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临摹师的"信仰":高清拍照再先进不如临摹"有生命"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鲜为人知的文物修复师走到了聚光灯下。今日“敦煌秘档”，我们则将目光聚焦到敦煌艺术殿堂中神秘的一族——壁画临摹师。若论“临摹师”声名，张大千无疑是敦煌壁画临摹者中最为显赫的一位。

敦煌莫高窟被称为“三位一体”的艺术，除了气势恢宏的石窟，还有彩塑和壁画都是不容错过的精彩看点。数十年来，在常书鸿、段文杰、董希文、霍熙亮、欧阳琳、史苇湘、李承仙、李其琼、关友惠、万庚育、李振甫、侯黎明等人的努力和摸索下，敦煌壁画临摹渐趋成熟。

众所周知，敦煌4.5万平方米壁画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对于这些亟待保护的敦煌壁画而言，目前临摹的进度只占了千分之一。本次敦煌艺术大展上，70幅敦煌壁画临摹品为你讲述敦煌艺术的传奇，高鹏临摹的《思维菩萨》就是其中之一。54岁的高鹏是一名壁画临摹师，已经在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画了35年，26日在成都接受本报专访。

从一个不到20岁的毛头小伙，到年过半百的中年大叔，他亲历了敦煌壁画临摹技术的革新，却依然坚持进窟临摹：“哪怕高清拍照技术再先进，也不如走进洞窟临摹，照片是‘死’的，画却是‘活’的，临摹者不仅要领会古代画工的精髓，更要用心去创作，下笔才会富有生命力。”

条件之艰

住库房喝沟水，临画“借”阳光

“敦煌的条件今非昔比，我刚去敦煌的时候，和前辈们所处的环境差不多，而今都大大改善了。”高鹏回忆，1981年初到敦煌的时候，他只有19岁，五六个人挤在库房，饮水就是当地沟里的水，条件非常艰苦。

高鹏收藏了一个汽灯，来自一个敦煌的临摹前辈。早年条件所限，前辈进入洞窟临摹壁画时，只能使用汽灯，当光线不足时，还要用镜子将室外的阳光反射到洞内，再用白纸反射到壁画上，还要不时调整镜子的角度，以保证阳光可以反射进来。而高鹏最为满足的改变，就是等到他到敦煌时，终于可以使用电灯了。

身处一个非常安静的洞窟之中，临摹师常常忘却时间概念，每天下午6点下班，但画师们常常八九点才收工，一抬头天都黑了。高鹏记得，1986年，他在榆林3窟内临摹壁画，每天连续作画15个小时。他甚至不出洞窟吃午饭，省略路途耽误的时间潜心创作。“那时榆林窟人迹罕至，虽然条件最艰苦，但我们最快乐。”回忆那段时光，他依然显得满足。

要求之严

禁止等比蒙稿，更怕伤了原画

此前有敦煌壁画装裱师介绍，新人到了敦煌，第一年先熟悉洞窟，第二年在美术所学习临摹单幅的壁画，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临摹整幅墙的壁画。高鹏表示也不尽然，只是敦煌壁画临摹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标准，有人临摹三五年之后，作品仍然不被单位认可，临出来的是废品。

而这套标准被简称为“三查四检”，最严苛的时候，要用卡尺去测量作品中人物脸的边线到耳部的距离，“非常准确才算成功”。没有先进的测量工具作为辅助，这样严格的训练，练就了壁画临摹师的“火眼金睛”。高鹏再去评价年轻人临摹的作品，即使不用卡尺，不用对照壁画，他也能指出临摹比例不准确的地方。

幻灯拍照、黑白放稿、对比原作，然后再进洞窟对着原壁修稿，同事互相评判，准确了再用毛笔白描定稿，着色，这是前人总结的一套敦煌壁画临摹的工作流程。常书鸿先生在世时，要求画师徒手起稿，并且不能画原大的壁画，只能略大或略小。问其究竟，他一语道破天机：“临摹的基本功在于起稿，常老先生此举就是防作弊，防止你拿张白纸蒙在壁画上蒙稿。”

创作之思

与古人通笔墨，临摹也有生命

毕业于中央美院，高鹏的理想原本是做一个画家，而后来的临摹工作实际上是在为他人做嫁衣，既耽误了创作，也淹没了个性。初出茅庐的时候，他也曾觉得“临摹没出息，一辈子都是画别人的画”，随着工作的积累，他渐渐转变了这个观念，“临摹早已和生活融于一体，其中也有画师的创作取舍。能够重现传统文化，让许多不去敦煌的人也能一睹敦煌文化博大精深，这就是我的乐趣”。

高鹏临摹的敦煌壁画《九色鹿》《反弹琵琶》《莲花飞天》等多幅作品，被许多国际友人收藏，这些代表作的背后离不开扎实的功底，就是坚持进洞窟内临摹。在3D成像、高清拍照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进窟手工临摹壁画还有必要吗?

沉吟片刻，高鹏认为临摹和高清打印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高清数字打印效果非常好，现在也有专门做这个展览的，但临摹和现代科技的区别还是很明显。”高鹏表示，高清数字打印的作品看起来很“平”，很生硬，而临摹品是有作品的情感在里面。“临摹更需要去领会，去同古代画工有一个心的交流，画家的临摹也就更具有传神的意义。人手工画的更客观真实，拿去展览观众有更直接的感受，用壁画颜料画出来，在细微的色彩上更客观。”

本版稿件均为华西都市报记者曾洁采写摄影吕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