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如何有效推进市场化改革：田国强林毅夫争论思考之四
一、引言
田国强反对“有为政府”概念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由于迄今为止成熟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当前一些政府存在大量的事前和事后乱为，因而提倡“有为政府”往往就会强化政府的乱为而忽视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性。
田国强写道：“在此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已经出现大量过位、在维护市场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缺位并存的情况下，仍强调这种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用政策手段尤其是产业政策手段来解决短期发展问题，仍然鼓吹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和制定产业政策的有为政府，有可能会造成误导，将中国经济带入‘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的旧模式和无限边界的有为政府，甚至可能走向全能型政府。”
问题是，如果没有对市场机制缺陷的剖析，如果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有为政府，能够推进合理的市场化改革吗？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派生出的华盛顿共识都是在照搬书本上的抽象理论和西方社会的独特经验。
但是，市场本身却是特定时空下的创设之物，并随社会发展而演变，这就产生了多样化的市场类型。因此，这就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建设怎样的市场问题，关键是要与我们独特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相反，在缺乏对市场特性及其适应条件的足够认识下，却机械地模仿和搬用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市场模式，那么，欧美社会已有的那种效果往往也难以达到。因此，本文继续就如何有效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作一探究。
二、富民强国是否必然导出有限政府
田国强认为，建立有限政府是富民强国的必然要求，其内在逻辑是：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为了论证这一点，田国强结合国内外几千年的历史实践和现代经济学理论。
(1)在实践上，田国强说，“遍览古今中外，我们找不到一个忽视富民却取得国家富强的成功例子，比如苏俄、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一味追求国家的强大而忽视民富，最后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2)在理论上，田国强认为，“由于受到个体逐利的约束、资源的约束、信息非对称的约束，一个经济社会要实现富民，首先要赋予公民基本的私权，最核心的是基本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私有产权”；
(3)田国强进而指出，要保护私权，就要“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4)最后，田国强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正是由于遵循了这一基本内在逻辑，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恰恰是源自对内在逻辑的违背。”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田国强的这一论证逻辑呢？不可否认，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全体人民的努力，从而必须给予一定的物质刺激以激发人民的劳动投入或创新意识，进而也就必须对私权给予相当的保障。
但是，如果由此将强国与富民对立起来，进而将强国与有为政府等同起来，将富民与有为政府对立起来，以至彻底否定有为政府，甚至否定有为政府在特定时空下的积极作用，这个逻辑就有点扯远了，也太教材说教化了。
首先，国家的繁荣和人们福祉的提高根本上体现在民富上，因而政府就应该积极推行富民之策；但问题是，富民和强国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关系，甚至存在根本性的对立？
要知道，斯密的《国富论》就同时关注这两大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其次，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更不要说，在面临激烈的国家争斗时期，往往都是先强国才富民的，这已为大量的历史事件所证实。
明显的例子是，近现代日本迅速崛起并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恰恰在于它当时的国强而非民富。同样，在崛起过程中，英国长期实行的都是军事工业主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在1688至1815年期间英国至少有52%的时间是处于战争状态，1715至1815年的国防费用几乎是1850至1913年期间的300%，甚至也超过了1914至1980年期间的费用总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是1850至1913年期间所有公共开支的两倍。
有鉴于此，彭慕兰（美国历史学家）就指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确有制度上的优势，“但是在1800年以前的世界中，它们似乎仅仅适用于战争、武装的远程贸易和殖民。”
张夏准在《踢掉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智力史如何被重写以合理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文中也指出：“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如今的发展中国家。
例如，收入水平测量表明，1820年的英国处于比现在的印度更高的发展水平，但它甚至没有那些印度如今已经具有的诸多‘基本’制度”。
讲这些，并不是要否定富民的最终意义，只是想表明，在发展过程中将强国和富民对立起来并没有什么严格的逻辑和依据。
其次，私有财产只有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才能促进展开生产投资等经济活动；但问题是，私权是否应该被绝对化和神圣化，乃至任何调整私权的制度和政策都可以被视为不正义？这涉及了两方面的问题：（1）私有财产的取得本身是否合理？（2）私有财产的调整对社会影响如何？
第一，就前一问题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信条，就在于它们基于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而将市场收入与各生产要素及其主体的劳动贡献对应起来，从而是合理和正义的。
问题是，市场收入果真体现人们的劳动贡献或应得权利了吗？显然，如果现实市场的收入与其贡献不相称，那么，从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角度讲，这种私有财产也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为此，我们可以审视一下现实收入分配机制：基于边际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分配净尽定理依赖于各种强条件，而这些强条件在现实市场中并不能得到满足；相反，考虑到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和市场力量的不均等性，现实市场收入更主要由特定的分配规则和社会制度进而其背后的是力量结构所决定。
第二，就后一问题而言，田国强认为最核心的公民私权包括基本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私有产权，但这三者往往并不相容；显然，在不相容时，天赋人权观要求首先保障第一项。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社会权利和自由的关注逐渐从个人财产权转向了免于匮乏和保障安全的自由；因此，尽管财产权自启蒙运动始就被视为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但西方社会目前却逐渐转向了，以至财产已不再属于绝对的私人领域，对财产所征收的税率却在不断提高。
譬如，一个美国人死后留有遗产2000万美元，但其中近1000万美元要上交给政府，试问，这又如何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说？这与部分没收有什么不同吗?
