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天则研究所不配推崇自由主义理论_风闻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FT中文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的两种经济》，开篇就说【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有责任推进新经济】。

        众所周知，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以推崇自由主义思想为己任的。自由主义是什么？从百度上搜来的定义是：【主张个人自由发展、自由表现的看法或人生观】。另外，毛泽东对自由主义有一个解释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两个定义或解释都是对的：每个人都只从个人利益关系与要求出发，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此，作为自由主义理论的推崇者，居然对从自身利益要求出发，未必需要推进新经济的百姓们提出伦理要求，说他们【都有责任推进新经济】，很明显是违背了自由主义伦理观的。

        因为只有集体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才会从自认为的社会共同目标出发，要求其他人承担起社会责任。盛洪在这里要求政府与百姓承担起【推进新经济】的责任，很明显有了集体主义或者理想主义者的嫌疑。

        他之所以会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而表现出集体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原因就在于他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才是自由主义。也就是说他骨子里其实就是集体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而已。

        其实至少在天则研究所，像他这样的人也不止一个。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的茅于轼先生，也同样如此。

        茅于轼先生为了宣扬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发明了一个命题，叫做【起点公平与终点公平不能兼顾】。

        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在“自由竞争”环境下，优胜者必定只会是少数人。于是这个命题的实质意思就是说，少数人的自由与多数人的自由不能兼顾，并且应该以少数人的自由为主。于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制度，是让多数人缺乏自由的制度。

       这与盛洪在《中国的两种经济》中说的【新制度最终会代替旧制度】，要求政府与百姓推动新制度的形成，以实现他们的“自由主义”理想，是一样的思维逻辑，那就是把某种特定的制度当做了自由。

        这就是天则研究所的自由观！这个自由观的错误很明显：

        1、把人类追求自由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律当做了自由本身；

        2、没有明白人类的自由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而在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要求。

        人们应该知道的是，人类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贫乏。因为资源贫乏，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资源占有矛盾。这样的矛盾在没有制度的约束下，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导致社会再生产的被破坏与中断。所以才必须根据不同的资源状况建立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果资源充分丰富，人们不会因为资源占有而发生矛盾了，就可以不需要任何制度的约束了。

        人类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须忍受不自由的各种现象，适应客观规律的要求，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于是人类的自由才会越来越多。而不是把少数人有自由，而多数人没有自由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也许是客观规律要求下的必须——当做自由。

        茅于轼先生在他的《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中说：【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这个话，说明茅于轼先生没有把资源缺乏当作人类的不自由。相反的，在逻辑上，他是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当做了人类的不自由进程：

    【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只能是人类最原始时期的状态。那时候人类整个的都被资源缺乏导致的生存压力控制着，却被茅于轼先生说成【是自由的】！而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短缺现象的逐渐得到缓解，人类社会也从而得到发展，应该被理解为人类的自由在增多，却被茅于轼先生表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

   至于说【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与他所主张的【起点公平与终点公平不能兼顾】，在逻辑上，其实不就是一样的吗？只不过他批判的是有政治权力的人的自由，不应该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而主张有经济权力的人的自由，应该比别的人的自由更重要。

   这就是说，用政治权力控制社会就是坏的，用经济权力控制社会就是好的。反正老百姓就是应该被控制的。这是在主张自由吗？也算，不过不是在主张人民的自由，而只是【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

    同样是在《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中，茅于轼先生说，【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

    我不明白茅于轼先生的逻辑思维是怎样的，【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你可不就是能够“为所欲为”了吗？于是【自由的本义】不就是“为所欲为”吗？就这一句话里面，就把自相矛盾演绎得的这么突出，没有相当高的糊涂度，是做不来的。

    就这么一个逻辑思维严重糊涂的人，茅于轼先生的自由观当然不会是正确的。那么，以他为精神领袖的天则研究所的自由观，当然也就不会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盛洪的错误自由观。

    正确的自由观应该是，自由就是人类生活资源的不断丰富。因为，只要资源丰富了，资源的稀缺度越来越小了，人们生活中对于资源享受的限制越来越少了，自由也就越来越实现了。而资源的丰富只能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

    生产力进步除了要适应自然规律的客观要求以外，还要适应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要求。

    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里，对于“终点公平”的追求必须有所约束，却绝不能说【不能兼顾】。因为，如果“终点公平”缺失严重，不但会导致社会动荡、生产力被破坏；而且从逻辑上来说，这个阶段的终点不公平，必然成为下个阶段的起点不公平。于是不兼顾“终点公平”的结果，必然导致起点不公平。

    生产力进步必须在合适的社会秩序中进行。而不同的社会秩序就需要不同的社会制度来维护。预示不同的生产力阶段就需要不同的的社会制度。但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有利于生产力进步的一面，也有不利于生产力进步的一面。 因此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随着生产力进步的要求而不断改进。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自由；当然也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自由。人们要选择的是适应生产力进步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自由不自由的制度。

    今天的中国，因为生产力进步较快，人民生活需要的资源稀缺度降低很快，社会自由空间也增加的很快。

    对于这一点茅于轼先生并不否定，总算比其他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得理性很多。可是他依然把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等同于自由，要求中国实行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全然不顾西方国家人民的自由正在减少——我这里不是说中国人民的自由已经比西方国家多了——的事实。这样的自由观是不可取的。

   天则研究所以推崇自由主义理论为己任，它的精神领袖茅于轼与所长盛洪的自由观，却违背了自由主义原理。这样的研究所还配推崇自由主义思想吗？

    在盛洪的《中国的两种经济》这篇文章里，更多的是在批判中国的国企现象。文章又臭又长，我懒得多看。以前我在国企问题方面，对类似的观点批判过多次。这里就不再对之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