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

为了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需要努力且科学地回答两个问题。为了在新起点上积极参与并力争主导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需要前瞻性地研究第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贸易与就业。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等多次攻击自由贸易，中美贸易造成美国失业增加。但过去15年来，美国无论对全球、北美自贸协定国家还是中国，出口增长都快于进口，美国是受益者。数据显示，2000年~2015年美国对全球的出口增长了116.8%，对全球进口增长93.6%，出口快于进口。对加拿大出口增长74.4%，进口增长41.6%；对墨西哥进口增长121%，出口增长141.9%；对中国出口累计增长424.5%，进口增长286%，还是出口快。所以不能得出美国在世贸框架下吃亏的结论，也不能说美国的就业受到自由贸易的影响。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历年数据证实，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就业变化没有关联。只有2009年这一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度减少了411.6亿美元，也仅仅是在这一年美国就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减少138万。但从2010年开始到2015年的这6年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年年增加，累计增加1402.9%，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年年增加，累计增加了821.9万，所以贸易影响就业的观点是讲不通的。再者，贸易顺差增加的行业在美国最突出的是航空航天业，美国航空航天业过去3年顺差从750.4亿增加到825.2亿，增加10%，产值增加13%，但就业减少1.6%，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提高。这说明影响就业的不是贸易，而是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个问题，美国贫富差距确实很大，2013年美国工资占GDP比重的44%，而上世纪70年代占50%，2013年美国大企业的CEO平均工资相当于普通职工工资的331倍，60年代只有24.1%，所以是急剧扩张。2013年基尼指数达到41.06。但这主要是国内社会政策没做好，是美国税收政策问题，全球化程度大大低于美国的南非、纳米比亚、海地和博茨瓦纳，基尼指数超过60。而贸易依存度大大超过美国的德国、丹麦与荷兰，基尼指数远低于美国。

第三个问题是在努力参与并且积极引领新的全球治理和贸易规则制定时，中国应当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做到全面就业、充分就业和技术进步。我们一方面推进全球化，支持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我们积极执行联合国2030议程，其中规定要使人人都有体面的工作。二者如何统一，如何实现包容性全球化，需要进行前瞻性研究并提出可行办法。

（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