讲这些，也不是说不需要保护私有财产，尤其是当前社会，但确实要强调，私有财产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富人对财产的使用在任何时期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随着社会发展而加强，这也是复杂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第三，私权的保护有赖于健全而透明的制度安排，需要“以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但问题是，这是否就如田国强所宣称的，“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
事实上，一个有效的市场必须存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机制，有为政府的主旨就在于此。例如，由于一些技术和产业创新领域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导致民企没有能力或不敢进入，那么，好的有为政府就能够提供相关支持。
再比如，由于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一些个人或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可能会损害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那么，好的有为政府就要设定一些规范来制约相关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效的政府也就是有为政府，如何又要规定为一个先验的有限政府呢？田国强强调：“政府要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而不是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过多的作用。” 问题是，什么叫“过多”呢？
要界定这一点，就首先必须搞清楚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失灵的表现，从而确定政府的作用范围。同时，在政府的应有功能确定后，就要保障政府做它该做的事，这种制度安排也有赖于一个有为政府。
所以，加尔布雷思指出，“政府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政府是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也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公共资源分配，以及在环境破坏和有名无实的规章制度方面，政府都难逃其咎。因此，它自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要解决这些问题，还不得不依赖政府自身的努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1）有为政府与强国富民并没有逻辑矛盾，如西方民族国家兴起之初首先注重的就是富国，并由此推动了经济大发展，并产生了相应的重商主义和历史主义思考和政策主张。（2）私权和公权之间也并存在截然对立关系，两者的集中都会危害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从而良善社会需要在私权和公权之间取得平衡。
（3）不同时代对私权和公权的享有和限制存在差异，这与社会权利的拓展程度密切相关，这也是自由主义复杂化发展的基本趋势。（4）有为政府并不意味着公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是要形成真正体现人们诉求的公意，这才是民主的真正本质。
当然，不可否认，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成熟而高效的有为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常常乱为。即使如此，针对目前社会经济的混乱状况，我们也需要对原因仔细加以辨析：有多少是政府乱为造成的？又有多少是市场固有缺陷造成的失灵问题？有多少是因为特定时空下市场不完善而政府却无为造成的？又有多少是源自政府“乱为”和市场缺陷这两者的恶恶相加？
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在建设有为政府时详加探究，有为政府绝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需要锲而不舍的探讨和努力；同时，有为政府也绝不等同于包含了“乱为”的全能型政府，而是非常强调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必然有作用边界。
与此相反，流行的有限政府往往也是先验的和绝对的，甚至退化为相对于传统全能型政府的另一个极端；显然，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在实践中往往更容易也更经常发生，但潜含的问题可能同样的大，因为有限政府的“无为”往往会放任市场的破坏能量。
三、模仿式市场化改革是否有效可行
田国强认为，中国的大改革方向必须明确，这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松绑放权。为了论证这一改革方向的极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田国强分别从理论内在逻辑分析、历史比较分析及量化实证分析三大视角切入。
（1）在理论基础上，田国强援用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而强调，“政府不要试图建立面向市场、社会的全面合约，将剩余控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不能很好解决信息和激励的问题，从而其资源配置效率也是极低的”。
（2）在历史实践上，田国强认为，“中国的松绑放权改革就是对不完全合约的确认和产权的再划分，把激励搞对”，“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随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是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关键一跃……是依靠市场化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3）在计量分析上，田国强借用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的工作论文证明，“改革与不改革，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由此，田国强强调了“坚持还是不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市场化的改革到位不到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但是，由此来否定有为政府却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我的理解，有为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反而积极推动改革；也从来不否定现实世界中还存在大量的政府乱为现象，反而积极推动相关领域的市场化。
