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入韩暴露美式霸权逻辑 欲用武力统治世界

在韩部署“萨德”系统进一步暴露美式霸权逻辑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李清江

据路透社报道，4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扬言，部署“萨德”系统是“美国和韩国之间的事”，是“为了保护韩国及驻韩美军”，“不关中国的事”，因此将不理会中国的反对，按计划部署，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

朝鲜半岛面积狭窄，根本就不需要部署“萨德”系统。“萨德”系统是一套主要拦截射程在3500千米以内的弹道导弹的末端区域反导拦截系统，主要是针对高空导弹进行拦截，本身就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BMDS)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驻韩美军在乌山等军事基地内部署有“爱国者-2”和“爱国者-3”反导系统，能够在10~15千米的高空(即末段)拦截来袭导弹，此外海上还有“宙斯盾+标准-3”的配置。而韩军自身也部署有“爱国者-2”反导系统，并计划从美国采购“爱国者-3”系统，完全可以应对所谓的“朝鲜导弹威胁”。美国部署“萨德”系统，在所谓的“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我们的盟友”高调唱词之外，有两个军事上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萨德”系统配套部署X波段雷达，可以在半岛窥探东北亚大陆，尤其是对中俄两国的导弹部署特别是弹道导弹进行监视和追踪;二是形成低空、高空多层导弹“防御罩”，实质是建成亚太版的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从而打破东北亚方向的战略平衡。

美国一意孤行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暴露了美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奉行的两种霸权逻辑。

暴露了美国长期以来“简单划线”的霸权逻辑

世界和平与安全，来源于国际力量的均衡发展。但是，在美国人眼中，世界一直就分为两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国的敌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而美国自命不凡的“国际责任”，说白了就是“捍卫‘自由世界’和消灭‘邪恶势力’”。在这一逻辑指导下，美国一直在有意无意寻找敌人甚至制造敌人。

梳理历史可以看到，美国发动或参与其中的战争、战乱，列出来就是一张长长的表格。择其要者，冷战时期有：朝鲜战争(1950-1953);伊朗政变(1953);危地马拉政变(1954);黎巴嫩蓝胡子行动(1958);刚果内战(1960-1964);越南战争(1961-1975);多米尼加共和国内战(1965);智利政变(1973);海湾战争(1980-1988);格林纳达暴怒行动(1983);利比亚黄金峡谷行动(1986);巴拿马正义事业行动(1989)。

冷战后美国发动或参与其中的主要战争有：海湾战争沙漠风暴(1991)、沙漠袭击(1996)、沙漠之狐行动(1998);索马里恢复希望行动(1991-1995);波黑战争(1992-1995);科索沃战争(1998-1999);阿富汗战争(2001);伊拉克战争(2003);利比亚冲突(2011)。

分析这些被美国施以战争或者“准军事行动”的“美国的敌人们”，居然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点。例如，利比亚于1951年建立独立国家，1954年9月伊德里斯王朝政权与美国订立友好条约，允许美国继续使用惠勒斯空军基地，美国政府则同意在20年内向利比亚支付4500万美元，同时提供相关的经济援助。美国方面称，“该协议对保卫整个自由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利比亚传统上属于阿拉伯国家，但是伊德里斯王朝政权采取亲西方政策和抵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态度，加之其宫廷大臣、军政高官贪污腐败、巧取豪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使得伊德里斯政权面临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压力，国内也多次爆发示威运动。1969年，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发动革命，推翻了伊德里斯政权，从而结束了利比亚长期奉行的亲美外交政策。由于卡扎菲身上结合了伊斯兰教、阿拉伯传统精神与强烈的民族感情，在冷战中站在苏联一边，美国一直视其为眼中钉，将利比亚划到了“无赖国家”黑名单中。进入21世纪，虽然卡扎菲调整对外政策，开始向美欧国家示好，但最终还是在西方策动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中，被“捕食者”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逼下台，死在利比亚反对派的枪口下。

在这场持续几十年的恩怨中，美国一直宣称是在捍卫利比亚人民的利益，“帮助利比亚实现民主”。然而，对于伊德里斯王朝的独裁统治，美国“不持异议”;面对推倒卡扎菲政权后利比亚深陷战乱的局面，美国也“无动于衷”。美国的政策基准就是一条——这个政权听不听美国的话。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叙利亚。叙利亚战乱引发欧洲难民潮，美国则装作视而不见，甚至视其为“瘟疫”。美媒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公开数据报道，在2013年，美国不过只给了36名叙利亚人难民身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国会及民众等在难民问题上的分歧更大。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反对接收中东难民，众议院也否决了奥巴马总统关于下一年接收1万名难民的决定。

