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多大一盘棋

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和倡议，其概念源于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哈萨克斯坦时与总理马西莫夫的一次早餐会谈，这次早餐不仅是中哈产能合作的起点，而且也是此后中国政府全面推行“国际产能合作”政策的起点。

2015年5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成为中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指导文件。过去一年间，中国国家领导人遍访了亚洲、拉美、欧洲、非洲的重点国家，就国际产能合作发表重要讲话并形成了系列双边合作框架。2016年2月14日，发改委宣布，中国国际产能合作“一轴两翼”布局正在加快形成，该布局以周边重点国家为“主轴”，以非洲、中东和中东欧重点国家为“西翼”，以拉美重点国家为“东翼”。

随着国际产能合作政策的逐步推进，其合作内容在不断丰富，合作范围也在不断覆盖全球更广阔的区域。

一、国际产业四次大转移

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流动和产能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现象和客观规律，它们基于资本、技术、市场、成本等核心要素会自发地动态迁移和生长。二战后，全球主要有四次历史性的国际产业大转移。

(一)20世纪50至60年代

该阶段实现了由美国向原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转移。德国和日本遗留的专业人才和工业基础为其二战后国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保留了火种，而美国也在战后世界经济恢复和再造过程中，对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资源进行了充分利用。此外，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经济”也加快了美国向日本的产业转移。这次国际产业转移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原联邦德国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则建成了该时期的“世界工厂”。

(二)20世纪70至80年代

该阶段实现了由日本向东亚“四小龙”的转移。此次国际产业转移由日本主导，并经历了三次小高峰。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向东亚“四小龙”主要转移了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业。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向东亚“四小龙”转移了钢铁、化工和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第三次发生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转移的产业扩展到汽车、电子等已实现技术标准化的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目的地既有东亚“四小龙”，也有东盟四国和中国内地，更有美国等发达国家。这轮由日本推动的东亚地区产业转移，催生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并使得日本成为引领东亚崛起的“雁头”。

(三)20世纪90年代

该阶段实现了美欧日、东亚“四小龙”向中国及东盟国家的转移。此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地、输入地与前次产业转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产业输出地不仅有日本、东亚“四小龙”，而且还有美欧等国。其二，产业承接地主要有中国大陆及东盟四国。中国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除了承接东亚“四小龙”的产业输入，中国大陆市场还吸引了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大量投资，中国本土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之所以成为了二战后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主体和新的世界工厂，其显著竞争力在于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人口、开放的市场体系以及长于资源配置的生产机制，从而成就了一个全产业门类、全产业链的工业强国和制造业大国。

(四)21世纪初至今

从日本、韩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他们均通过“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进行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他们保持国际竞争力持续增长的核心要义在于培育出了内生性的增长动力，并不断通过产业升级和国际产能合作来保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上述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基础上，当前全球产业结构及国际分工又出现了新的调整，中国经济继续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并出现了新常态下的“三期叠加”，也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现阶段，中国需要更充分地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运用两种资源，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也即国际产能合作，来化解国内富余产能、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溯及产业价值链高端领域，并藉此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规则及标准体系建设。中国政府当下所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倡议，昭示了二战后全球第四次国际产业大转移的到来，这是中国必须牢牢把握并善加利用的重大历史机遇。

二、国际产能合作四大框架

近年来，中国政府面向亚洲、非洲、拉美及发达地区先后提出了国际产能合作的四大合作框架，构建了合作新模式。

(一)中国与亚太国家“互联互通”新体系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他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同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提出，要共同构建覆盖太平洋两岸的亚太互联互通格局，做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至此，中国在亚洲地区以“互联互通”为主体，以“一带一路”为两翼，以“亚太自贸区”为方向，初步构建起了立体多元的合作新体系。2015年，中方牵头在境内相继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这预示着，中国与亚太国家的产能合作已进入快车道。

(二)中国与非洲国家“三网一化”新框架

2015年1月27日，中国与非盟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展双边“三网一化”合作。“三网一化”是指合作建设非洲铁路、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以及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2015年12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再次申明，中非双方要“以产能合作、三网一化为抓手，全面深化中非各领域合作”。当前非洲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腾飞初期阶段，尤其在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着巨大需求，而中国的产能、技术和市场则为非洲的工业化提供了坚实后盾。

(三)中国与拉美国家“3×3”新模式

2015年5月21日，李克强总理访问巴西时表示，中方愿意“重点以国际产能合作为突破口，推动中拉经贸转型，打造中拉合作升级版”，并提出了中拉产能合作“3×3”新模式，也即：一是契合拉美国家需求，共同建设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现南美大陆互联互通;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现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的合作方式;三是围绕中拉合作项目，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这一合作模式充分考虑了中拉双边合作的互补性特征，能够有效克服拉美国家的“去工业化”困境，解决该地区因过于依赖大宗商品出口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波动性和脆弱性。

