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散尽战场老兵：最可敬、最伟大、也最危险的人_风闻

今天，本文将以战场老兵作为范本，向大家讲述，什么才是政治上最具破坏力的群体？

本文摘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之《何谓险民？一、战争老兵》

毫无疑问，在战场上为国流血牺牲的老兵们，无疑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然而，一个常常令人苦恼的现象就是，当战争结束，那些经历过战争磨洗的老兵们归国之后，却往往会成为一个社会最不稳定、最激进，同时也是最危险的群体。

从一战结束前后的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的土耳其大国民运动、意大利法西斯运动、波兰毕苏斯基政变、德国纳粹运动、法国“火十字运动”，再到30年代的美国酬恤金大进军，以及二战后的各国反殖民运动、国共内战，甚至90年代的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退伍军人都发挥着非稳定性的作用，且往往在动荡中扮演关键的破坏性角色。若以实验范本的研究态度来看，这些现象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一个巧合。

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中坚领导力量，二战法军中的阿尔及利亚老兵，阿尔及利亚国父艾哈迈德·本·贝拉（左）即是法军二战老兵

按理说，那些在战场上鏖战多年的老兵们，无疑是最忠贞、最爱国的群体，却为何会在归来之后，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隐患？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若单纯从道德舆论和学院教育的角度来审视的话，这肯定会是一个永恒的不解之谜。但是，若能从现代群众政治的视野来看的话，那么，战场归来的退伍老兵们，在一个市场化的和平社会里面，几乎肯定会沦为动荡革命的火种。

最不满的群体：付出与回报最不匹配

（参考链接：《探寻的革命本源：不满何以形成？》）

一个社会最容易出问题的群体，即是那些对现有秩序最不满的群体。那么，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不满？在此之前，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样的人不会产生不满。

穷人并一定会感到不满，因为只要穷人觉得贫穷是理所应当的，只要穷人感受不到富人优渥的刺激，贫穷就不会导致不满。印度的低种姓人生活极为贫穷，朝鲜的乡下百姓远不如都市，但是只要低种姓的印度民众认为贫穷只是神灵的考验，只要朝鲜的乡下百姓感受不到富裕的美好。他们就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不满。腐朽的观念和狭隘的视野，能够急剧降低人民对自己未来的期望，如果贫穷的生活完全符合他们的预期，那么，一切就会理所应当。

真正可怕的情况是，一个人因为付出很多，因而催生了较高的预期，却得不到与预期契合的回报，那么，他就必然会产生不满。在大多数现代道德的观念里，在战场上为国牺牲的军人，无疑是付出最多的群体。按照付出的程度，他们理应享受足够的尊重和认可。然而，在大多数国家里，一旦战争结束，战场老兵们返归和平社会之后，却很难适应非军事化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上常常沦为失败者，而舆论的“推崇、尊敬和安抚”只能增高他们的预期，加深他们的耻辱感，却并不能弥补他们现实中的痛苦。

以苏联末期的阿富汗战争为例，习惯于战场杀戮的俄国老兵们回国之后，发现自己已完全不能适应国内改革之后的和平生活，他们“学会了开枪，习惯轻易出手杀人”，变得易怒，凶狠，有杀人倾向，以至于难以胜任和平岗位，俄警察部门曾对“战场老兵”们开放，但这些战争勇士们当上警察之后，往往将战场习惯带回，肆意行凶、施暴，反而成为社会公害。据当时的调查显示，75%的“战场老兵”离婚或家庭矛盾尖锐；60%以上的“战场老兵”对工作极不满意，经常跳槽。以至于竟有50%到70%的“战场老兵”，认为凶险的阿富汗战场也要比安宁的国内好受。

美国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老兵们同样如此，凶猛善战的战场勇者们载誉归来之后，却常常成为和平时代的孬种。在几乎完全与战车相反的和平社会评价体系下，他们曾经的特长和优点很容易变成缺陷，心理的落差、失望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个付出与回报最不匹配、对和平社会最不适应的群体，战场老兵们几乎肯定是最容易产生不满的社会群体，因此，他们也最容易对现有秩序产生抵制和反抗情绪。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就是风险所在。

1982年的美国电影《第一滴血》，塑造了一个因多年参加越战，回国后无法适应和平生活，被迫反抗当地体制的战争英雄角色

最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之一

（参考链接：《强大的组织如何构造：从宗教来看》）

战场老兵们的政治破坏性，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不满程度上，更体现在他们令人生畏的组织能力上。

作为战场老兵，军队的经历，教会了他们纪律和组织的重要性，使得他们更容易习惯于作为组织的分子而存在；而残酷战争中的休戚与共，又使得战场老兵们之间往往具有一种超出常人的血脉友谊；更重要的是，曾经的战争英雄们，回归和平生活后的巨大不适应感，又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在感同身受的自己战友群体中寻求慰藉和共鸣，这种无可替代的情绪使得他们相比于其他人更容易保持集体的亲和感与向心力。

