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社会历史发展观_风闻

    本篇从人的主观动机的角度说一下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按当代话语来说，这是一个唯心史观的视角。现在我国的主流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彻底的唯物史观，从客观的角度论证了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但现实世界是多元复杂且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多方面的，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要素和矛盾，都可以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历史既包含客观物质存在的一面，也包含有主观意识形态的一面，我觉得唯物史观有唯物史观的客观视角，唯心史观也有唯心史观的主观视角。本篇暂时搁置唯物与唯心的纠纷，只从能不能正确的反映和说明现实世界的问题的角度出发，从人的主观动机的视角来探讨一下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人类社会是有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有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推动的。人是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正常的人的行为活动既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也受到人的主观意愿的支配和约束，所以我觉得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除了客观的视角，主观的角度同样的不可或缺，从人的主观意愿的视角来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具有客观的现实基础的，也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人的行为活动的主观动机，同样既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也受到主观认识和道德水平的约束。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人处在现实的客观环境中，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和客观环境相联系的，人的活动的主观目的自然也都是在现实客观的物质基础上展开的。从主观的角度来说，人的主观目的和价值取向受到人的主观认知和道德水平的制约。人对其身处的现实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对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着什么和即将发生什么做到百分百的认知，不然人就是全知全能的神了。同时不同的人主观上的道德价值取向和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水平也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人身处相同的客观环境时会产生不同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动机。最后人的主观动机本身也是可以被人的主观意识所反映和认识到，并被主观加以取舍和制约的。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现实世界中才会发生出“好心办坏事”，“无知者无畏”和“利欲熏心”或是“台独”等类似的事情来。我觉得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忽略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单纯的从物质决定意识的角度出发是不能完全的说明现实世界的问题的。

     分析人的主观动机，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为什么，一个是做什么。为什么是目的，做什么是内容，内容服从目的，目的体现于内容。内容偏重于客观，目的偏重于主观，本篇就分析主观的东西，即人的行为活动的主观动机为什么的问题。

     分析考察人们行为活动的主观动机的为什么的问题，也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为公和为私的问题，一个是向善和向恶的问题。前者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后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也有所不同的。根据其关联性，可以将人的主观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公或为善，一种是为私或为恶。围绕两种动机，在意识领域形成不同的思维逻辑和认知思想，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以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在这里把以为公和向善为动机的意识，称之为“阳性意识”，为私和为恶为动机的意识称之为“阴性意识”，来分别表述围绕两种主观动机展开的意识或思维。

     两种主观动机本身是对立的，所以两种思维也是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但同时两者也是相统一的，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论是从个人的主观意识的角度来说，还是从集体或社会意识的角度来说，两种意识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因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面对不同的环境时，两种思维经过相互矛盾的活动，最终在个人的意识中只会呈现出一种形态，在社会意识中呈现出以一种意识处于主导的显性地位，一种意识处于隐性次要地位的状态。比如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矛盾时，个人的主观意识的在两者之间的取舍最终只能选择一种，是争取自己的利益或是舍己为人；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我国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西方社会则强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另外两种意识的统一性还表现在，两种意识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观动力，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两者的结果是一致的。下面具体分析。

     从人类社会层面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思维的矛盾运动分别呈现不同的状态，这种矛盾运动在政治领域呈现的最为显著。下面以我们国家政治领域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两种思维的矛盾运动来分析两种思维意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外国的暂且不论）

      首先说明一点，在政治意识领域，论阳性意识和阴性意识，以为公和为私为第一视角，向善和向恶是第二视角。为公或为私的是价值取向问题，向善或是作恶的道德层面的问题，两者相互关联，但还是有所区别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比如我们说的好人办坏事。对政治人物来说，以起了推动或是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定功名，而不以个人道德品质的善恶论英雄。古代著名的政治人物，那个不是杀人盈野。当然也不是说就完全不看善恶了，道德品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个人的人格魅力。所以评价政治人物公私是第一视角，善恶是第二视角，阳性意识偏向于为公的意识，阴性意识偏向于为私的意识。

