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商隐性腐败屡遭叩问 美国肆无忌惮的权钱“旋转门”

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三轮电视辩论结束后，特朗普与希拉里两名总统候选人曾共同出席一场慈善晚宴，特朗普在发言中讽刺“这是希拉里首次对大型商界领导人聚会讲话不收费”，而希拉里则自嘲称不收费是“特殊优待”。

在美国权力圈中，高官卸任后演讲天价收费不过是个“小儿科”。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方制度冠冕堂皇的“画皮”后面，隐性权钱交易早已根深蒂固，利益输送如“旋转门”一样“自然、合法”。

“聪明的”政客都间接获利

在西方，只有极少数“愚蠢的”政客才会直接受贿拿钱，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因被控受贿而辞职，而绝大部分“聪明的”政客都采取间接方式获利。

其一是挥舞“白手套”，让权钱交易更加隐晦。媒体揭露，美前副总统切尼帮助他曾经担任总裁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在伊拉克拿到了订单；希拉里在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国务院为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者提供便利。

其二是采取类似“延期兑付”形式实现权钱交易。所谓“延期兑付”，就是在职时不收钱，但一旦离职则去公司等利益集团任职谋取好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权力旋转门”。

在美国，“权力旋转门”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官员们在仕途和从商之间不断转换，企业高薪便是对其当政期间“努力”工作的回报，或者干脆将自己人安插到政府部门。

还有的政客离职后“下海”开咨询公司，提供所谓“战略性建议”。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部长科恩离职两天后就创立了咨询公司，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托马斯·麦克拉蒂等也步其后尘。《纽约时报》指出，他们“巧妙地”为华盛顿政府部门与利益集团牵线搭桥，出售“打通门路的本事”。

欧美不少媒体指出，退休或离职高官“旋转”后，很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内部消息及在担任公职期间积累的各种人脉关系为新职业谋取利益。如果这些官员在位时就考虑以后的出路，则极可能会对其决策产生影响。

最触目惊心的利益输送乃是权力与院外游说集团的结盟，这已俨然打入美国政治大厦的地基之中。美国政治圈对这样的资本操纵与利益交换习以为常，甚至并不把这看作腐败。

美国“第四权力”中心被称“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

地处白宫北面的K街是华盛顿的游说业中心，数万名说客云集，有美国“第四权力”中心之称。英国《观察家报》称其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

以K街为代表的院外游说集团已经渗透到美国权力架构的所有层面，这些职业说客在企业与政客之间长袖善舞。说客们并不只是为各种利益集团叩响权力之门，事实上他们也为政客们服务，建立起“双通道”。

对于一个政客来说，竞选就是拼钱，没有企业与富人的金钱支持一切都无从谈起。在美国，新世纪以来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花费动辄都是数亿美元，一名参议员需要花费起码2000万美元才能保住自己的席位。

于是，权跟钱自然就走到了一起。有院外游说集团的牵线搭桥，议员们只要“正确投票”，他们的竞选账户便不会缺钱。一遇到选举，许多说客会摇身一变，成为议员竞选委员会会计或政治顾问，筹钱并指导现任议员谋求连任。事后说客们再重操旧业，这时就可以同得到他们帮助的议员进行交易。

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1月裁定，企业和工会有权无限制地在大选周期内向支持且独立于候选人竞选团队的组织，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此举更为权钱交易打开法律方便之门，不受限制的政治献金成为左右总统、国会及地方选举的关键。

“反游说英雄”最终成了说客

对此，美国前总统卡特叹息，美国正沦为一个“寡头统治国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治募捐往往暗含附加条件。英国《独立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业花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可以控制美国的“民主政治”。

更让人震惊的是，说客与政客可以换位，形成又一道“旋转门”——当一些说客们入主政府内部一些实权职位的同时，另一些政客们则结束自己的从政生涯，担负起游说工作，为他们的政治关系人提供资金。

白宫的一些高级官员都曾经当过说客。小布什时代，有10多名说客在白宫任职，如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曾是一名为汽车行业服务的说客。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和政客则纷纷投奔K街。1998年到2006年间，共有2200多名前政府雇员成为说客，其中包括200多名前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首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权钱“旋转门”表明西方政治制度陷入系统性腐败，想要纠偏谈何容易。前国会议员、“反游说英雄”迪克·齐默的故事颇有“启发性”。齐默在上世纪90年代曾试图推动一项限制游说的“旋转门法案”，但遭到否决。后来，齐默离开政坛，自己也成了一名说客。K街赢了。(赵小娜程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