对越自卫反击战时间并不长，但战争带来的参战老兵团体却对时间具有相当强的抵抗力

就像历史经验显示的那样，哪怕是到了1932年，美国国内的一战老兵群体（一战1918年结束），依然保持着紧密且独特的联系，并在该年6月份制造出轰动世界的冲击国会事件；同样，在1923年11月，当曾经的战场老手阿道夫希特勒迈开脚步，决定发动慕尼黑政变的时候，巴伐利亚地区的战争老兵群体立刻展现出步调一致的行动力。

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战场归来的老兵们永远是一个社会最有组织能力的群体，也是最具政治动员能力的群体，他们注定是大革命家眼里的宠儿。

战争规模和时间、社会结构决定了破坏性

既然战争老兵往往是和平社会中最不满、最有组织能力的群体，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这些战争老兵才最有可能制造出大规模的动荡呢？

在我看来，战争老兵的破坏力往往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规模。

战争持续得越久，老兵们在战场上呆的时间就可能越久，战争结束后，老兵们回归和平生活的不适应感就会越强，他们对现行秩序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被激进势力裹挟的可能性就越大；战争的规模越大，战争老兵的规模就越大，战争结束之后，随着裁军工作的进行，他们对社会的潜在破坏能量可能就越大。

二、国家的体制

作为一个相对不善于制造利润的群体，战场老兵归国之后的待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体制。

国家若是掌控了大多数社会资源和岗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按照军功安置战场归来的军人们，从而消弭战争老兵的不满，并赢得其进一步的忠诚。以苏联为例，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的数百万战争老兵大多都得到了与其表现相应的安置，这些军人反而成为苏联体制的坚决拥护者，苏联解体时自杀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就是如此。

因苏联崩溃而自杀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就是二战老兵的出身，他因战功而晋升，事实上，苏联的保守派大多都是二战战场归来的老兵群体

三、财政与政策

一个政府的财政实力足够强悍，有能力为战场老兵提供保障，或者在战后军队的裁撤上较为保守，也能够缓解战争老兵带来的冲击，比如二战后的美国。

与之相反的是，一战结束之后，魏玛政府将高达1000万的德军裁减得只剩十万人，大多数习惯战场生活的德军老兵被无情地丢给了社会，变成了和平的累赘，这实际上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崛起的阶层基础。

一战后，哪怕是德军王牌飞行联队“JG 1”指挥官戈林，也只能跑到瑞典，靠危险的特技飞行糊口，其他战场老兵的遭遇可想而知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往往变得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这也使得战争结束之后的因战争老兵而引发的政治破坏效应，越来越强烈。这一点，在20世纪体现得极为明显：

1917年里，布尔什维克运动之所以如此汹涌不可遏制，就在于当时从战场上撤退的士兵，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不稳定洪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托洛茨基正在煽动战场老兵——这些不能适应和平生活的战场老手们在革命及内战中，迅速成为革命的先驱及中坚力量1919年，匈牙利退伍老兵、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库恩贝拉，开始鼓动匈牙利的战场老兵，要求这些骁勇善战却无处谋生的好汉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洪流1920年，凯末尔将军领导的土耳其大国民运动的主要革命力量，恰恰来自于战后被裁编遣返、不能适应和平之数量庞大的老兵1922年，意大利退伍老兵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革命事业，建立在一战之后数百万归国却生活潦倒退伍老兵的不满之上一战中的墨索里尼纳粹党领袖，一战老兵希特勒（坐排最右）。事实上，一战后的归国老兵团体不但是德国十一月革命的主要力量，也是纳粹党和自由兵团等激进政治团体壮大自己的主要资源Adolf Hitler giving a speech - mid 1920s，从周围人散漫的神情来看，当时希特勒的党内权威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纳粹党初期的中坚力量源于一战老兵1932年6月17日，来自美国各地约一万二千至二万名一战军人，在前陆军中士华德·W·瓦特斯（Walter W. Waters）的带领下到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华府），冲击美国国会大厦，这次事件是自谢司起义之后（谢司起义也是独立战争老兵为主），美国历史上规模最严重的群体事件1947年5月，战后被国民政府裁撤的国民党军人，因不满而集体到中山陵前哭诉游行 ，这些人在内战中成为掀翻国民政府的重要因素，当时裁撤军人口中流行着一首出了名的打油诗：“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1990年，以苏联阿富汗战争英雄鲁茨科伊为代表的苏联阿富汗战争归国军人（右二），大多不能适应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和平生活，成为苏联体制垮台过程中的激进掘墓人，这些人随后又在1993年的俄罗斯宪政危机中扮演了极端反对派的角色

所以，战争比和平容易，扩军比裁军容易，制造动荡比缔造太平容易。愿世间少一点战争，因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会在短暂的和平之后带来新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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