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金融从哪下手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的国家战略，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经济内涵。本文从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入手，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经济背景，指出我国与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契合点以及存在的挑战，并从多边合作、完善金融体系、丰富风险管理工具等三个方面，就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政策建议，对金融业来说，有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集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高潮的结束，高投资时代已经逐渐过去，我国正日益由高投资拉动的高增长时代转变为以消费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大量先进的工业产能存在向外转移的需求。
产能在国家间的转移，不仅能够延续先进产能的生命周期，而且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有利于迅速提高它们的工业化和工业技术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利用外资，并连续多年保持发展中国家中最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的地位。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却是极为迅速的。
我国对外投资与对外负债上，因为结构上的不匹配，尽管是持有对外净头寸，但净收益可能是负的。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就必须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增加收益率相对高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大幅降低收益率极低的外汇储备投资。
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工业出口国、“一带一路”区域内最大的资源消费国，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充足的产能和资本，能够与沿线各国形成良好互补，区域合作的空间巨大。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在当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自此，“一带一路”战略正式成为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则是发展潜力巨大的大量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要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当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背景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工业产出国，也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行列。从国际上看，高中低收入国家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路径，先进国家带动后进国家，后进国家依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作为大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并且从经济上来看，我们也具备这个能力。
1。我国快速工业化阶段已经结束，有内在的产业外移需要
伴随改革开放，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2000年时，我国工业生产规模尚不足美国的三成。入世后，我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提速。2002年至2007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增速均在10%以上，因为全球经济金融危机2008年和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和2011年年度增速再次回到10%以上。用当时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工业制造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市场需求的相对饱和，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或已结束，工业产能过剩程度日趋严重。2012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幅下降到7.9%，为1991年以来的年度最低增速，此后两年增速继续放缓，分别为7.6%和6.9%。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高点41.6%下降到2014年的35.86%，尤其是过去三年占比下降显著。
与之相伴的是我国日趋严重的产能过剩。据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已经从2009年近90%滑落至2015年上半年的约75%。另有研究粗略估算，当前我国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石化等九大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
同时，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也已经出现净减少。改革初期，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只有7200余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到2012年底到达23241万人，此后则一改此前逐年增加的势头，出现了就业人数的净减少。2013和2014年两年合计净减少就业人数142万人。
随着我国集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高潮的结束，高投资时代已经逐渐过去，我国正日益由高投资拉动的高增长时代转变为以消费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大量先进的工业产能存在向外转移的需求。尽管我国沿海与内地、东中西部之间存在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产业存在向内地的梯度转移，但是，整体上看，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走低，产能过剩严重，单纯依靠内部梯度转移也已经无法吸收，因而向外转移成为必然。
工业产能在国际家的转移，尤其是在高中低收入国家间的转移并非今天才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举，对工业尤其是重化工工业需求规模大，需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和钢铁等工业原材料。而此时，对于美日欧等发达工业国来说，二战后的工业化重建已经完成，钢铁等工业产能过剩严重，恰与中国的工业化需求相契合，于是顺势逐步转移到我国来。以钢铁为例，直到入世初期，我国还整建制地从欧美国家引进。
产能在国际间的转移，不仅能够延续先进产能的生命周期，而且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有利于迅速提高它们的工业化和工业技术水平。据保守估计，我国现有钢铁产能超过12亿吨/年，而当前以及未来我国需要的钢铁产量将低于8亿吨/年。从我国自身来说，也许可以称得上是绝对过剩，但从全球角度看，尤其是面对落后国家的需求来看，过剩仍然是相对的。
对于我国大量的过剩产能来说，如何更好更充分地加以利用，化解过剩问题，对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后续发展意义重大。化解过剩产能，直接拆掉不但是最低效的方式，而且由于产能建设的过程中大量使用银行贷款，直接拆掉导致的信贷违约将大幅推高银行的不良率，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
此外，先进产能如果直接拆掉，无论是对于我国，还是对有工业化需要的低收入国家来说，都将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通过开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市场或直接产能转移，尽可能延续先进工业产能的生命周期，将是化解过剩产能的最佳方案，也将会是多赢的结局。
2。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对外投资国，大量外汇储备使得对外投资资金供给充裕
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利用外资，并连续多年保持发展中国家中最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的地位。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却是极为迅速的。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仅200余亿美元，到2008年时超过500亿美元，2013年超过1000亿美元，2014年达到1231.2亿美元，首度超过当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我国对外投资与对外负债上，因为结构上的不匹配，尽管是持有对外净头寸，但净收益可能是负的。从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所列的几大类投资形态看，直接投资的收益率往往较高、也较为稳定，尤其是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据估计年收益率能在20%左右，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属于较高行列;而外汇储备则因为主要投资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国债和其他高等级债券，其投资收益率较低，尤其是2008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创出了历史新低。