      在我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中，阳性思维演化出的政治认识和思想，大概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人民服务”，以及政治领袖交替的“禅让制”，“换届制”等。阴性思维的政治认识和思想有“家天下”，“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千里做官只为财”“官僚主义”，和领袖交替的“世袭罔替制”等等。两者在主观意识上的矛盾运动深刻影响着现实世界的变化与发展。

        纵观从人类诞生到现在，**以两种意识在政治上的矛盾运动为主线，来分析我国自古以来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产生了五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由此形成了五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并且完成了一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周期，大轮回。**简单来说，五个历史节点分别为：一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诞生；二是原始社会主义的顶点，同时也是人类社会阶层分化的始点；三是上古三王时代到夏朝的转折点；四是秦王朝统一中国；五是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五个历史节点的分割形成了五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并且第五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刚刚展开。历史节点可以精细到具体的历史时刻，也可以扩展为一小段历史时期，比如上古三王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以及近代民族独立和解放时代。前两个历史节点都没有具体的客观器物的记录，只能是根据人类现有的认识加以推演。第三个节点已经有了具体的文字记录，但也较为简略。第四和第五个节点都有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记录。阴性和阳性意识的矛盾运动在五个历史节点和五段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状态表现。

     第一个历史节点是人类的诞生时期。根据进化论的表述，人类是由高级哺乳动物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的形成与诞生是人类历史的起点，自然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节点。根据现有的出土的早期人类的化石表明，在由猿到人的转变中，客观形体的变化并不大，原始人与猿的形体特征十分相似。表明人的诞生的本质属性应该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形成。

     关于人的意识的诞生，马克思曾描述说用手“劳动”对这一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认为劳动使猿脑变为人脑，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器官；劳动还产生了语言，为意识的内容提供了物质外壳，所以社会性劳动是意识的物质器官和物质外壳形成和完善的基础，是由动物心理发展到人类意识的决定性力量。

     但我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表述，我觉得单单只有社会性劳动是不足以促使人的意识的形成的，**还必须同时具有另一个必要因素——婚姻习俗或者叫固定两性伴侣习俗的形成。**因为人的意识不仅包含有理性的成分，还包含感性的成分，人的意识是理性和感性的对立统一，只有理性和只有感性都不能形成人的意识。社会性劳动对意识的理性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对意识的感性的发展作用不大，而固定两性伴侣关系的形成对人的感性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人的意识中感性的体现——感情，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即亲情和爱情。动物界中也有亲情和爱情，但是表现形式和人类有所不同。动物界的亲情一般只表现为单亲的形式，普遍的只有母子间的亲情关系。爱情在动物界的存在也不普遍，只在部分物种内有表现，具有固定的两性伴侣关系，好像只多见于鸟类，比如天鹅等。（可视之为爱情的低等意识阶段）。在高等哺乳动物中这一现象也不多见，而且在人类的近亲——猩猩中也没有这一现象，所以在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必然是同步形成了这一现象，并在此过程中促进了人的感情与感性思维的发展。

        自然界中的物种为了生存和繁衍，即要面对外部生存环境和其他物种的压力，也要面对物种内部食物的争夺和繁衍的机会与权力的斗争。固定两性伴侣的习俗能够促进亲情和爱情的发展，进而对减少物种内部为繁衍产生的斗争，促进高等动物族群中按需分配食物的形成，改变动物界普遍存在的幼儿单亲抚养的状况，提高幼儿存活率，照顾年老个体的生存，形成幼有所教老有所依的习俗，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而族群内部矛盾的减少，幼儿存活率的提高，对族群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内部基础。

      另外，感性的发展与理性的发展一样，对语言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人类的幼儿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开口说的第一个人类的语言都是“妈妈”、“爸爸”等亲人之间的称呼，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亲子之间的呼唤与称谓是人类语言诞生的第一推动力。另外，人类的语言之中不仅具有对客观事物的理性描述与认识，同样也包含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感性的内容与表达。

