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说《罗曼蒂克消亡史》：民国，一只带着玉镯的断手

《罗曼蒂克消亡史》无疑是一部极为迷人的影片，导演程耳把民国“黄金十年”的上海拍得华美而又惨伤，暴力色情与恩怨情仇、无耻之尤与侠肝义胆、卑鄙叛卖与义薄云天、酣畅淋漓与忧伤怜悯都表现得活色生香，其细腻的感伤与创痛、萦回的怀旧情调，不期然地将我们带回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滩，让我们目睹乃至参与了一个民国的传说，或者神话。

论年龄，程耳应该是70后，他对民国的感受为什么如此深入骨髓？这让人困惑，莫非他是从民国穿越回来的？

很多人说看不懂，这是因为被片名《罗曼蒂克消亡史》误导了，原来的片名叫《旧社会》，不知为何改为现在的名字。其实如果保持原名，观众理解起来反而更容易。

叫《罗曼蒂克消亡史》有些名不副实，因为影片中的情节与人物与“罗曼蒂克”毫无关系。什么叫罗曼蒂克？查查辞典，这个词来自英文romantic，又称为浪漫，意为富有诗意，充满幻想。但《罗》中的人物，上至黑帮大佬下至车夫妓女，个个都克制机敏、一丝不苟、深不可测、冷静到了冷酷的程度，跟诗意和幻想都不沾边。

如果程耳真的不喜欢《旧社会》这个片名，改为《民国范儿消亡史》或许会更准确一点？因为程耳在片中浓墨重彩表现的，正是“民国范儿”。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十里洋场，华洋杂处，前清遗老的风雅、买办西仔的洋味、黑帮老大的毒辣、老军阀的粗横、新军阀的道貌岸然、交际花的风骚灵动等熔于一炉，铸成了“民国范儿”的标准模板。这个“范儿”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举凡如何穿衣、如何喝茶、如何吃点心、如何打麻将等等，都被程耳带着极为珍惜、欣赏的心情，用一丝不苟的态度一一再现。

片中的人物，似乎都是为“范儿”（也可以叫“派头”）而活着：葛优扮演的陆先生，即便在枪林弹雨、死不旋踵的情境中，也绝不肯撒腿就跑，只不过稍微加快了脚步；陆先生的管家王妈，尽管中了致命的枪伤，也没有大呼救命，而只是慢慢地走向椅子端坐下来，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优雅的句号。

“范儿”为什么比生命还重要？这其实也不神秘。对“教父”来说，“范儿”有很强的实用功能。要控制自己的马仔，除了金钱与暴力之外，还必须要通过一种高高的在上的“范儿”或者“派头”慑服他们，让他们对自己敬畏和驯服。如果说“金钱和暴力”的能够让马仔不得不服从的话，那么“范儿”的则能够让马仔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出生入死。

对那些已经跻身上流社会的黑帮老大来说，“范儿”也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证，有“范儿”才能被上流社会所接纳。

“范儿”要立得住，就必须要有道德内涵，所谓盗亦有道，否则就是“假模假式”，是“虚范儿”，只会被人嘲笑。西湖湖畔有一座武松墓，让人好生奇怪：武松本是虚构的文学人物，怎会有墓地？其实这就是当年在上海滩声名赫赫的两位黑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也是《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王老板、陆先生的原型）搞得名堂。黄、杜煞有介事地安葬武松，就是要向世人表明，他们最重江湖义气，而江湖义气，正是他们控制马仔的工具。

在《罗》中，葛优有句台词：“你还真不把我们当流氓了。”这话说得到位，“教父”无论怎样道貌岸然，本质还是流氓，而流氓是不讲道德的。他们的“义气”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也经不起危险冲击。所以当日本人提出合办东亚银行的要求被陆先生拒绝后，老三张老板就毫不犹豫地出卖了陆先生，不仅如此，还和日本人一起携手，要将陆先生灭门，如果不是渡部为了要让陆先生抚养自己的两个儿子故意放水，陆先生自己也要和妹妹、儿子一样倒在血泊中了。

程耳用“上帝的视角”来拍摄陆先生一家被灭门的镜头。圣颂般《Where are you father？》（《你在何处，我父》）的音乐响起，从屋顶俯拍下来的镜头，跟随着陆先生的脚步一一经过死去的家人身边，充满了一种类似世界末日般的幻灭感。

这种毁灭的逻辑是内在于“民国范儿”的。影片开始，有活埋周先生的镜头，周先生躺进了自己的坟墓，死盯着打手的脸看，打手问看什么？周先生回答说“我有一个儿子，和你一样大”。这等于在说，周先生的今天就是年轻打手的明天，事实上，打手远没有活到周先生的年龄就横死街头。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电影剧本改编自程耳的三篇短篇小说：《女演员》《童子鸡》和《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的追求是唯美的，凡有可能影响美感的事物，如倒毙街头的“路倒”、内战外战中产生的难民、乞丐、三毛式的流浪儿等，都没有出现。

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都是充满诗意的画面，比如渡部押送章子怡扮演的老六去苏州，一辆粉蓝的雪佛兰开在夜幕下的荒野中，黄色的灯光开辟出前路，车窗外有一轮明月，程耳在小说中写道：“那是民国二十三年上海的月光，很可能是最后一段花好月圆的时光。”

真的很美，是可以做明信片的画面。只是在这样美好的月光下很快就发生了残毒的凶杀和凶暴的强奸、毁尸灭迹和擦拭血迹，这才是完整的民国夜色。

不管程耳是不是从民国穿越而来，但他的确把无限的同情、留恋、怀缅、引以为傲的荣光和身不由己的哀伤都给了民国，一曲“带我回上海”，百转千回，述尽苍凉。

这个民国，就是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1949年被推翻的那个民国。说起来，陆先生在上海滩的统治，确实是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缩影。蒋早年也是上海滩上的青红帮流氓，曾经拜黄金荣为师，直接动手暗杀辛亥革命元勋陶成章。蒋成为北伐军总司令之后，黄金荣才把帖子退还给他。

蒋早年的身世，深深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气质，或者说“范儿”。凶暴的暗杀与蒋政权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上至行政院长汪精卫、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下至李公朴、闻一多，都被暗杀。蒋介石建立的只忠于他个人的秘密警察蓝衣社以及军统、中统，都把暗杀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手段。1949年，蒋政权到了最后关头，他还向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下达了暗杀副总统李宗仁的命令，只是形势发展太快才没有执行。到了台湾之后，仍然恶习不改，蒋经国还暗杀了作家江南。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近年来展示“民国范儿”的影视作品的一个高峰，一个对民国无限深情的导演用个性化的、细腻的、令人心醉的镜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民国的好故事：“从前，在上海……”，关于男人与女人，关于信任与叛卖，关于鲜血与淫荡；程耳本想展示民国的极致优雅，孰料却让观众看到了（其实他根本或者特意掩饰的）另一个“范儿”：民国特有的残忍与无情、病态与颓败。

民国就像被装在首饰盒子里的那只周太太的手——它是极美丽、极精致的、甚至还带着一个碧绿的翡翠手镯，但却是被砍断的，因此是惨白的、滴血的、毫无生机的、行将腐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