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年卡寄予的是深情

因为手机之故，年节问候，都省了纸墨，很少用贺年卡了。一个群发，上百个问候、祝福，只在一瞬间就“搞定了”。节约了时间，减却了麻烦，但是否也减少了问候的真诚，减轻了祝福的分量呢？

贺年卡的来历，多以为来自欧洲。其实，中国早在秦汉就有用竹木做的“刺”来拜年的，唐代改为用纸。“刺”者，名片也。投刺，就是递名片。逢年之时，如在名片上写上祝贺之语，名片就变成了贺年卡。到宋代拜年帖已经常用，我们能够见到的贺年帖，是宋代秦观的手状：“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敬贺正旦，即恭贺新年。

不过，贺年卡在中国真正时兴起来，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起始时，贺年卡多比较质朴简单，一张硬板纸，印上收信人的邮编、地址，寄信人的邮编、地址就行了。后来，单位、个人自做贺年卡，贺年卡开始呈泛滥之势，形式也越来越繁缛富丽。

旧时，逢年寄贺年卡，多是个人关系，所寄者不是亲戚，就是故交新友。80年代以后的贺年卡，却不再局限于亲朋之间，有了单位行为、职务行为。笔者每年收到的贺年卡一般在三四百封，寄出的则在三五十封左右，以老师和学界前辈的居多。因为是前辈和老师，回复的也不多。想想自己，除非前辈和同辈的要回复，学生晚辈的贺卡，一般也是不回的。如每封必回，也是不小的负担。也有例外，那就是王运熙和罗宗强先生。

二位先生都是笔者十分尊敬的学者。古代文学界不乏优秀学者，但开山开派的不多。笔者以为二位就属于这样的学者。王运熙先生早年研究六朝乐府与民歌，研究李白，成绩卓然。后来主持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成文学批评史的复旦派。罗宗强先生最早研究李白、杜甫，后来专攻文学批评史，创造出结合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倾向探究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路数，开辟了南开文学思想史的一派。

二人都是笔者博士论文评阅人，罗宗强先生还是笔者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按旧说，二人都是笔者的“坐师”。加之笔者和他们的研究方向接近，多少年来，常在一起参加学术活动，求教机会不少，故觉亲近。每到过年，即寄贺年卡问候。而二位老师的习惯，是每信必回，为人醇厚，古风犹存。

对笔者寄去的书信，罗先生每封必回，宣纸，小楷，行书，言简意长。2016年复信，因傅璇琮先生逝世不久，罗先生颇怀感伤：“福瑞先生：谢谢您的新年贺卡。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您诸事顺利，事业有更大进展，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前不久，傅璇琮先生辞世，让人感伤不已。一代学人，为中国学术作出如此巨大贡献，提携后进，有口皆碑。于弟而言，数十年交往，一旦永别，数日难以言说，感喟怀念不已。从中华书局有关信息中，知您亦赴傅先生告别仪式，故人义重，可敬可敬。手抖，书不成字，见谅。”读到此处，不免让人潸然泪下。

王运熙先生一直患眼疾，视力不佳。他回信多为一页。礼节性的问讯，且告以近况。有时回信稍晚，一定说明原因。较早给王先生的贺年卡，多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元旦，寄去贺年卡，王先生过了月余才迟迟回信。信中说，自己已经退休，不带学生了，加上体衰，很少再去单位，所以贺年卡收到较晚，以后再寄信，可直接寄到家里。听说王先生退休，笔者颇感意外。王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国内与他同辈且学术成就相当或不如他的学者，多留在教学岗位继续工作，复旦虽是大户人家，这样的学者恐怕也不会太多吧。2011和2012连续两年，笔者给王先生寄贺年卡，都不见回复，后来才知道，王先生遭遇车祸住院。

晨起坐在窗前，整理来信和新年贺卡，突然感到，前辈学者日渐凋零，仅上海，近几年仙逝的就有王元化、章培恒、王运熙等先生，即使不是世风转变，仍以贺年卡拜年，也是日渐投不出去了。（詹福瑞，作者系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