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厘清宏观税负概念精准计算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中国青年网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 杨月）近日有经济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调研中发现，企业的实际税负约40％，这是我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而国税总局的官网文章则指出，“我国宏观税负近些年来一直稳中有降，企业的税负大大减轻。”

究竟孰是孰非？财税学者表示，看法不同的原因是各说各理、概念不统一。必须分清税、非税的关系。企业负担重，是多数企业的感受，确应为企业减负，但主要是减“费负”，并适当减“税负”。长远来看，应完善中国税制，以提高企业竞争力，比如降低生产环节税，改为在分配、消费环节征税，避免增值税“一税独大”，等等。

宏观税负涵义应厘清 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与美国接近

概念哪里不统一？国税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付广军认为：从企业角度看，企业交给政府的无论是税、还是费，都是其负担。作为税收专业人士，还是应加以科学区分。

实际上，在中国，关于宏观税负的概念，可谓纷繁复杂，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政府收入的不同口径，凭空产生了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概念。

宏观税负，顾名思义是税收占经济份额的比例或比重，是两个总量指标之比，是一个相对指标。这里涉及有两个总量指标：一个是处在分子的税收量指标，另一个是处在分母的经济量指标。

对于处在分母的经济量指标，国际上一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国内学者看法比较一致，不存在争议；但是，对处在分子的税收量指标，却存在较大争议。为什么应该没有争议的税收量（税收收入）指标却产生了争议？这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在中国，税收收入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不是主要来源，政府收入除了税收收入外，还有非税收入、公共财政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含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等。

在进行宏观税负分析时，不同学者根据自身研究目的不同，往往采用不同口径的政府收入作为分子。有用税收收入的，有用税收收入（含社保基金）的，有用财政收入的，有用政府收入的。于是便产生了宏观税负的所谓窄、中、宽（或称小、中、大）口径。

政府收入包括公共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含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选择政府收入作为分子指标，称为宽口径宏观税负。选择财政收入作为分子指标，称为中口径宏观税负。选择税收收入作为分子指标，称为窄口径宏观税负。

根据资料，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出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见表1。

表1 中国各种口径政府收入统计表 单位：亿元，％

注：1.政府收入（全口径）包括财政收入（含税收收入、非税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含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5》。

按照宏观税负三个不同口径，由表格计算可以看出：2014年窄、中、宽不同口径宏观税负差异较大，窄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73％，与美国接近，加上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为25.00％；中口径宏观税负（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2.07％；宽口径宏观税负（全口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7.15％。这样宽口径宏观税负高于窄口径宏观税负18.42个百分点，提高了近一倍。

付广军不赞同宏观税负三种说法，认为不严谨、不规范。他将三种“宏观税负”，按照学术，规范定义为“宏观税负”、“宏观财负”、“宏观政负”，以示后两者与前者之区别。他特别强调，宏观税负严格意义上讲，应为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就是18.73％（2014年）。政府收入中，非税收入较多，接近50％，本身对税收是存在侵蚀的。

对媒体报道的“企业税负40％”说法，付广军的看法是：“宏观政负”才37.15％（2014年），政府收入中，包括土地出让金（只是房地产企业支出，不是所有企业承担），另外税收还有非企业承担的（如个人所得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企业税负应该没这么高，当然不排除个别企业税负过高。他进一步指出，对宏观税负的计算尚存在争议，微观企业税负更没有统一，过去多数人用企业销售收入作为分母，这样会降低企业税负的数字。此外，有学者用商业净利润更不妥，如果企业亏损，利润为负，企业税负为负，如何理解？如果无限接近于零，企业税负就不止40％，而是大到无穷，大到你无法想象。他建议，按照宏观税负的方法，分母采用企业增加值（即GDP的微观指标），这样企业税负就与宏观税负一致了。

“宏观政负”国际比较：英法德日均高于中国

因此，进行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比较口径一致性十分重要，否则不可比，如果强行比较便失去意义。

那么，我国宏观税负在国际上究竟是什么位置？

表2 2011年部分国家税收收入及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表 单位：％

由表2可知，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之比重），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口径和国际比较，中国目前水平为18.73％，仅高于日本和新加坡，与美国接近，明显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存在宏观税负过高问题。如果用含社保基金的税收收入作为计算宏观税负的分子，中国宏观税负为25.00％，仅高于新加坡和韩国，与澳大利亚和美国接近。

如果比较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中国则为37.15％，高于西班牙、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美国，接近加拿大。

因此，付广军认为，所谓的企业负担重，主要不是税造成的，而是政府其他收入，也就是“费”多造成的。即使单纯比较政府收入与GDP的比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均高于中国。当然，国情不同，进行国际比较时还应考虑各国的财政支出情况，一般来说，高福利国家，宏观税负较高，居民因享受到高福利，也能接受。

为什么会产生企业税负轻重这个争论？付广军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关键出在对企业税负的理解和计算的差异上。国际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很少，绝大多数在5％以下，而纵观中国非税收入占比高达18.42％（2014年），特别是政府性基金收入2014年高达54113.65亿元（其中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40479.69亿元占74.8％），占政府收入的22.90％。

概念已经厘清，那么未来，应如何调整完善我国税制，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付广军指出，首先，税收不同于其他政府收入，税收是由法律、法规规范的收入，其他收入（主要是收费）与税收不同，既不规范，征收法律级次也不高。收费过多不仅会造成对正常税收收入的冲击和侵蚀，而且会造成民众对宏观税负水平的非议，影响宏观税负真实情况的判断和误读。

其次，应该学习国际经验，尽快采取措施减少非规范的政府收入，使税收成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提高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在当前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的情况下，适度减税，大力降费。这才是当务之急。

最后，应尽快完善中国税制，比如可以借鉴美国税制的经验，降低生产环节税，以切实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强其竞争力；适度增加在分配、消费环节的税收。即有些学者说的提高直接税比重，避免增值税“一税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