(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1+1+1>3”新思维

2015年6月30日，李克强总理访问法国期间，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法两国将以企业为主导，联合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展市场合作，这在国际合作历史上尚属首例。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已演变为双循环经济体系，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经济体系。中国处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两个循环体系的中间环节，其枢纽和联接作用难以替代。“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质，就是中国与发达国家联手帮扶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三方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这就是“1+1+1>3”的国际合作新思维。

三、国际产能合作三大主体

国际产能合作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系统性社会工程，其战略目标的实现绝非一己之力和一夕之功能够完成。从宏观到微观，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大致可分为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

(一)国家主体

所谓国家实力，鲜明体现为技术创新能力、工业生产能力以及各种生产性要素的有效配置。如今，随着中国工业产能数十年来的持续快速提升，它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来开展跨境、跨区域的国际分工合作，并实现本土产业能力升级和再平衡。目前，中方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各种双边、多边经济合作新机制及新平台的构建，均与产能合作有直接关联。国际产能合作不仅考验中国政府运筹能力，而且也在考验那些产业对接国家能否把握与中国开展合作的重大机遇。

(二)行业主体

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指导意见中，重点提到了鼓励走出去的12类行业领域，也即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上述行业代表了中国政府最关注、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那些产业领域。不过，上述行业并非中国产能走出去的全部领域，而且行业的权重高低也绝非一成不变。目前，国内相关行业的商会、协会、咨询单位、中介机构及法律财会类专业机构的海外市场辐射能力相当有限，它们为走出去中资企业提供的服务支撑不足，这突出体现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单打独斗、恶性竞争以及诸多行事鲁莽的海外投资失败案例。未来，这些行业组织及社会社团需要通过搭建各种“共同体”来有效共享、整合各种专业服务资源。

(三)企业主体

企业是微观层面具体的市场执行者，也是国家推行国际产能合作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的大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它们凭借雄厚行业积累在国内外可以更便捷地获得政策、金融、人才及其它各种资源的支持。不过，中国的中小企业更多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它们是最具有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的一个群体，也寄予新一代创业者最多的个人梦想。不过，这些企业在面对海外具有极大差异的陌生市场时，在信息、资金、人才、风险等方面都遇有重大瓶颈。在这方面，中小企业需要通过更为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协同合作。比如，这些企业如果能够通过集约方式落地于境外工业园区或经济特区，那么将是一个理想路径。可以预见，在中国企业千帆相竞的“走出去”时代大潮下，会有一批具有创造力、领导力和国际视野的明星企业脱颖而出。

四、国际产能合作五大要素

近年来，尽管国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度一直不减。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2016年3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会长陈元在“中国境外中资企业年会”上有过精辟评论，他说国际产能合作不是过剩产能转移，而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把中国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拿到国际市场上检验。总之，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初始阶段，下一步在走出去过程中还要特别关注以下五大要素。

(一)技术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就必须拥有自身核心的竞争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实力以及背后的科技研发能力。如今，中国早已超越当初用500车皮日用品换购国外飞机的阶段，这是一个技术为王的时代。像华为公司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其成功秘诀正是在于持续的科技创新和技术积累。

(二)品牌

市场上的顾客消费的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从更深意义上说他们消费的是品牌。品牌代表了一个产品及企业在消费者心目的全部形象，荷载了该企业的全部信息。一个名牌的诞生，一定是来自严苛的品质管理和持之以恒地市场努力，并成功历经了时间考验。2015年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了2015年度 “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其中中国品牌在占有31个席位。不过，在这些上榜企业中，除了华为、联想、海尔、百度、阿里等屈指可数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之外，其它大多都是金融、能源、电信等战略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这也侧面说明，中国品牌尤其那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民族品牌的国际化之路还很漫长。

(三)创新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从我国产业发展现状看，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迫切需要提升科技和产业的创新能力。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主要大国都在强化创新。比如，美国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实施工业4.0战略。而发展中国家奉行低成本战略，我国低端制造业市场面临极大压力。我国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向产业中高端攀升，才能突破双重挤压，赢得竞争主动权。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是突出了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四)经验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面对的是一个全新和陌生的市场，尽管如今的跨境商务交往更加便捷频繁、信息资讯的获取更为丰富多元，但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关于海外市场拓展的一线知识和经验仍然明显匮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是境外资本和国际产能不断输入的一个时期;如今，中国的产能输出又构成了一个逆向循环。中国企业以这些一流的海外跨国企业为师，快速积累起国际从业经验，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海外商务经验的积累，不仅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是对我国的智库、教育、培训类社会机构提出的更高要求，这些机构需要为我国大批高素质国际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发挥重要作用。

(五)“绿色”

绿色意味着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政府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和瓶颈制约，绿色目前已成为“十三五”的主色调，处处体现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在海外，绿色环保的理念一直被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所看重，它们在环评和惩戒等方面力度非常大。在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绿色原则应成为中国所有走出去企业所秉承的基本理念，这也是新形势下对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新要求。

总之，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市场的主要载体和通道。国际产能合作大道需要一砖一瓦的建设，中国企业唯有依靠自身真功夫才能去打拼天下。在可见未来，许多有志向、有作为的中国企业将在国际产能合作进程中来完成由本土企业向国际企业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