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靖：作为一个东北人，怎么看家乡的问题？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东方靖】
这几年，从媒体到坊间，关于东北的问题，不时会热闹一阵。作为一个东北人，在感谢各方关怀之余，也想说说自己的看法。
东北（为方便，本文仅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不含内蒙部分）有问题，这是公认的，无论是数据上还是感觉上。但谈到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法却不那么统一。
从国家层面，一提要解决东北问题，媒体上说的最多的就是给东北多少亿的钱，但给了几十年，东北的情况似乎并没多大起色。
在某些老百姓的眼里，则简化为一个腐败问题，而且是“全民腐败”，我一位朋友甚至下结论说，把东北这茬人都换掉，才能解决问题。
很多经济学家谈的是解决体制问题，甚至发明了隐性体制这样一个名词。当然体制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最后都要落实到人身上。
所以归结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似乎就是解决东北钱和人的问题。但真是这样吗？
我的看法是，首先要搞清楚东北是什么问题。
官方的说法是：“科技与经济发展融合不够，偏资源型、传统型、重化工型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变化，新兴产业发展偏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则围绕着市场。比如“多位在东北土生土长的专家和企业家”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东北问题的根源不在表而在里，东北特别是各级政府思想保守，没有真正解放，没有经过真正市场的洗礼，一味指望中央，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意识上、理念上的不思进取、不思改变，恰恰是制约东北发展的最大软肋。”
这些说法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好像几十年来谁都知道这些问题，却一直没解决这些问题。从全国范围看，这些问题在其他某些地区或多或少也存在过，既然别的地区能解决，就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
下面便来梳理一下这些所谓的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人
网上和日常生活中谈东北人“劣根性”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东北人是怎样一群人呢？
首先，东北人不是民族（种族）和区域族群概念。东北生活着55个民族（主要和特色民族有汉、满、朝鲜、蒙古、回、锡伯、鄂伦春、鄂温克等），其中汉族人口约占91%（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下同），与全国范围内的汉族比例（92%）基本吻合,属于标准的融合的中华民族。
自唐宋到解放前，因为战争、饥荒等因素，东北就与山东、河北、内蒙甚至其他内地省份进行过多次双向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建国后，因为生产建设的双向支援和上山下乡，同样出现了大规模的双向流动。由于不断地和其他地区进行人口交流，没有形成像台湾、西藏那样相对独立、封闭的族群结构。
所以从血缘族群上讲东北人与中国其他地区没有差别。
其次，东北人不是“少教育”的地域群体。东北高等教育（大专以上）和中等教育（高中以上）程度占比分别为10.4%和15.4%，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8.9%和14%），三省分别列全国4、9、13位，均在前三分之一队列。无论历史和现在，东北人在科学、文化、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均人才辈出，比如谢家麟院士、顾秉林院士、杨利伟、翟志刚、萧红、端木蕻良、孔令辉、王义夫……至于演艺界的名人就更不用说了，没了东北人，不知道多少剧组“药丸”。
所以东北人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群相比，不存在教育和文化差距，即使有，也是领先而不是落后。
第二大问题——钱
首先，至少东北以前不缺钱。1978年除港澳台，辽黑吉GDP排名分别为3、8、18，近三十年一直呈下滑趋势，到2015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总量分别列全国第10、21、22（人均GDP为9、12、21）。这些数据虽然令人沮丧，但这种从有钱到没钱的趋势反而说明缺钱是结果和现象，而不是原因和答案。一个佐证是，2014年辽吉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8、14、16，均位于上半区。
其次，东北不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中国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显示，1995年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就在全国七大区域(东三省、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六省、大西北、大西南)中排名第二位。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城镇化，2013年辽、黑、吉城镇化率排名分别为5、11、13（66.5%、56.9%、54.2%），辽宁的指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从产业基础看，东北的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工业体系的完整程度更是公认全国领先。这说明原来挣钱的本事并不缺，钱本来不成问题。
