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看40年前，温州人就搞过的“一带一路”

最早一批向外输出劳动力的温州人，渐渐靠着这些积累发家致富，从打工仔变身小老板，再变为金融资本家。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的机遇和动力在哪儿呢？

本文作者为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九三上海金融委员会主委，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

2006年，也就是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跟着温州人赚钱》。发现温州人的盈利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无所有情况下把自己当做人力资本，外出打工寻求更高的薪资报酬；第二阶段是有了积蓄之后开厂开店，靠实业资本获得平均回报率；；第三阶段则是把以往所得变为金融资本，加杠杆投资房地产、买煤矿、买股票等，寻求超额回报。

现在看来，40多年前就开始的温州人创业之路，也可以称之为“一带一路”，只是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延伸活动比较典型，“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延伸，但相对少些。

西部到西方：充当人力资本谋求超额薪酬

温州地处浙江南部沿海，山多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4亩，而全国平均为1.4亩。区位条件较差，自然资源也无明显的优势。但温州人的市场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记得在文革年代，物资短缺，当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的时候，温州的集市依然繁华如初，尽管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却依然没有割尽。

温州人很早就外出打工，通过人力资本的外移来获取比在当地打工更高的回报(即所谓的超额收益)，这与如今规模越来越庞大的民工潮在动因上并无区别。因此，温州人最初的资本积累总体上是通过谋求人力资本投入上的超额利润来实现的。

正如温州人自己所说，当初温州人外出打工就靠三把刀：菜刀(厨师)、剃刀(剃头匠)和剪刀(裁缝)。虽然别的地方也有靠三把刀行走天下的传说，而且比温州人做得更专业、更出名，如扬州理发师和宁波裁缝都闻名全国，但最终富甲天下的却是前者。

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一是温州人总在寻求超额收益，不大愿意停留在只剩下平均收益的行业，只要发现有新的行业可以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而进入壁垒又不高，率先进入新行业的往往是温州人。

二是温州人比中国所有地方的人走得更远，更具有全球视野。早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就已经沿着“丝绸之路”，在新疆、西藏、甘肃等西部地区谋生。原因很简单，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地区都属于八类地区(全国最高工资级别)，没有工资收入的温州农民，当然要到那里寻求超额收益。

但温州人并不满足在国内打工，当发现国外人力资本的报酬远高于国内的时候，便通过合规和不合规的途径远涉重洋去谋求超额收益，目前欧洲的华侨中温州人肯定是最多的，有人估计，在法国有近40万（其中20万是有身份的，另20万没有身份，因为法国好久没有大赦了），在意大利有30万。

但浙江省外侨办、省侨联和省统计局采用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单位调查与属地调查相结合等调查方法，曾以2013年12月1日零时为基点，统计出浙江籍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有202.04万人，温州共有68.89万人，占34.1%。（附图）

温州人是怎么去欧洲的？偷渡、蛇头、15万、假护照、投奔亲戚等是经常见诸于报端的关键词。因为没有确切统计，我不能妄议。但我曾认识一个温州老板，据他说，当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想办法出国去罗马尼亚，然后独身一人翻越阿尔卑斯山到了法国。

三是即便打工这样一个最简便的经济行为，温州人也比其他地方人的时机选择能力更强。例如，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之前，温州人已经遍迹全国了;在大城市人还没有借出国学习为名去日本、澳大利亚打工的时候，温州人已经通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合法和非法的方法，向欧洲和其他国家迁徙了。正是处处领先一步，才保证了超额收益的稳定性，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

一带一路的推进阶段：

从打工仔变身小老板，再变为金融资本家

部分温州人通过打工获得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后,便升级为实业经营,成立了一个个家庭作坊式的企业。温州人最初经营的行业也是与他们的打工领域相关的,如服装加工、皮鞋、餐饮等。