因此，尽管我国国际投资总资产大于总负债，但是由于资产主要是低收益率资产、而负债主要是高成本负债，所以，年度的净收益可能是负的(即净成本)。而且，如果考虑到在过去十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大约30%，尽管从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看是对外净头寸，但是每年却要付出大量的净成本。2014年度，净头寸出现减少，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成本大于收益。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就必须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增加收益率相对高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大幅降低收益率极低的外汇储备投资。
我国对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亦不尽合理。当前，我国对外投资中最主要的部分——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本不缺资金的发达国家，而急需资金的低收入国家则嗷嗷待哺。这种投向的不合理既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更是资源的浪费。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的契合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而差异就是合作的空间。根据我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路线图，包括中国在内，“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4个国家。通过分类比较可以发现，以欧洲国家和能源国家为主的20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世界平均值，并普遍呈现出发展水平较高、政治稳定、人口较少等特征。而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南亚、东南亚、中亚，虽然多数国家资源也很丰富，但普遍具有发展滞后、工业化程度低、技术落后的特征。其中部分国家的经济还饱受人口压力和政治动荡的拖累。
在64国中，中国的人均GDP恰处于中位数。但从总量来看，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工业出口国、“一带一路”区域内最大的资源消费国，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充足的产能和资本，能够与沿线各国形成良好互补，区域合作的空间巨大。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与其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以下我们从经济结构入手，以中国为参照，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经济发展的切实需求，找出中国与各国的经济契合点。
1。工业化程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欠发达国发展潜力巨大
以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之比(以下简称“工农比”)对64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测算，并以此排序。若一国工农比低于中国，则认为该国工业化程度低于中国，将其划为工业欠发达国。
从排列情况看，欧洲国家和能源国家工业化程度和发展水平高。“一带一路”区域内，以欧洲国家和能源国家为主的22国工业化程度高于中国，并对应较高的人均GDP。其中部分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0美元，已属于发达国家。但必须指出，大多数能源国家的工业体系偏重于石化行业，完备程度不及中国和欧洲国家。
工业落后制约经济发展，但也意味着增长潜力。64国中，共有31个国家(以下简称“31国”)工业化程度不及中国。其中除马来西亚等6国外，各国人均GDP均低于6000美元，有16个国家更是低于3000美元，经济发展明显受制于较低的工业水平。但从GDP增速看，31国中有22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亮点，相当一部分国家的GDP增速接近或超过5%的水平，未来增长潜力仍然巨大;而其余9个国家经济增长较差，主要是受政治动荡的影响。
2.31国经济发展存“两缺口”，对外依赖程度高
从一国投资、储蓄与净出口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测算31国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结果显示，工业欠发达国存在产能和资本缺口。31国中有24个国家投资高于储蓄，除泰国外均为净进口国。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净进口额占GDP比例较高，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初期所呈现出的经济特征类似，符合“两缺口”模型所述特征：国内资本无法满足投资需求而产生投资缺口，其存在使该国被迫因依赖他国资源而产生外汇缺口。外在表现为显著的净进口，经济对国外产能、资本需求大、依赖程度高。
3。融资体系滞后，资本缺口突出
工业欠发达国信贷供给不足，致间接融资成本高企。31国中有24个国家实际利率高于中国，其中9个国家更是高于10%，信贷成本极高。除黎巴嫩和泰国外，22个国家的银行信贷占GDP比例显著低于中国，信贷供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工业化进程的资本需求。
股票交投不活跃，致直接融资几近缺失。沿线64国中，有33个国家(含16个工业落后国)股票交易额占GDP比例低于10%，其中17个国家更是低于1%，股票投资极不活跃。二级市场的不活跃必然会导致一级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不足，企业无法通过便利的股权融资实现资本的快速扩张，制约了工业化进程，导致资本缺口矛盾更加突出。另有19个国家(含10个工业欠发达国)该项数据缺失，从这部分国家的总体发展水平及社会文化因素可以推断其国内并未开设证券交易所或交易极为不活跃。
4。风险管理市场区域性强，风险管理需求亦存缺口
风险管理市场区域性特征明显。沿线国家中，只有中国、印度、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少数几国境内开设有具备一定全球影响力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市场的体量虽已大幅增长，且并不缺乏明星期货产品，但其市场参与者及上市产品区域性特征明显，市场仍处于发展期。
此外，区域内各国市场的成熟度、完善度差异较大。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管理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完善也带来了大类资产定价权的缺失，导致“一带一路”区域内因跨国资本流动和商贸往来而产生的风险管理需求多数只能被迫释放于欧美市场，严重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本和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
5。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改善空间大。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而沿线各国滞后的基建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以最为基础的铁路和电力为例。64国中，只有泰国、印度、中国等7个国家在进入21世纪后铁路里程有实质性增加，其余各国铁路里程和铁路技术自上世纪90年代后再无显著变化;有15个国家2010年通电率甚至低于83.1%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有12个国家属于工业欠发达国。
基建现状突出缺口矛盾。基建具有资本依赖度高、涉及工业行业广、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因此基建滞后恰恰凸显了工业欠发达国的两缺口矛盾。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也说明，工业欠发达国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外部资源作为启动要素。
6。经济契合度极高，合作空间广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区域内大多数工业落后国经济契合度高，反映出工业化完成国与工业化初始国之间的经济互补关系，蕴含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具体体现在四点：一是沿线各国发展存在的产能缺口与我国的产能过剩和经济转型需求相契合;二是完善基础设施的迫切需要与我国基建领域的优势相契合;三是沿线各国的资本缺口和金融体系的建设需求与我国充裕的资本相契合;四是我国不断完善的风险管理市场与沿线国家共同的风险管理需求相契合。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挑战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但是看到广阔合作前景的同时并不能忽视背后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推动改革和发展经济的主动性