东北到底是什么原因衰退了呢？在我看来，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东北的兴衰与中国整体发展战略和机制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建国以来，东北一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东北人口少，土地肥沃且便于大规模机械化耕种，资源丰富，加之工业基础好，位置安全（抗美援朝的胜利和离北京较近），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所以是参考苏联计划经济进行发展的最佳试验地。
事实也是如此，东北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和迅速，领先全国率先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在三省中最落后的吉林省，其省会长春，因为在晚清、民国、伪满和共和国多个时期的经营，是全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成绩是在如下条件下取得的：
第一、西方的经济封锁，使东北的资源优势（石油、煤铁、交通运输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仅以大庆油田为例，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到2007年，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8.21亿吨，占同期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47%。
第二、国际政治形势和政策优势使东北地区从资金到技术得到了优先照顾和发展。在新中国工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东北占了57个，占了三分之一还多。
第三、计划经济下人力的无偿调拨，使东北拥有了人员优势。以鞍钢为例，一五期间，全国除西藏、青海等边远地区外，为鞍钢输送了8704名各类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当年这些可都是稀缺品。
由于东北雄厚的工业积累，一方面使其自身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南方的危机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开放的紧迫感以广东、福建为中心呈辐射状衰减）；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后方基地，东北做奉献的时候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下，自从1978年开始，东北踏入经济衰退的轨道当然是大概率事件，不过中间有几次“回光返照”而已。
对东北经济的第一次冲击是双轨制
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再分配政策，它的实施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财政的集中领导，二是计划外的生产结余。这种过渡性政策，一方面的确打破了计划经济下僵化的资源分配方式，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让国有企业付出了超出其承受能力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虽然国有企业可以出售计划外结余获得超额利润，但这种超额利润在高度计划的体制下，却很难转化成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这个问题可以详细解释一下。也就是说，通过给干部职工发奖金等方式全部花光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扩大再生产就会遇到体制上的障碍，超出计划的生产是没有原材料和配套资金供应计划指标的。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价格双轨制条件下，这就给供需双方带来了经济和道德难题：经济上是定价问题，因为当时没有完善的市场价格发现机制；道德上则更加复杂，很难分清当事人对价格数量的让步，是出于个人政治经济利益还是对本企业长远发展和政治经济环境的考虑。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大部分国企而言，这样做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资源稀缺和信息不透明使市场机制失灵，甚至演变成权与利交换的机制——条子代替计划命令。在许多国有企业内，一方面由于僵化的分配体制限制，另一方面由于领导或不敢于突破，或萌动私心，没能使这种计划外的收入发挥积极作用。双轨制的价格差几乎完全转换成了“倒爷”的利润和干部职工的小金库。
提起小金库，当年东北像样点的企业都拿账面的结余开办了不少度假村、老年实业这样的三产，不上账的就让工人干部拿去到这些地方消费，循环回来就进了领导和相关个人的腰包。
记得当年辽宁的娱乐产业特别发达，处处以港台为榜样，甚至远超过广东上海，沈阳的夏宫、鞍山的众多洗浴中心和夜总会领先其他地区若干年。1995年我在辽宁接待北京金融机构的客户时，客户仍然大为惊讶；我家所在的矿山还利用卫星广播接收设备和内部有线电视网络，直接向职工住宅楼转播当时只有涉外饭店才有的香港卫视节目。
沈阳夏宫最终被爆破拆除
可以说小金库使东北一些地区“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但显而易见，这些和生产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使国有企业从双轨制中得不到丝毫助推发展的好处，反而因为缺乏经营决策的自主性带来了竞争劣势。
许多地方也遭遇了类似问题，但作为资源开采业、重工业和初级工业品集中的东北，无疑是受伤最重的。
东北同类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它自成一个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的完整体系，更由于企业办社会的国企属性，使每个企业带来的道德成本不仅扎根于企业内部，而且还外溢到本地区其他企业和全社会。
作为当时向全国供应工业品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这种关系也必然向上向外延伸，这样一个盘根错节、上下贯通的腐败生态体系就形成了。