多样化的世界文明延绵几千年，“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等美国奉为圭臬的原则，并不是多样化世界的共同选择或唯一选择。比如，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传统核心观念是“自由”，这是一种个人权利观，但是，用这个观念将阿拉伯人凝聚在一起，却绝非简单适用。

问题在于，这种按照美国标准任性简单划出的线，谁都可能被划为美国下一个敌人。在这种“狼保护羊”的世界形势下，美国口口声声倡导的“世界和平”，恐怕是更加难以看到!

暴露了美国长期以来“强权暴力”的霸权逻辑

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参与战争和对外军事行动达200多次。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逐渐成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不仅长期在和平时期维持占世界总额将近一半的巨额军费开支，保持规模庞大、举世无双的常规军备与核力量，而且几乎是独家拥有范围广泛、数量可观的海外军事基地，并在世界所有关键地区维持众多双边与多边军事同盟。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国内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国防体制。有学者指出，美国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化身为一台武装到牙齿的军事机器。

步入21世纪，美国从科索沃战争一直打到利比亚战争，续写着它的战争“神话”，每每宣称是“正义战胜邪恶”，要求敌人彻底投降。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李普塞特所指出的那样，“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很少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本国的利益。由于每一场战争都是善与恶的较量，因此惟一可接受的结局就是敌人无条件投降。”循着这样的逻辑，美国总是在寻找或制造敌人，动辄便打上一仗，至于战争的烂摊子如何收拾，往往并不在其考虑之列。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内涵，二战后历届总统的政策宣示都直言不讳——

杜鲁门(1945年)：如果我们要维持自己在其他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继续做一个军事国家;

艾森豪威尔(1953年)：无论后果如何，本国的军事安全都将是我的首要考虑;

肯尼迪(1961年)：只有当我们具有无可置疑的充足武力，我们才可以确信他们绝不会被使用;

约翰逊(1964年)：美国的军事实力如今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国家军事力量的总和，比任何对手或对手组合都更强大;

尼克松(1970年)：和平需要实力，只要那些试图用武力威胁我们以及我们盟国根本利益的人存在一天，我们就必须保持强大。美国的虚弱将诱使潜在的侵略者做出危险的错误判断;

福特(1976年)：我们的军事实力不仅强大而且随时可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无可匹敌，而且我打算继续保持这种态势;

卡特(1979年)：在今天这个危险和不确定的世界上，我们国家安全的基石仍然是军事实力。美国人、我们的盟友以及任何潜在的敌人都能够清楚认识到的实力;

里根(1984年)：以实力求和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们不会再回到束手无策、失败主义、衰落和绝望的时代;

老布什(1989年)：我们在寻求和平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强大。我们的军事力量其目的是遏阻战争，保卫自己以及我们的盟友;

克林顿(1994年)：如果无法保持一种足够强大的防务能力，从而保证我们承担义务的可信性，我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领导角色;

小布什(2000年)：我确信，一个危险和不确定的世界需要美国手握一把利剑;

奥巴马(2013年)：朝鲜战争提醒了美国应该维持全世界最强的军力，永远无人可敌，保护盟友的安全。

无论其词藻如何华丽，也无论其口号叫得怎样山响，美国都无法令世人信服它是世界上一支维护和平的力量。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人为什么不能用像他们的国内政治那样一种民主、平等、温和的方式来维护他们在国际上的权益，而往往要诉诸强权乃至暴力呢？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在冷战时期就指出：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而追求某种安全感，而他对个人主义的不可割舍又使这种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国民族就像美国个人一样，在物质、社会和道德方面都做出自我破坏来追求某种安全感，但却永远无法获得它。

而这类思维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美国不是试图通过平等对话与合作来赢得安全，而是试图获取军事优势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许多地区，以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来加持自身的安全。

问题在于，诸如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等许多热点、难点，本身就是上一次战争的遗留产物，既然那场战争没能解决问题，美国就不能奢望再靠打一场新的战争来解决;更何况，事实上它也没有这个能力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