与我国主动实施改革开放而全面迈入工业化进程不同，“一带一路”区域内部分发展中国家虽然增长潜力大，有发展经济的愿望，但是并没有推动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强烈决心和意志。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受制于“两缺口”，启动工业化进程需要依赖引进外部资源。
2。政治动荡、法律缺失推高投资风险。
部分沿线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宗教冲突等原因而政治动荡，当地政府无暇着手经济发展，对国外投资的保护和支持力度较差。同时，这些国家亦缺乏必要的、保护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不仅不利于引入国外投资，而且会促使本国本已有限的资本外流。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传统的援助贷款、项目承建、商品贸易等双边模式极易受到政治动荡的冲击。
3。基建落后阻碍区域合作
沿线国家大部分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合作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加强基建投资就成为重中之重。但这些国家之后的金融体系，无法为基建投资提供稳定的长期资本支持，引进外资、寻求国际合作是必然选择。这将极大地考验各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和政府间的合作效率。
4。社会经济制度差异大
沿线各国社会制度、文化宗教等差异巨大，不但社会经济政策对资本活动的限制有诸多区别，而且对各种新型金融工具的接受度也各有不同。各国之间在进行资本合作、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时，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针对性地创新，更需要政府间建立良好的制度沟通和对接机制。
5。风险管理市场效率低，对欧美市场存在依赖
沿线各国区域性的风险管理市场只能服务于特定区域内的特定需求，风险管理工具的产品体系不完备，相当一部分风险管理需求对欧美市场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而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合作需要一个统一、高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风险管理市场，以此打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欧美风险管理市场的路径依赖。
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战略
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已经绘就，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愿景落到实处，将潜力转化为行动，结出硕果。
如何将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优势结合起来，特别是将中国的工业产能优势、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与沿线相对落后国家之间紧密联系到一起，还必须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
1。充分发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合作金融组织的作用，坚持多边合作模式。
面对“一带一路”区域内复杂的形势和挑战，通过搭建“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开放性合作平台而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将是突破合作瓶颈、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
“亚投行”有57个创始成员国，与“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高度重合。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亚投行”的作用，通过多边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克服传统双边合作易受政治冲击的劣势。对于那些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定国家来说，通过这种多边合作模式，能更有效保护投资项目的权益以及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持续经营。
2。建设和完善市场化金融体系，增加金融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支持力度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金融体系发展滞后，其工业化进程面临巨大的资本缺口。因此，为了满足各国工业化进程的资本需求，可从三个方面加强金融支持。
(1)帮助区域内国家建立和发展直接、间接融资体系，搭建跨国证券交易所作为融资平台。同时，适度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区域内优质企业到我国进行股权和债券融资，在方便国内资本对外投资、增加对外资本供给的同时，也丰富海外人民币的投资标的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为后续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培育市场基础。
(2)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在沿线国家开设分行或子行，加强货币清算等基础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要更好的服务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必须同步跟进。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其银行体系落后，结算效率低，货币汇率波动大，往往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不利于企业投资和经营。我国商业银行的同步跟进，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用。
(3)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契合沿线国家的融资需求。考虑到沿线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差异，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金融大国，应针对各国、尤其是那些贫困国家的社会文化特点和切实需求，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个性化程度。
3。将中国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风险管理中心，解决经济合作的后顾之忧
(1)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着力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丰富品种，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对外开放。
首先，应该尽快丰富我国风险管理工具种类，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现实需要，上市和丰富外汇类、商品类的期货、期权，形成完备的产品体系。其次，建立场内、场外相结合的风险管理市场体系，丰富市场层次，满足多元化的风险管理需求。最后，通过交易所间的产品合作、增加交易时段等措施，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切实吸引区域内各市场主体通过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实现风险管理需求。
(2)尽快加强风险管理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培育跨国股权融资市场和债券融资市场、完善风险管理市场的同时，应尽快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搭建以市场指数发布、金融衍生品市场结算服务、期货交易所跨国合作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基础框架，为后续“一带一路”区域内指数类期、现货产品的开发、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广以及资产定价权的确立打下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将对打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欧美风险管理市场的路径依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3)推进金融机构参与风险管理市场建设，提高市场服务水平。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内的风险管理需求，应调动银行、券商、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风险管理市场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我国金融机构已有的风险管理经验以及服务网络优势，为“一带一路”区域内各市场主体参与我国风险管理市场提供更加优质的配套服务，在协助各主体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的同时，也能够形成中国风险管理市场的品牌效应，增加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作者单位：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