也就是说，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根本不矛盾，相反，正如林毅夫指出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互补关系，尽管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所理解的有效市场也存在内涵上的差异。
同时，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在改革路向上也不存在本质性不同，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如何理解市场化改革？“三化”本身是否应有个界定或限度？根本上，这又源于对现实市场机制缺陷的认识上存在差异。
首先，我们对田国强的上述论证逻辑作一辨析。
（1）田国强以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来否定有为政府，但这种批判实际上树错了靶子；因为，它将有为政府等同于以前的统制政府，将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当成了统制政府下的经济计划。
其实，有为政府从来不会寻求占有更不要说独占剩余控制权，也不是要扩建所谓的国有企业；相反，有为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制，或者说构建市场和政府两大机制互补的市场社会主义。
（2）田国强将中国改革成就归功于“三化”改革并以此来主张“三化”改革的维持和继续，但这显然无视市场化改革中已经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事实上，即使在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也呈现出明显的无序式，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并最终将难以维持这种高速增长态势。因此，有为政府从来未否认过去几十年改革的总体成就，但强调目前也应该到了审视市场机制内在缺陷的时候了。
（3）田国强借计量分析而将现实社会问题从市场化改革中排除出去，但这种做法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按照同样的计量逻辑，我们也可以将很多现实问题（如农业凋敝、农民困顿、收入拉大、贪污腐败、看病困难、社保解体、环境恶化）归咎于市场化改革问题。
进一步地，针对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路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是否存在一种不变的市场？如果市场是可变的，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审视现实市场是否合理的问题。
其次，我们对田国强的科学研究逻辑作一拷问。田国强在很多场合强调论断的得出应该以科学方法为基础。那么，何为科学的方法呢？现代经济学认为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计量分析，认为计量分析结论以大量数据为基础，从而是客观的，也就是科学的。
但是，实证分析的客观性实际上只是一种虚构：无论从数据资料的选择还是从分析工具的选择都充满了主观性。 基于数据比较的计量分析也是如此，因为不同时空下的其他变量根本是无法得到控制而稳定不变的。
试问：迄今有什么计量文章真正控制住了其他扰动因素？有多少计量文章真正满足了穆勒170年前提出的五大比较逻辑方法：一致方法、差异方法、剩余方法、伴随变化方法和契合差异并用法？
我们回到田国强的研究逻辑：
（1）“所谓科学，其核心就是通过控制实验，即将其他影响因子固定”；
（2）分析中国改革成就的成因也“应该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以辨析出哪些改革举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差异因素，而不是拿其他国家的经验来作对比”；
（3）中国改革前后，“除了固定的因素之外，新的因素是：较大程度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由此可以得出“中国巨大成是因为‘三化’改革”这一结论；
（4）相反，“如不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改革，只是认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当地拿他国进行比较”，就会犯拿鸡和鸭比较的类比错误，因而林毅夫拿其他国家对比就得不出科学结论。 也就是说，田国强认为只有通过控制实验才能得到因果关系的推断，并由此驳斥林毅夫从中国和苏东转型绩效的对比所获得的结论。
问题是，田国强将中国转型成功归功于“三化”改革就通过控制实验了吗？实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以及罗德里克等人都指出，随机控制实验并不适用于全国性的政策和制度变革，因为不可能将全国的人随机分成有变革和没有变革两组来检验变革的作用。
同时，比较分析本来就有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尤其是，如果纵向比较由于变量众多以及变动而无法控制，那么，横向比较也就是一个重要的替代手段。
其三，我们市场化改革的当前方向作一探究。田国强强调，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根本上是由于市场化不到位所造成的，因而突破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也就在于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制度改革。
这里的问题是：何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是指总量上的比例不足还是结构上的不合理？从现实表现来看，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应该包括这两方面。
