，宗教间矛盾、教派间矛盾、族群间矛盾突出，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家族矛盾、经济矛盾交错缠绕;不同宗教与教派的极端宗教势力密布，恐怖主义行为此起彼伏并成为全球大多数恐怖袭击行为的根源地;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的兼容性问题整体上没有解决;缺乏综合实力最大的区域大国，几个区域大国(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可能还包括伊拉克)互相竞争区域领导地位;中小国内部冲突经常引发本地区大国与区域外大国的干预;区域外大国利益交汇，他们依照自己的利益与意识形态偏好支持部分国家、部分宗教或者教派;解决这些矛盾，超过了任何帝国、大国的能力范畴。所以，历史地看，区域外大国在这一地区的方略大致可分为三类：利用上述矛盾获利，协助区域内某些争端的当事方达成暂时的妥协，放手不管。

中国从这一地区可获得的经济利益主要有： 能源利益，包括上游的油气勘探、开采，以及下游的油气化工;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品市场;投资场所;航道安全。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沙特、以色列、土耳其、伊拉克都是美国的盟友，除伊朗外的12个与美国的关系也超过与中国的关系。伊朗问题有点特殊，后文展开。 对中东国家来说，中国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工业品制造能力、对外投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等许多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对于中东油气生产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未来十年应对

毋庸讳言，中东是典型的文明冲突区：有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如巴以之间)、有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如逊尼派与什叶派)、有同一教派内部温和派与激进(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如巴解与哈马斯)、有族群之间的冲突(如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如此等等。而且，中东教派间冲突的频次、规模与激烈程度整体上超过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但这并非特例，比如，欧洲历史上也是如此。

未来十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发展潜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文化交流具有相当的潜力，但转化为现实的影响力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希望中东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体现崛起中大国的责任与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实现在中东的经济与文化利益，可能还包括一定的军工集团利益。因此，“放手不管”的选项可以排除。像一些欧洲国家历史上所做的那样，通过制造矛盾从中渔利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像俄罗斯或者美国那样通过支持一方打压另一方也不可行，受打压的如果是国家或者政府，将影响到中国在中东的经济与文化利益;如果受打压的是反政府武装或组织，其中与恐怖主义关系密切的团体无疑将对中国采取报复行动，这不但影响中国在中东经济利益的实现，还可能把一些恐怖行为引向中国国内，法国、俄罗斯、英国都品尝到了这种后果。中国的中心工作依然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并非中东冲突的直接当事国、责任国与直接邻国，为了国际责任与“练兵”而影响到这个中心任务，实属得不偿失。

而且，中东素有帝国坟场之称。既然历史上的帝国与世界大国都无法解决中东的这些冲突，也不能寄望中国这个民族国家体系后来者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所能做的不外乎“协助区域内某些争端的当事方达成暂时的妥协”，也就是说，在一些冲突中扮演有别于欧盟、俄罗斯、美国的角色，其特点为：和平方式、建设性、有力度、能为争端直接当事方所接受、区域外大国也不好指责。操作上，现有的特使斡旋、提供谈判场所、提供资金与物资援助、与其他大国协调等都可继续进行，但力度应明显加强，尤其是设计一些妥协与合作方案供争端直接当事方选择。这并不容易，却是中国应该全力挖掘之处。假以时日，通过一些案例实践构成“中国方案”的特色：像北欧小国那样中立、客观，但更有力度。底线则是绝不直接接入当地的武装冲突。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在中东实施时，需要更多强调量力而行与战略审慎，切忌跃跃欲试秀肌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强化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中国已确定在非洲吉布提将建立海军后勤保障基地。如果有适当的机会，在中东地区也可以建立类似的后勤保障基地。从地理位置角度看，阿曼、伊朗、以色列、塞浦路斯、黎巴嫩都是选项。关键在于落实的可能性，目前这种可能性还不大。

关于伊朗全面核协议 1月1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完成了开始执行伊核全面协议的必要准备步骤。许多国家纷纷宣布解除制裁或启动解除制裁程序。但这只是《共同全面行动计划》十年执行期的开端，一旦伊朗被发现有违反全面协议的行为，制裁将立即恢复。全面协议并没有消除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仅仅是将其获得武器级浓缩铀的时间从几个月延长到一年。伊朗将发展核武器视作维护神权统治、获得大国地位的利器，在现有体制下不大可能彻底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同意签署全面协议是调整核武器发展策略的结果：从原先的优先发展核弹头改为优先发展远程发射运载工具。这比日本的“拥有核武器制造技术但不发展核武器”的核武器策略多走了半步。这种策略既安抚了强硬派，又支持了改革派，还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伊朗与西方之间的斗争将主要围绕着火箭问题展开，并可能导致一些重要制裁措施的实质性保留或恢复。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十年中国对伊方略似乎可以确定为：文化交流合作全力推进，经济合作比欧美多走半步，政治上努力塑造积极调停者的形象。

对习近平中东行的评析

众所周知，22个阿拉伯国家中9个不属于中东地区。而中东17国中的塞浦路斯、土耳其、以色列、伊朗也不属于阿拉伯国家。中东有阿拉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四大力量，中国需要分别制定相应的外交方略。阿拉伯国家数量较多，中国一直与阿拉伯国家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中国无意要给予更大的重视与投入。选择在习近平出访前发布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一大背景是中国埃及建交60周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国家总体良好关系的开端。在此背景下，中国希望在执行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对阿拉伯国家外交方略，并以阿拉伯国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埃及与沙特为突破口加以落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对伊朗外交纳入对阿拉伯外交框架下。伊朗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支点国家。伊朗也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双方为此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是伊朗的第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

就叙利亚冲突而言，中国此前已经通过邀请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双方派代表访华等方式发挥作用。考虑到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伊朗与沙特在叙利亚冲突中的角色与作用，中国深知外长级别的调停是不够的，最高级别的调停将发挥独特的作用。但国家主席从利雅得直飞德黑兰显然不合适。基于三方面的原因，埃及成为合适的中转点：首先，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传统领袖，仅仅访问沙特代表性不够;其次，针对利比亚冲突，埃及虽经历了穆尔西时期的“支持反对派”到塞西时期的“支持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转变，但整体立场相对温和，与沙特、伊朗的关系都过得去;再次，埃及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中国公司正在执行埃及新首都建设等大型项目。习近平在开罗明确表示，要把埃及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的支点国家。

习近平此次中东三国执行也具有文化含义。他多次强调，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除了经济合作，还要推进文明间的对话。而此次访问的三国，正是阿拉伯文明、埃及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代表。他的行程中，也有许多与文化交流相关的项目或活动。 总之，未来十年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为此，中国的中东方略应该侧重这两个方面。在维护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化解或缓和冲突方面，中国行为的动力与目标，也应该服务于这两个方面。“体现大国的政治责任”应列为第二位的考虑。为此，中国在中东发挥的角色应该是 “积极的建设者与有力度的和平鸽”。(作者：薛力，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