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交流：“一带一路”的重要驱动力

编者按：大唐盛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强盛的永远标志，“一带一路”正开启现代中国的创新品牌。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5000年、500年、50年的中华民族与世界和平发展史，都离不开人文交流与文明对话的魅力。 为此，我们既要积极利用现有平台和传统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合作和交流;也要充分发挥各文化交流主体的重要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机制;更要善用恰当话语体系，形成最广泛共识，在“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下，形成“平等、尊重、借鉴”的“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局面。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是晚唐诗人张籍对古丝绸之路辉煌的真实写照。古“丝绸之路”其内涵已经超越了“丝绸贸易”的物质层面和“陆海商路”的地理层面的局限，凸显了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成为东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明沟通和交流的象征。新的历史时期，虽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核心是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但仍然要重视人文交流与文明对话，增强沿线国家、地区和人民间的相互了解、求同存异。人文交流与文明对话是互利互信、务实合作的前提和基石，是建设好、发展好“一带一路”的持续动力。

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通商互信之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承载和彰显着东西方开放的文化品格和不朽的文明成果。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史研究》一书中认为，“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的末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米达文明、埃及文明、花拉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同时又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的文明”。和平是丝路繁荣的基础，丝路是传递和平的使者。无论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欧洲，还是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均为文明之使、和平之旅。致使“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族相继”(从唐大诏令集?卷130》)。华夏大地与西域诸邦之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丝路的形成和发展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但中国没有借丝路对外侵略扩张，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怀柔政治与“和合”文化的理想，证明了中国一贯谋求和平发展的历史传统。陆上丝路畅通之时，沿途基本没有战乱，中国先后与一百多个国家或民族和平交往。海上丝路自唐宋繁荣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中外友好交往的和平之路，鲜见腥风血雨，与欧洲炮火开辟的劫掠、征服的殖民扩张显著不同。盛唐时与唐朝通好的国家和地区达到300 多个，南亚、中亚和西亚的来唐使团共343 次。对于各国使节带来的进贡物品，唐朝的回馈往往超过各国使节进贡物品的价值，这无疑是“与人相亲”、“以邻为朋”的具体体现。

通过古丝绸之路这个桥梁，中西文化交流、交融，互为借鉴吸纳，世界开始了解中国，中国也开始了解世界，并大大影响着世界文明进程。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把汉族的铸铁、缫丝、灌溉等技术带过去，极大地促进了西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丝绸在贵霜帝国、印度笈多王朝、罗马帝国等非常畅销。皇帝凯撒喜好中国丝绸制成的衣服，中国丝绸成为当时罗马上层社会人士争相购买的奢侈品，引领着欧洲贵族的服饰时尚。除了丝绸,中国的烤烟技术、蚕桑技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也先后传到中亚、伊朗、罗马、埃及等地,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向他的信徒发出了“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当往而求之”的号召。中国的书籍，尤其小说传入欧洲以后，曾对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强大影响。莱布尼茨深为《周易》的理论魅力所折服，歌德的创作受《好逑传》较大影响。外来文化同样对历史上的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东汉时，“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续汉书五行志》) 。隋朝隋炀帝在河西走廊重镇张掖举办了万国博览会，商贾峰涌、使臣云集，成为一次各国文化交流的盛典。唐朝通过丝绸之路使中外文化交流达到鼎盛。各地留学生、学者、游历者、传教士在此聚集，各地文化荟萃，长安一时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资治通鉴·德宗记》记载“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李白诗云“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是说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白居易诗曰“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是说当时妇女流行学习来自西域的胡旋舞蹈。近代西方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知识，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丝绸之路亦为“宗教之路”。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传入中土，使中国宗教进一步多元化。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汉唐风”。建设“一带一路”，开展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既是各国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和继承，重温古老梦想和重振人类历史文化辉煌的需要，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文化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文化也只有开放胸怀，吐故纳新、兼容并蓄，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一带一路”计划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出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

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夯实我国同沿线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是开展经贸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民相亲才有国相交，只有心相通才能民相亲。沟通从心开始，而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媒介不外乎情感和文化的认同。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让发展程度各异、历史文化宗教不同的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话语、增强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而且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和合作有较好的基础。我国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高层交往密切，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与不少沿线国家都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在不同国家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强调文化先行，通过继续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民众心里落地生根，构筑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人文交流中应注意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善用恰当话语体系，形成最广泛共识。在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下，“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应坚持平等、尊重、包容的话语体系，文化软力量切勿包装成硬力量，避免因不当的话语使用引起外界疑虑和反感。正如郑永年所言，在“一带一路”研究和对外宣传话语中慎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切勿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

二是积极利用现有平台和传统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合作和交流。美国基辛格协会副会长雷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陆海丝绸之路专题研讨会”上建议，陆海丝绸之路构想应加强与现有地区机制的衔接，找到各机制的互通性，协调配合，相互促进。对接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依托上合组织、欧亚联盟、中国—东盟机制、南盟、阿盟、海合会等地区机制，可以有效地共同应对各类不稳定因素、协商共建项目、实施机制创新。借助俄主导的机制如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委员会、跨西伯利亚运输委员会等，可以消除俄罗斯的顾虑，发挥其积极作用。借助中亚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等，可以尽量消除一些分歧和矛盾。古丝绸之路遗留的文化资源是当代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最大利器，“文明复兴”是沿途国家的最大公约数之一。沿线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希腊古罗马文明等几大文明系统，因为历史的机缘性、经济的互补性、文化地位的相似性和复兴的现实性，达成共识与深化合作的可能性增大。建议倡导几大古文明的共同复兴和文明间的平等交流，充分挖掘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内涵和价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同打造“文明复兴共同体”，发挥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与号召力。

三是要充分发挥各文化交流主体的重要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机制。“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政府主导当然很重要，包括搭建交流合作的综合平台，创办“一带一路”区域文化合作联盟，建立人文交流长效机制，互办、联办、合办影视节、艺术节等国际性的重大文化活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一路一带”国家的留学生来中国留学，培养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应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融汇对外文化交流的合力。如学术界可加强与有关国家合作研究丝路沿线的历史遗存和文化传承，共同挖掘历史文化记忆，增强文化认同和相互理解;鼓励社会组织、各类文化团体及机构参与和承担人文交流项目，助推文化走出去;以民间组织推动城市间人文交流，让沿线百姓了解彼此，消除偏见和误解，推动区域间、市民间交流与合作;利用文教融合通道，引导和鼓励海外留学生、出境游客、华人华侨积极参与所在地的文化活动和公共事务，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践行者。

历史照亮现实，奋斗成就未来。逐步深入的文化交流、文明对话，将为 “一带一路”打造坚实的桥梁和纽带，诚如何立峰所说，“‘一带’方向的‘西出阳关有故人’，‘一路’方向的‘直挂云帆济沧海’”，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