但是，新古典经济和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往往只关注总量上的比例不足，从而一个劲地鼓吹“市场化”，却不去认真辨析哪些方面的市场化有待加强，哪些方面的市场化则需要加以规范和遏制。
很大程度上，这也正是源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抽象思维，以致在实践中它往往不再将“三化”仅仅当成手段，而是将之作为不变的目标；相应地，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就不会正视迄今为止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反而以其他因素进行辩解。
而且，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总是存在各种复杂的因素，因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总能找到辩解的理由和依据。也正因如此，田国强说，“长期以来中国改革所坚持的松绑放权经济自由化（经济主体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贴上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或休克疗法的标签给予否定。”
显然，如果推进优化目前市场化结构的改革，那么就要防止和突破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禁锢，就需要对市场机制的优劣以及现实表现作更深入的剖析。然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把欧美市场当成理想的存在，从而倾向于模仿和引进欧美的市场模式。
问题是，欧美的市场机制就是我们所想建设吗？难道欧美市场经济所暴露出的问题还不明显和严重吗？即使目前美国社会还有很强的经济活力，我们也需要清楚美国所具有的独特条件，而这些独特条件在当前中国往往并不存在，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也做了初步说明。
其四，我们对模仿式“三化”改革的结果进行审视。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三化”政策主要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学说和欧美社会的现实制度，因而“三化”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引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模仿或照搬。
但任何制度都隶属于整个社会相容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如果直接照搬，那么往往就会出现与本国其他制度不相容的情形；尤其是，如果缺乏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足够认识，基于“三化”所引进和发展的市场往往也会是彰显其恶，并与本国就有制度的恶结合在一起而产生恶恶相加乱象。
正是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很多原社会主义国家都将原本为提高效率而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当成了目的本身，变成了“为改革而改革”，“为市场化而市场化”， 乃至工具和手段蜕变成了改革的根本目的。
同时，正如林毅夫指出的，一些学者将“三化”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把改革的目标当作改革的手段，不仅忽视了许多问题的内生性和发展的阶段性，也无视“三化”发挥作用的条件性，从而往往将现实问题简单化，而找不到真正的问题。
譬如，在当前中国社会，传统的公权力滥用和新近的市场失灵就畸形地结合在一起，乃至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今天的农民在无需找‘市长’的场合，‘市长’却非要找他们不可，而在需要‘市长’之时，‘市长’却往往拂袖不管，还振振有词地要人们‘不找市长找市场’。”
正是基于这种现象，有为政府的建设也就需要提到改革日程上来：必须建立良好的制度安排以确保政府承担起应尽职责。然而，针对这些严重的失职或卸责行为，一些经济学人却乐于为之进行辩护，以至这些“无为”官员往往被吹捧为真正懂得经济规律的管理者，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事实上，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捍卫何种市场经济？究其原因，现实市场往往并非合理，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捍卫现实市场经济。
其五，我们对看待市场化改革的态度作一说明。缺乏对市场机制的深入理解而简单照搬欧美国家，往往会造成比欧美国更为混乱的社会秩序。当然，田国强否认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照搬式的“三化”改革造成的，他质问道：“世界上有照搬的例子吗，谁照搬了？谁能做到照搬？不是该不该照搬，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照搬，因为所谓‘照搬’就是原封不动地复制造。” 这可以从两方面作一辨析。
（1）不可否认，绝大多部分的市场化改革都在照搬，而且，很多经济学人也极力主张照搬。例如，文贯中就说，“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共识是其浓缩，‘三化’是其提倡的部分内容……共识提炼出了决定发达市场经济的10条共同的规律性特征，因而对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单独讨论其中的每一条，包括林毅夫在内的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确认无误，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问题是，丰富复杂并在不断演化的市场经济果真可以简化为这10条“共识”吗？将市场机制如此简单化究竟是对市场认知的贡献还是对市场改革的误导？如果说“共识”的化，又是谁的共识呢？为何还有如此多的人包括大量的经济学家反对呢？
