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一带一路”：打通发展“痛点”，仰望人文“高点”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开始熟知“一带一路”这一词汇，但对于“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以及这一内涵背后的时代潮流，尚待更加完整的认识。在笔者看来，“一带一路”建设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找准“痛点”、医治“痛点”，打造利益共同体，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二是“展现文明”，打造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使“一带一路”赢得尊重，深入人心。前者可谓“痛点经济学”，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和抓手；后者实为“文化经济学”，是确保“一带一路”可持续的血脉和灵魂。

“互联互通”找准了“痛点”

“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是“互联互通”，这四个字找准了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最大痛点。

所谓“痛点经济学”，意指人们体验中的痛点就是市场的赢利点和体制机制的完善点。在中国国内，丝路城市的痛点表现为，交通物流欠发达，产业层次属于中低端（以采掘业、资源加工业为主），外贸依存度较低，开放型经济占比较小，口岸基本上以转口贸易为主；十多条中欧班列的单向流（空驶回程，导致运价高昂），就是痛点；中资企业在亚非拉市场游刃有余，但由于资质等问题难以进入欧、美、澳等高端市场，就是痛点；中国有丰厚、绝伦的文化资源，但缺乏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所谓“有功夫、有熊猫，但没有功夫熊猫”，就是痛点。痛点就是发力点，也是市场的赢利点。

医治痛点要以“五通”为抓手，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此，我们需要真正了解我们的合作对象，了解沿线国家的差异性痛点，据此精准地提供“点穴式”产品。例如，中亚五国中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但水资源丰富，且开发量不足。针对这两国的“痛点”，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将同这两国的合作重心放在水资源利用以及国际旅游业的联合开发上，在合作中要真正惠及对方民众。再如巴基斯坦，该国电力短缺问题由来已久。“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推出以来，一批中国公司建设的电力能源项目在巴开工或建成投产。中国建设的电力项目周期短、见效快，缓解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的燃眉之急，受到了巴方各界的欢迎。

在中长期，医治痛点要实现硬联通与软联通的结合。就产品类型来看，要尽快完善“轻资产”名录。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港口、高铁、核电、大坝这样的“重资产”项目：如瓜达尔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尼加拉瓜运河等，这些项目投资较大、周期较长、风险较大。因此，我们要打造一批有品牌价值的轻资产项目，如餐饮、民俗、文化产业、教育、中医药等，让这些产品走到沿线百姓的生活中去，发挥“润滑剂”和“黏合剂”的作用。

激发分享中国文化的冲动

国内外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一带一路”，但笔者更愿意将“一带一路”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理想中的“一带一路”产品，应该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其实，“一带一路”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各国利益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引起共鸣的文化事件。

在话语权塑造方面，“一带一路”是对传统理念的超越。在国际社会中，“中心-边缘秩序”长期存在，这一秩序在国际政治上的特点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典型欧洲范式”的主权国家框架去规范世界不同的政治主体；这一秩序在全球经济上的特点是：以全球化为核心、以“资本主义范式”的“中心-边缘”框架去约束世界不同经济体，其内在逻辑是“中心侵蚀边缘”“边缘依附中心”。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今天，欧洲的难民潮问题表明，被边缘的人群会轻易冲击中心国家的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的活力，直接体现在路、带、廊、桥等以“去中心”为特点的中国话语，其语义实质是平等、包容，代表着国际社会的“非极化”“去边缘”发展倾向。人们不难看到，“互联互通”已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中国文化与哲学思想开始备受瞩目。

从“文化经济学”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读心、暖心、交心的过程，也是打造经济与文化精品的过程。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一带一路”最大的魅力或许在于，它能够激发沿线国家分享中国文化的冲动，这种冲动能够使中国文化行走起来，使“一带一路”拥有温度。这需要我们以开放的视野、谦虚的精神、合作的态度，打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痛点，最终抵达文化与文明交流的高点。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