      感性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还会促进族群首领的政治意识由“动物性”的维护“我”在族群中的统治，向“人性”的维护族群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跨越与转变，即由阴性思维向阳性思维的转折。单单只有理性的话，族群首领本能的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为先，是不可能完成这种主观意识的转折的。这种政治意识由阴性意识到阳性意识的对立与转折，促使意识中“自我”的概念和“族群”的概念的形成，并标志着“人”的意识和人类的正式诞生。同时，阳性的政治意识也是动物性的族群跳出自然界，向人类的部落社群转变的主观意识基础，也是在与同类族群的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法宝。

      总之，人类的诞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节点。人类诞生的本质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形成，人和人类社群的诞生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人的意识是感性和理性的对立与统一，社会性的劳动和婚姻习俗的形成促进了动物意识中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发展，为人的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这一历史节点政治意识的特征是完成了由以阴性意识为主导到以阳性思维为主导的转折，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由阴在上而阳在下，转变成了阳在上而阴在下。**两种意识的对立与斗争，促使“自我”与“族群”的概念意识形成，最终促使人和人类部落社群的诞生。

      **再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处在第一和第二个历史节点之间，是人类诞生之后的社会历史初步发展阶段，根据社会历史特征，可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阶段。

     简单说这个阶段的特征。从客观上来讲，此时人类只是刚刚从自然界中走出来，“人”的智慧的力量刚刚萌芽，生产力低下，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仍然较重，生产资料匮乏，按需分配。在与自然生存环境的抗争中使人类部落更好的生存且发展壮大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题。

     从主观意识上来说，在这一阶段中越来越强调部落的集体利益，削弱个体对集体的不当诉求，最终使整个部落的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形成高度的统一，集体利益就代表个体利益，以“为了部落”为核心理念使整个部落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阴阳两种意识的矛盾运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简单说就是代表集体的阳性意识在政治乃至社会意识中处于主导地位，代表个体的阴性思维处于次要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阳性意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越来越大，阴性意识的推动力越来越小，两者的作用和地位此消彼长。

     在政治意识上这一特征的表现更为突出。部落首领越来越需要以部落利益为重，自己个人的首领地位和利益为轻，最终在部落中形成对成为部落首领一个标准和规定。延续着高等哺乳动物群落时期的习俗，此时部落内首领的产生应该还是由部落中最强壮或是最聪明的人担任，但首领的轮换会慢慢的摆脱了动物性的新老首领之间的直接斗争对抗，渐渐的发展出首领的“终身制”和新首领产生的“推举制”。

      **随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人类历史来到第二个节点。**这个历史节点的特征，从客观上来说，人类发展出了人口较多的强大部落，生活技能和生产力得到发展，初步摆脱了自然界的制约。生产资料开始出现富裕，部落中以由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家庭为单位，开始出现了贫富的阶层分化。

     从主观上来说，以部落集体利益为主导，形成了部落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高度统一，公就是私，私就是公。阳性意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阴性意识的推动力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之后的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根据其社会特征，可称之为共产奴隶时代。**在这个历史时期内，随着人类的智能的发展和积累，生活技能和生产力越来越高，生活生产资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出现更多的剩余，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深。以及不同部落间农、牧、渔、猎等不同主要生产技能的分化，相互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物品交换。不同部落之间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强弱的分化，通过战争或联姻等手段，到中后期开始出现部落联盟和兼并。

     在主观意识上，仍然代表部落整体利益的阳性意识居于主导地位，但代表个体利益的诉求的阴性意识开始越来越强。**阳性意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由历史的最高点开始逐渐下降，阴性意识的推动力由最低开始逐渐上升。**在政治上，部落首领为自己的地位、权力和荣耀而奋斗的阴性意识开始逐渐变强，为部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奋斗的阳性意识逐渐减弱。在首领的更替上，随着社会阶层的加深，开始形成政治家族，出现亲子相传的现象，并逐渐变成主流和习俗。

     这一历史的最后期，已有不少文字记载，包括神话传说和正史记录等。《史记》就较为具体的记载了从黄帝到夏朝的“天子”的事迹和更替顺序。从黄帝开始，黄帝之后是他的孙子高阳，即帝颛顼；帝颛顼之后是他大伯玄嚣的孙子，即他的侄子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之后是他儿子挚，但是挚没能力，不能服众，结果被撤下，换了他弟弟放勋当天子，即为帝尧。从尧开始，即为这一历史阶段最后时刻的尧舜禹的三王时代。