（2）尽管“华盛顿共识”一直在鼓吹照搬，而且照搬已经成了风潮；但是，受各种条件所限，完全彻底的照搬往往又几乎不可能，从而“三化”的市场改革也带有强烈的选择性。正因如此，在逆向选择效应的驱动下，现实世界所呈现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照搬，往往是舍弃精华取其糟粕的学习，从而必然会比所模仿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困境。
有鉴于此，文贯中又说，将这种问题归咎于照搬并以此宣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破产是“令人十分不解。这犹如说，美声唱法学通的人固然达到余音袅绕，美不胜收的境界。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人学了很久，仍然五音不全，鬼哭狼嚎，美声唱法显然破产了？
常识要求我们问一声，是学的人自身方法和技巧有问题呢，还是美声唱法本身有问题？” 固然美声唱法的道理和价值不可抹杀，难道就因此要求每个人不管他的先天条件如何都来学习美声唱法？
进而，我们从很多人学习美声唱法的失败中得出结论：要求每个人都学美声唱法这一共识破产了。试问，这种说法有什么逻辑问题吗？
回到市场化改革这一议题，现实市场的混乱固然不能说市场破产了，但我们却可以说，要求所有国家都照搬西方市场模式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共识破产了。
最后，“劣币驱逐良币”也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学习规律。从人类历史经验看，在争斗中被打败的弱势者往往会采取激进方式来学习乃至模仿优胜者，但他们所学习和模仿的往往都是那些表面的且糟糕的东西。
例如，当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向欧美学习时，不是学习它的人道、宽容、博爱以及创新精神，而是学习和仿效它的扩张、掠夺和征服，不是引入基于宗教传统的精神文明，而是强化基于功利传统的物质文明，以至日本很快就变得比欧美还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深受其害。罗素就说，“只要是欧洲人对中国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过，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中国经济学人往往不是诚心学习西方学者对学术的执着和求真精神，不是努力借鉴西方高校的学术风气和学术制度，而是极力照搬主流刊物中的形式规范，机械模仿展示智力的数理方法，这导致中国经济学界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弱势者的学习和模仿往往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且往往是逆进步的。
究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失去自信的人或群体往往机械地模仿优胜者的显性特征，而这些显性特征恰恰体现了优胜者的低层次的而非高层次的特质，往往不能代表它的精髓反而更可能是糟粕。
（2）精髓的东西根本上体现了社会文明以及社会合作的价值取向，这需要具有“克己”私欲或“节制”短视的理性，而主导这种模仿的社会大众往往不具有这种能力。
（3）由于失败者曾被拥有这些显性特性的优胜者所打败，这些显性特性在失败者眼里就潜含了野性的魅力，失败者也希望通过学习和仿效这些特性而有一天不再受欺侮，甚至可以成为优胜者而欺侮他人。
由此观之，在当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有为政府的建设中，我们也必须充分考虑这种逆进步的学习规律或现象，必须对事物的糟粕和精华有清楚的剖析。
四、改革路向纷争背后的意识形态
上面的分析论断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逻辑思辨的基础之上，逻辑思辨的特点是多元、开放和综合，因为它不会执着于特定的形式逻辑，也不固守一元主义的态度；因此，这也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化我们对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深刻认知。
当然，长期以来，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人往往习惯于特定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沿着一元主义的封闭路径展开理论研究，并由此获得坚信不疑的结论。
实际上，这反而在创造一个教条和神话，费耶阿本德写道：“信仰神话的人们其心理态度可以概括为完全和毫无迟疑的接受态度，神话叙述着真理，并且不可能错误。假如将神话应用于现实或理解现实时出现问题，这并不表明神话自身有缺陷，而是应用神话的人们自身有缺陷，他们没有理解神话所传递的明显信息或者没有遵循神话的要求，神话自身是毫无错误的。”
同时，这个教条或神话往往也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甚至也来自经验，但这个经验往往是残缺的。例如费耶阿本德写道：“神话并不是与现实世界明显对立的虚构想象，而是被无数直接和有力经验所支持的系统思想，并且，这种经验似乎比用于建立现代科学的精密实验结果还更有吸引力。” 目前的政府功能和产业政策之争中也潜含了这种神话困境，这里继续作一说明。
林毅夫强调，“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 田国强认为，林毅夫这种提法是在给主张市场改革的人贴政治标签，将使人不敢再谈市场改革。田国强写道：“这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上升到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高度了”，从而泛意识形态了。
田国强又强调，“上纲上线是大家都害怕的事情，如果动不动就贴上一个标签，谁还敢或还能谈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改革建议。一旦用一种贴政治标签的意识形态化做法将其否定，很可能会招致颠覆性的错误。”
确实，学术争论应该局限在“道统”范围内，不应该上升到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层面，更不应该借助“政统”来压制学术争论，否则，失去独立性的“道统”必然会解体。
实际上，维持“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是笔者长期以来的坚持，坚信真正的学者绝不会故意地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必然会谨遵韦伯有关学术与政治分业的教导。
事实上，笔者也相信，林毅夫和田国强等人都是有志于学的学者，因而他们之间的政策差异就主要源自不同的学说基础。
