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宣传法案》出台，国际宣传斗争攻守异位

12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即将卸任之时签署了一个名为《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的法案，其核心内容为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成立“全球作战中心”以对抗外国对美国的宣传。具体手段上，一是整合全联邦政府的资源，直接参与“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谣言进行曝光和反制”；二是花钱买服务，成立基金“帮助培训各地记者，并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提供资助合同。尽管实际效果尚需实践检验，但该法案的通过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政府进一步重视宣传工作，特别是如果对抗来自外国的政治宣传和谣言；二是美国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正在失去“魅力”，美国政府正在失去“自信”。

必须承认，美国政府是较早意识到“话语权”重要性的国家。长久以来，美国政府对本国倡导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一直持有高度自信。因此，言论自由一直既是美国引以为傲的一张名片，也是攻击其他国家的重要工具。意识形态输出一直是美国政府的重要工作和影响世界的关键工具。1942年美国之音成立。1948年，美国通过《史密斯—门德法案》，使建立常设的对外宣传机构合法化。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统筹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的主要手段，利用广播、新闻出版、影视等各种媒体，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推销和宣传美国的形象。在冷战期间，舆论一直是美国对苏联阵营进行全方位博弈与斗争的关键阵地之一，也是最终瓦解苏联的重要原因。美国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成功，既与其超强国力和宣传技巧息息相关，也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无论是书籍、报纸，还是电台、电视，都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其内容采编与发布严重依赖专业人员、机构和渠道，因此很容易被政府或财团所控制或影响。

然而，随着大众媒体、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和进步，人类社会快速进入信息化时代，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开始突破传统权力对传媒的垄断。信息爆炸所产生的海量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整个社会，乃至国际关系，并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一方面，信息的采集、编辑和传播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各国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关键因素。同样一个事件，不同角度的解读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另一方面，每个人或组织都可以成为信息采集者、制造者和发布者，不再受制于传统的专业人员、机构和渠道。维基解密、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新媒体的崛起大大凸显了个体“话语权”，极大地挑战和瓦解了传统以国家或机构为代表的话语霸权。特别是IS等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非常娴熟地运用现代媒体技术进行意识形态扩散，在多个国家引发严重的“独狼”式暴力恐怖主义事件。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方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必须改弦易辙。然而，美版《反宣传法案》并没有明确指向全人类的公敌——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反而特别指出针对中国和俄国，凸显美国政府的格局狭隘和格调不高。提案者波特曼明确指出该法案的目的是提升美国和盟国的整体防卫战略，反制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政治宣传与谣言。直接因素是，相当部分美国人将2016年美国大选中曾一度呼声最高的希拉里·克林顿败于“不靠谱”的唐纳德·特朗普，归咎于俄罗斯采用黑客和谣言等方式干预了美国选举。但其实质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试图通过进一步的政府力量投入来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安全。这反而证明了美国在全世界所塑造的“自由民主灯塔”形象开始出现裂痕。近年来，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事件，阿桑奇领导的维基解密行动，以及美国国内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世界各地出现的反美主义运动，都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美国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再是唯一标准。

由此可见，在国际宣传斗争与博弈中，美国正在从“进攻者”转向“防守者”。所以，未来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博弈将进一步激烈，给中美关系、美俄关系带来巨大的消极阴影。换句话说，这既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显现，也是世界秩序从美国霸权走向“失序”的表现。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博弈，不仅在现实世界，同样在虚拟世界。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谁能够掌控国际话语权，谁能够依靠语言“建构”一个更加公正合理文明的“现实”。《反宣传法案》其实是撕掉了宣传领域斗争温情脉脉的面纱，今后将更加直接比拼实力和智力。（梁亚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