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秦博：懒汉的锅，东北父老不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徐实、四川省直机关党校科研处副处长秦博】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近几年遇到一些困难，如何有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2016年11月初，国务院批复同意了《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这意味着东北的新一轮建设即将上马。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此时此刻，舆论场上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很多“东北衰落”的说法，没有深入调研就妄加评论。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一些人将东北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体制问题”，把东北父老描述成“依靠体制混饭吃的懒汉”。这个黑锅，东北父老坚决不背！

这些“经济学达人”，热衷于玩弄西方经济学的词汇和概念，却对社会生产的具体过程和工业史缺乏起码的了解。脱离生产劳动和工业技术来妄谈经济，能得出正确结论才有鬼。工业化其实是新中国历史的主线，不深入了解工业史，注定无法正确解释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的经济现象。唯有将东北地区的发展进程放在工业史的框架之下分析，繁荣和衰落的原因才会清晰。

东北地区的繁荣直接得益于建国以后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建国初年，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在于拥有伪满时期初步形成的工业基础，可以就地获得煤、铁、石油、木材等工业原料，再加上背靠苏联的交通便利性。“一五”计划中有156个苏联援建重点项目，106个民用工业企业有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接近半数[1]。可见东北在当时工业布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一盘棋”的规划思路中，中国的工业化应该“遍地开花”，而不是“东北独大”。中央这样的规划有两方面道理：

就战备而言，如果工业企业集中在东北，那么一旦东北工业基地遭到摧毁，中国在战争中就很难有还手之力。所以中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力推动三线建设，在内陆建立备战的工业基础。

就和平发展而言，假如中国的工业区仅集中在东北，地区发展不平衡就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东北工业区通过剪刀差剥削其他省份农业区，将东北人民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其他地区人民普遍贫困的基础上。二战结束以后，发达国家普遍通过垄断高端工业品制造超额利润来剥削发展中国家，不就是这样的格局吗？20年前一台PC的价格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半年的收入，那段记忆还不算久远。

正因为中央不希望出现上述情况，才会强调“全国一盘棋”的规划，致力于缩小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这样的思路下，东北地区实际上扮演了全国工业化“输血者”的角色，输血的作用体现在资金、人才和技术等各个方面。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利润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被用于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建设，并没有留在东北。

东北的人才和技术输出同样显著，例如，沈阳飞机制造厂根据国家安排援建了十几个航空工厂，向外输送技术、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2万多人，说再造了一个沈飞也不为过。

再如，西南工业重镇攀枝花与东北企业的援建密不可分，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创业时期的班底都是从鞍钢过来的。时至今日，攀枝花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使用东北方言，在大西南形成一个独特的方言区。攀枝花市前市委书记韩国宾起先就是鞍钢援助的技术干部，他和家人一心扑在攀枝花的建设上，在当地群众中享有盛誉很高威望。东北的输血和无私奉献，直接推动了三线建设和内陆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1968年，沈阳飞机制造厂将歼7的全部资料移交给成都飞机制造厂。沈飞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成飞迅速掌握歼7飞机的制造技术，并进行物资援助。在支援成飞过程中，沈飞派出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如1965年，机身车间任务非常紧张，总工程师高方启决定派技术水平较高的人员去支援成飞。一些人不理解，高方启说：“不能靠我们沈飞一个工厂出飞机，我们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政策出现了转变。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拉大，东北地区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衰落也由此开始。外贸的口子短时间内豁然洞开，在迅速涌入的外企高端工业品面前，东北国企的产品并无技术优势。在这个历史关头，东北国企本应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产品研发、推动技术升级。可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国企的利润绝大多数被用于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并未留在企业内部。**缺少自有资金的企业一时很难拿出大量经费进行研发。另一方面，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投资减少，错过了机遇窗口。**工业升级的投资不足，是20世纪90年代东北老工业区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某些人讽刺东北父老“不会自寻出路”，这些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寻出路”并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这与东北城镇的特点有关。

与南方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城镇形成的模式有显著不同。南方地区的许多城镇位于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的水陆通衢，早在农业时代就已经自然形成大型居民点，例如扬州、苏州、无锡、常州、湖州、杭州等历史名城，都是京杭大运河这条纽带上的耀眼珍珠。这类城市自古就是士农工商齐备之地，物产丰饶、贸易发达；再加上近现代工业化的滋润，它们的产业结构是比较丰富多样的。

而东北地区的许多城镇的历史很短，是建国以后依托工业化布局发展起来的。许多居民点其实就是围绕厂矿而建设起来的生活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形成城区。“厂矿缔造城区”的格局在东北地区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黑龙江的鹤岗、鸡西是依托煤矿发展的城市，大庆是依靠油田发展的城市；辽宁的本溪依靠煤矿钢厂起家，至于铁岭，光是听名字就知道怎么回事。

东北地区的许多城镇伴随着快速工业化的迫切需求而生，城区内部的产业结构非常简单，甚至可以用“单一”来形容。“以厂为家”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东北城镇与历史悠久、士农工商俱全的南方城镇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在这样的地方“自寻出路”，会像吹气球一样简单吗？作为城区核心的厂矿一旦倒下，当地数以万计的群众立刻集体丧失收入来源，根本不可能就地发展出替代性的第三产业。

要想使东北走出经济困境，必须有长期战略规划，急功近利的短期手段则不可能奏效。负责任地说，东北地区的经济转型需要大量投资，称之为“再造东北”亦不为过。这些投资要兼顾几个方面：

1.推动现有企业的技术升级，完成向高端制造业和智能制造的转变。

2.扶持和培育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3. 通过招商和政策引导逐步改变东北城镇的产业结构，将围绕厂矿建立起来的居民点变成产业结构相对丰富的现代城镇，形成新的地方经济造血机制，保证城镇职工拥有稳定收入。

4.对大量职工进行分流安置，通过有组织的培训，使他们迅速掌握新的劳动技能。

由此分析，东北经济转型的工程量是巨大的。未来3年中，国家发改委为振兴东北的重大工程项目规划的1.6万亿元投资，其实并不嫌多[2]。从某种意义上说，“再造东北”是对东北支援全国工业化建设的历史性补偿，实行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并无不妥。

东北固然存在许多问题，但解决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有事说事。网络舆论场上很多高谈“东北衰落”的人，不仅没有诚心为东北人民找出路，反而在不遗余力地妖魔化东北地区，不知是何动机。

其中，一些人将东北的经济困境强行与国企挂钩，咬定“国企效率低下”、“哪里国企扎堆哪里遭殃”，将私有化说成是唯一出路。这些人难道没注意到，重庆和上海的国企GDP占比都高于东北，可是现在都发展得很好吗？

另一些人将东北的经济困境归咎于“东北人不行”，称东北父老不思进取。要反驳这一条，我们拿数据说话：东北三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40%以上，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技术工人占人口比例全国第一[3]，是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工人对外输出的主要地区。不夸张地说，南方地区但凡有数控机床的工厂，都少不了东北技术工人的身影。

东北技术工人的骄傲：谢元立，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首席操作师、转向架制造中心焊接车间机械手班班长。长春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获得者，党的十八大代表。

大家对东北的批评有些的确是实情，比如地方政策欠缺、投资环境不佳，这些也确实应该改进。但是，没有人可以污蔑东北父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史，也没有人可以否认东北父老为中国工业化做出的不献。妖魔化东北地区者，意在妖魔化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彻底否定工人阶级在计划经济时代取得的工业化成就。那是那句，这个锅，东北父老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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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中华网：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news2/11078475/20100118/15781236.html

[2]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8/23/c_129248876.htm

[3]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5/04/11/359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