譬如，林毅夫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持续深化改革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并且，还积极主张通过深化市场改革，将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干预扭曲取消掉，从而完成从双轨制向市场单轨的过渡。
从多元主义的学术视角来看，笔者认为，“打破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提法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宣誓，不如说是一种致力于摆脱传统思想禁锢的学术态度，它强调无论是对市场认知还是市场化改革都不能有唯“三化”是从的教条倾向，而更应该以开放多元的视角加以辨析。
同样，笔者相信，田国强也绝不乐于进行政治宣誓和意识形态论战，他所有的论断也都努力根基于逻辑的和数据的分析，这也是他强调的科学的方法。
但是，从神话的一元主义特性看，强调坚持新古典自由主义和坚持“三化”不动摇，却带有很强的僵化性和保守性，也可以看作是在塑造一种神话；同时，这种神话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建立而产生一种横向的自我强化效应，通过课堂上灌输式的传导而产生一种纵向的路径依赖效应。
费耶阿本德写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只有当你宁愿用多种可供选择的备选理论而不是用单一理论或‘经验’进行工作。
这种理论的多样性必须被认为是知识的最初阶段，这一的阶段在后来的某些时候会被一种真理所取代”；“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并不会满足于人们关注的理论以及用一种直接的方式对理论进行检测。既然知道了最为基本的和一般的批判是借助于备选理论来完成的，那么他就会试着去发明这样一些备选理论……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也即意味着他是批判的。批判不仅在怀疑主义的抽象原则上，而且是在具体的各种学说之上进行的，这些学说表示在每一个案例中已被接受的思想怎样被进行进一步检测和研究，它因此而为我们只是发展的下一步做好了准备。”
在某种程度上，基于特定逻辑形成的教条式论断往往更近似于一种政治性口号而非学理性探索，尽管提倡者本人并不一定会意识到。所以，当田国强说，“理论探索一定离不开一个开明、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理论探索无禁区，思想解放要先行……理论探索必须要超前，对现有改革的不足之处进行理论剖析，通过内在逻辑的推演指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可能结果。”这显然是对的。
但是，当田国强又说，“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本质差别在于，是着眼中长期发展还是着眼短期发展，是强调改革还是不强调改革，是落脚于国家治理还是不落脚于国家治理。”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带有某种教条性，甚至上升到了某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因为它通过将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差别定性为强调改革还是不强调而上升到了政治正确性问题，并通过未来方向确定性的判断而凸显己方主张的合乎时代性和他方立场的落伍性，乃至把市场化、有限政府等都神圣化了。
文贯中宣称，“正当中国成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和最新旗手的时候，国内外出现一股反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逆流。一些人更无端猜测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的动机，认为他们不怀好意，目的要搞垮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想混乱的逆流如果不及时阻止，不但有害中国自身改革的深化，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旗帜的中国要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也将面临极大的意识形态阻力。”
显然，其中所使用的诸如“旗手”“逆流”“旗帜”“反市场化”“无端猜测”等强化自己立场的措辞显示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
当然，现代学术争论中意识形态和上纲上线的威胁往往不是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制，而主要是来自那些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往往体现为学术的主流趋势；正是依靠这种主流信念，一些经济学人往往倾向于漠视、压制和扼杀那些批判和反对传统智慧的声音，乃至就形成了一种基于“多数民主”的极权主义。
相应地，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的渗入往往就不再以命令或说教等传统形式呈现出来，反而越来越以科学和理性逻辑的面貌出现。事实上，正如麦克罗斯基所说，大多数貌似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增加说服力的措辞。
而且，这些论断还总是会以案例或经验事实作为依据，在很大程度上，数据和案例也成为增加说服力的一种措辞，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显得客观，从而满足当前科学主义的要求。
费耶阿本德就写道：“神话绝不是强加在同它们没有关系的事实上的梦想，相反，一个好的神话能够引用许多对它有利的事实，它有时甚至比今天受到高度赞誉的科学理论更坚定地根植于事实。”
有鉴于此，我们在审视一个观点或论断时，就需要警惕陷入以特定案例或证据所构设的陷阱，而要展开充分的思辨式考问。譬如，田国强说，科学的核心在于通过控制实验将其他影响因子固定后进行比较。
但实际上，无论是计量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根本上都没能满足这一条件。再如，田国强认为通过控制实验科学方法就可以得出中国的巨大成就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但实际上，当宏观环境很不稳定时，根本就无法通过控制实验得出所谓的“科学”结论。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