     尧舜禹之所以和之前有所不同，除了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天子的更替打破了之前形成的直系血缘后代接位的传统习俗。尧知其子丹硃不肖，不足授天下。若是非要传位给丹硃，则是对天下不利而只对丹硃一人有利。尧最终以“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传位给舜，开创了天子更替的“禅让制”。舜由身为庶人开始，因其孝，被推举给尧，终被尧授天子位。舜的儿子商均亦不肖，所以舜传位给因治水有大功于天下的大禹。大禹同样按照这一习俗而传位给了益。只是益未能服众，而大禹的儿子启为人贤明，被诸侯推举为天子，取代了益。夏启由此正式开启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王朝——夏王朝。（我觉的从大禹到夏启的记录值得怀疑，但是尧和舜应该是可信的。）

      三王时代的历史表明，政治领域的阳性思维和阴性思维的矛盾运动，在两者主导之势易位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自然而然的一帆风顺的此消彼长的，而是需要经过一番反复的斗争的，这一点在我们之后的历史中也有体现。

      在第二段历史的最后时期，政治上阴性意识已经崛起为可与阳性意识势均力敌的程度，只差在社会层面上取而代之，完成两者主导地位的反转。在此情况下，阳性意识也必然会对此进行反击，从而爆发出被反转前的最后辉光，形成了历史上的“三王时代”。

      “三王时代”是原始社会阶段的阳性意识的最后辉光的反映，虽然这段历史相对于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来说只是短短一瞬间，但是在我国文明历史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对过去，它把过去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的由阳性意识引领形成的经验和习俗等，第一次正式的形成主观意识层面的概念和认知，比如“天子”应当以天下为重，为人要孝敬父母等。对后来它是之后阳性意识对抗阴性意识的认知源泉和标杆，也是春秋战国时代阳性意识触底反弹从新开始崛起时产生的儒法墨等各派思想家心中的理想时代，并且给后世树立了“圣王”典范的参照标准。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也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王时代之后，是**人类历史的第三个节点——夏启正式建立夏王朝，这一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封建王朝。**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政治领域阴性意识真正完成对阳性意识的反转，在社会层面上占据主导地位。用易经的话说，就是由阳在上阴在下转变成了阴在上而阳在下，人类历史进入以阴性意识为主要的主观动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的历史时代。

     从夏王朝开启到秦帝国建立的第三个历史阶段，按其社会特征，可以称之为奴隶封建时代。这一时期政治领域两种意识矛盾运动的总体特征是阴性意识处于主导的显性地位，阳性意识处于次要的隐性地位。且随着历史的推进，阴性意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越来越大，阳性意识的推动力越来越小。

      在这段客观生产力未发生质的提升的历史阶段内，政治上阴阳两种意识的矛盾运动形成了夏商周三个奴隶王朝的更替。

      这个历史阶段的最后时期——春秋战国时代，阴性政治意识逐渐达到历史顶点，阳性政治意识逐渐接近最低点。客观生产力和两者政治意识的发展最终使得周王朝分崩离析，各诸侯国纷纷脱离周天子的管辖，形成事实上各自的独立政权，进而开始相互征战，意图争霸天下。

      阳性意识开始触底反弹，首先表现在社会文化领域对社会现状的反思，对和平盛世的向往，由此产生了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但受时代局限，阳性政治思想在此时只能对阴性政治意识有所触动，不可能形成对阴性政治意识的反转。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孟子等典型的阳性政治意识思想家在这个时代始终不能被各国重用的原因。

      到人类历史的第四个节点，大秦帝国的建立，阴性政治意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达到历史最高点，开始盛极而衰；阳性政治意识达到历史最低点，开始触底反弹。

     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在客观现实基础之上，以极端的阴性意识的追求个人利益为理念核心和主导思想，以耕战制度体系为纽带，形成了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的高度统一，私既是公，公也是私，从而凝聚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力量，**到秦王嬴政在位时，终横扫六合，一统八荒，建立我国历史的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秦王嬴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君王，称曰秦始皇，其盖世功德与威名，照耀千古。

