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亲身经历的计划经济时代（十一）_风闻

谈谈亲身经历的计划经济时代（十一）

                         李非

在上一帖我谈到当时社会上的清贫之风，却没有被人注意。那个时候的人们，物质生活差别不大，就是现在说的“普遍贫困”，什么都要票证。但现在回头看，有些东西是不贫困的，如不需要担心自己会因病至贫，不需要担心子女上学的学费交不起，不需要担心那一天会丢掉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要是稍微表现的私心严重一点，就会被人们公开或私下里嘲笑。尽管工资不高，但你要给钱，回敬的话语就是：谁要你的臭钱。

会闹的孩子有糖吃，人们要求领导解决个人问题一般不是送礼，而是找领导大闹一场。旁人在边上就是看笑话。因此，单位一把手的办公室整天都是闹哄哄的。那个时候政治学习也多，高潮时甚至是天天下午都是学习时间，不是安排学习中央文件，就是安排学习报上某篇重要社论，再有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原著的某篇文章。这时基层来办理业务的就没办法，只好等到明天上午来。老人们私下却讲，这还算好，文革前学习也多，但不准占用上班时间，都是安排在晚上，搞到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回家。

地区之间的贫穷程度有显著差别，那个时候传说贵州最穷。结果一次出差到贵州，算是领教了怎么个穷法。这次是一次追加计划的定货，分配了贵州铝厂若干吨铝锭，任务就是拿着计划书和我方已盖章的标准合同，到该厂再盖一个章，并安排具体交货时间地点和转账银行，最后双方合同留底。我带着这个合同，坐火车到贵阳，驻到了贵州冶金局招待所。买了饭菜票，在招待所食堂打饭。结果晚饭除了米饭，就是一锅煮在大锅里的青菜，连点油星都看不到，自己拿勺愿舀多少舀多少，交3分钱菜票，这成了当时的“自助餐”。原本以为这是偶然的一顿，不料早中晚餐顿顿如此，就是那一锅青菜，3分钱，没别的。实在吃不下去了，到街上面馆买面吃，5分钱，2两粮票，端出来就是白面放了点盐。这时一群孩子围上来，各自举着小碗，里面分别是葱、酱油、红油辣椒、味精，添一种，收5分钱。把这些放全了，算下来一碗素面要2角5分。最后合同签订完，就去黔岭公园看了看，赶快买火车票逃离。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普遍存在改变现状的要求，改革开放就顺理成章的破茧而出了。打倒四人帮后，最初的改革，是人们要改革，但不知道怎么改革。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回到原来的老办法，搞好计划经济。于是，开始严格计划，严格按照产品生产定额编制计划，把过去在文革中被打乱的规章制度都恢复起来。为此单位还成立了“定额办”，调集全行业精兵强将重新修订产品原材料定额。这时上面也开始安排领导干部出国考察，不是到西方，而是到日本，到苏联，到东欧国家。

回来的任务就是做出国考察报告，汇报的情况让人兴奋。原来到日本就感觉他们的社会主义搞得很好。到苏联就发现排队买黑面包不是吃不饱，而是爱吃黑面包，其它各种面包有的是，人们不爱买。苏联的计划经济中也有竞争，相同行业往往至少安排两个以上的同类公司。这在后来在中国也成为一个原则。到东欧的就说人家有车有别墅，根本不把自己的车当回事，前面车绿灯亮了还不走，后面就慢慢开车顶前面的车。前面司机醒悟，立刻加足马力开走，也不下来为车吵架。于是，搞好计划经济的劲头更足了。满街看到的车，也就有了“波罗乃茨”、苏联的“拉达”、“莫斯科人”、罗马尼亚的“达契亚”等等。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则在相声中戏称波罗乃茨叫“半拉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