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实业却被温州人做到了极致,如温州的打火机生产商已经打垮日本同行,占据了全球市场的最大份额;全球每十双皮鞋中就有一双是温州生产的;欧洲的中餐馆90%是温州人开的……据调查,2005年温州人在国内投资、经商、办实业的为175万人, 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额高达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1.88万家,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40个。2003年,温州举行了“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展示了温州人已经成为地球村的一员,温州人在温州以外地区所创造的生产总值,要大大超过温州本土的GDP。

从2001年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再一次高涨,温州人又从原先的经营实业跨升为产业投资,涉足消费升级、资源及供给短缺等能够带来超额收益的领域,如房地产、煤矿、水电、造船等。被国人称为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的现象则标志着温州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社会的边缘群体成为主流群体,从不起眼的打工者成为职业投资家。

如今，温州人的投资已经不局限于房地产等准金融领域了，直接投金融服务业或金融产品的也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扩大。

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机遇与动力在哪

温州人早于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40年，就开始了离乡背井的一带一路，机会极好：在国内的短缺经济条件下，弹棉花、做家具，提供令人心动的有效供给。又到国外打工，在外汇紧缺、劳动力廉价的背景下，谋求人力资本的套利。

而且，温州人的勤劳度在国内屈指可数的。赚钱的动力太足了。据说纽约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倒塌后第二天,当人们还在为这座世界第二高楼的消失深深遗憾的时候,就有温州人在废墟前兜售世贸大厦倒塌前后的对比照片,5美元一张,卖得非常火。撇下道义问题不谈,温州人的经济头脑和赚钱动力可见一斑。

温州人即便再有钱,其累加起来在中国也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任何一类资本都难以达到的,原因在于他们要进则全进,要退则全退,完全是市场行为,所以也就有能力代表着市场热钱的流向。

当然,市场行为往往会和政府行为相冲突,如当地方政府希望当地房地产上涨的时候,把温州人奉为上宾,如今需要调控了,就设置各种障碍,清理小煤窑是政府行为,意大利对温州鞋业的反倾销也是政府行为。这虽然会给市场化的投资行为带来损失。但温州人似乎是可以接受挫折的。

有温州人讲过一个故事:当温州人发现越来越多国人喜欢吃螃蟹的时候,以为洋人也会喜欢,便装了一船运到荷兰,结果当地海关拒绝让螃蟹入境,温州人只好把这船螃蟹倒进了附近海域,没想到,这些生命力旺盛的螃蟹居然纷纷爬上了荷兰海岸,并在当地繁殖。这螃蟹恰恰体现了温州人的特性。因此,跟着最有商业头脑、最有全球视野、最贴近草根、最能克服民族劣根性、最能代表资本逐利趋势的温州人赚钱,应该是明智之举。

那么，当今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是否还能遇到这么好的机遇呢？恐怕未必有了。中国曾经遇到过出口导向战略的绝好时机，使得中国一把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大国，尽管不是强国。如今，中国面临的是产能过剩，而全球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大宗商品价格才会屡创新低。

当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很大，但需求大的，财政状况又欠佳；财政好的，信用又欠佳；信用好的，需求又不足。

全球经济都面临困难，会有高招吗？很难，机会都是干出来的，或者水到渠成，或者油然而生。靠苦苦冥思想出来的，或者靠逻辑推论获得的，往往不是什么好机会。

中国曾经有过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有过东北振兴战略，还有过中部崛起战略。这三大战略的效果如何，投入产出比如何，需要评估。

第二个问题是动力。温州人能够沿着丝绸之路的路线获得成功，是个体行为，天然动力。为了求生存，不少温州人竟然到了戴高乐机场后，不敢过海关，直接从机场二楼跳了下去。老外从未见过这种场景。

而作为战略的一带一路，是自上而下的战略，有计划，有谋划，有步骤，有分工。但如果能够对参与该战略的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进行客观、全面的动力评估，制定出提升动力的解决办法，则一带一路的成功率会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