     从大秦帝国建立到新中国成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根据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特性，可以称之为封建专制社会。

     这段历史的政治领域阴阳两种意识的主要特征为，总体上，阴性意识仍然处于显性的主导地位，阳性意识处于次要的隐性地位；同时两者对社会的推动力此消彼长，直到两者的力量对比再次反转的临界点。

     在这段客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保持基本一致的历史时期内，两种政治意识的此消彼长也不是自然平顺的进行的，而是彼此的矛盾斗争形成了从秦朝到清朝等大大小小十多个王朝的更替。每个王朝建立初期，面对争夺天下的客观现实局面，创建者们都能够理性的以阴性意识为内在核心主导，以阳性意识为外在理念口号，调和两者的矛盾性，达成两者的统一性，最大程度的凝聚人心，聚集力量，以建立新的王朝。到王朝中后期，社会和平稳定，王朝生存发展的外部压力大大缓解，社会没了明确的可预期的发展目标，阳性意识自然消退，阴性意识自然抬头，两者的统一性缩减，矛盾性扩大，造成帝王的意识认知与现实的脱离，最终人心涣散，王朝分崩离析。

     之后来到人类历史的第五个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阳性政治意识完成对阴性政治意识的反转，成为社会显性的主导意识，阴性意识再次退居次要的隐性地位。

     两种意识的斗争，在那段中华民族国破家亡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从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到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到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再到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再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再到之后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之间展开的两者的最后一战。**两种意识经过如此反复的斗争与较量，最终由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标志着阳性政治意识完成了对阴性政治意识的反转，再一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占据了显性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上一个大周期的结束，下一个大周期的开始，开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中华民族的最优秀分子，以极大地危机感，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挽救家国命运，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清末变法开始，向西方学习工业，教育，科学，民主等等，到发动暴力革命等等，最终都不敌社会意识的反面力量，一一失败。直到从西方传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明中阳性社会政治意识思想的精华，**与我们东方文明中一贯的阳性政治意识思想和当时的历史使命及要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新一代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以此为纲领，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扭转了国家与民族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阳性政治意识的政党，在当时那个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下，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为理念，形成了一种公而忘私，至公无私的极端的阳性意识思想形态，抑制了或克制了甚至消除了人自私为己的阴性意识本能，达到了在一个更高层面的，为中国人民之公，为中华民族之私的公私合一。以己之为公，以达国家之为私，形成阴阳两种意识的高度统一，对党内党外人士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客观条件极端不利的条件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扫灭一切反动力量，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中国共产党这种极阳性意识形态特征，与秦帝国的耕战体系下的极阴性意识 形态特征正相反，但是两者都同样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两者的矛盾，形成了两种意识的高度统一，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爆发出强大了力量。但是两者还有一个不同，在内部以不同特性的意识为主导，表现在外自然也会延续各自意识的特性，秦国以阴性意识为主导，对外充满进攻性和扩张欲望；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以阳性意识为主导，对外趋于保守性和和平意愿。

      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条件下形成的，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时代条件自然会产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人的自私自利的阴性意识开始自然的抬头和壮大，形成腐败频发的现象。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根据新的社会时代特征，运用我们的智慧，寻找新的方法，调和两种意识的矛盾性，追求两者最大的统一性。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保持着阳性意识思想的本色，同时也是整个国家和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阳性意识思想的核心，引领着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

     本篇就先说这些，对于我想表述的辩证的社会历史发展观来说，客观角度的部分马克思主义都讲了，所以本篇是重点从主观的角度来说的。我觉得我的表述应该是把我的观点和想法说清楚了。后面再接着说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经济，道德，文化等社会其他领域的意识特征，还有社会历史的线性发展与周期性或轮回性发展的问题，东西方历史的共性与差异性，和最重要的唯物与唯心的问题等等。如何把他们都辩证的对立统一起来，都不是一两句甚至一两篇能说完的，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写出来的，但是这些问题又都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所以只能是一篇篇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