第二个冲击就是东北的大下岗
坦白说，下岗也是政府的一个无奈选择。东北国有企业当年的职工规模臃肿到可怕的地步。以辽宁鞍山钢铁公司为例：1994年鞍钢全民所有制职工19.2万人、集体所有制职工18.5万人，还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离退休职工12万人；这50万人的工作岗位，除了主体生产企业和配套生产企业外，有十几个医疗单位、十几所中小学、80多个度假村等等，甚至还有一个偏远矿山的殡仪馆。而当时鞍钢仅800万吨钢铁，人均产钢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1／50。
在彻底打破计划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后，这50万人的吃饭方式变了，国家原来是给50万人的饭，现在改由市场给饭，市场只给800万吨钢的钱，可这些钱能买多少饭？结果可想而知。这在整个东北都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在一些煤矿城市，已经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这种困难和紧迫性就更突出了。
我的父母是普通工人，他们说起下岗问题时也表示，当时就很清楚，不搞下岗早晚都完蛋，而且很快就会完蛋。
当年全国都在下岗，但东北三省由于产业结构的原因，受到的冲击格外大。
一是下岗的企业人员绝对数量大。以上面鞍山钢铁公司为例，1995年鞍山市总人口333万，市区人口164万，市区非农业人口125万，也就是说鞍钢职工占了市区非农业人口的40%，细想一下，整个鞍山市，除了鞍钢职工和其家属，余者寥寥。
由于没有准确的数据，我们只能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推测：有据可查的是，自1995年到2005年这10年间，鞍钢主业人员从10.57万人减少到2.48万人，那么根据这个比例，全部下岗人数为30万人，是整个市区人口的20%多，平均每年就有3万人失业，由于这种减员是单向持续性的，失业率是积累性的上升。
二是缺乏能够承接下岗人员的其他产业岗位。其实东北的下岗并非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东北在原来计划经济下，城市中的一些为重工业进行轻重搭配甚至是性别搭配的产业（如棉毛纺厂、服装厂），因为缺乏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已经率先开始被淘汰，比如沈阳防爆器材厂就是建国以来第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谈婚论嫁，工人家庭的家长掂量对方，从上到下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大型国企的全民（全民所有制，下同）＞大型国企的大集体（集体所有制，下同）＞市政国企的全民＞街道大集体职工。这是因为后两者已经是下岗和隐性失业了。
这些前期失业者实际上已经占据第二、三产业的大多数岗位，这些岗位已经能够满足全部城市的配套生产和服务性需求，等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已经没有多余的岗位和行业来容纳新下岗的职工了。
三是自身消费市场容量狭窄和产业结构单一，难以创造就业机会。尽管科技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但东北产业结构单一，下岗职工缺乏除原岗位以外的其他技能，使东北难以参与到能够吸纳大量用工的消费产品生产竞争中来，比如电子消费和服装产品；由于下岗人数越来越多，家庭收入的降低带来消费萎缩；这两个原因造成能够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消费市场非常狭窄。仅仅在国内贸易（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中短途汽车运输）能够吸纳有限的失业人口。
说起当时的零售业，东北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小食品杂货店里的麻将馆。我上学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比较紧张，也开了一家这样的食品店，店里放张桌子供邻里打麻将，很多下岗职工就像上班一样准时来但不准时走，经常是一日三餐都在店里解决；更有些人下了岗没事干，出于社交需要，不玩干看。
有年冬天公安围堵逃犯筛到我家店，清点店内人数时竟然有十九人，我家店面一共十四平米，一面墙的货架、一面墙的啤酒饮料箱、两个两米长的冰柜、一个冰箱、一个蜂窝煤烧水炉、一张晚上值夜的床，再加上两张打麻将的桌子，能站人的面积不超过四平方米，我母亲至今想不出怎么能站下这么多人——你说这些人得有多闲多无聊。
由于店小容纳有限，一家小店不能满足需求，因此类似的店在住宅区里的密度相当大，数量非常多，最多的时候我家附近20米半径内就有三家，当然有的就干脆开成麻将馆。当食品杂货店被小超市业态取代后他们的出路也是小麻将馆。
从大下岗开始，类似的打麻将现象就伴随着企业的衰退。2003年7月，某企业职工因停产无所事事，在家属区楼房前后，到处可见三五成群打麻将的人。（新华社）
四是家庭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缺乏低待遇就业和外出打工就业的动力。因为多年来造成的城乡差别，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城市下岗工人与入城打工农民工相比，在对就业岗位和收入的要求上有很大的不同。农民除了拥有集体土地租赁权外，是“绝对”贫穷，所以能接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较低收入，更可以在不影响农忙的情况下从事短期工作。工人因为工业化和城市福利的原因，缺乏农民的就业紧迫性。
顺便插一句，由于东北人口少，土地富饶肥沃，所以东北农民的劳动强度、时间比其他地区小，收获却较大，据我祖母讲，我家逃荒到吉林（伪满）时已是深秋，就去捡拾当地农民遗落在地里的粮食来充饥，这在关内是不可想象的。
90年代东北的大批职工下岗不仅使东北生产和消费萎缩，更大后果是一大批技术工人在最黄金时期没有为自己和社会创造并积累财富，也使技术传承形成了断代。这样在新世纪到来时，东北的“包袱”没有了，但包袱里的“给养”也没了，由于人力资源的缺乏，使东北地区对比其他沿海和部分中部省份完全失去了人力和技术比较优势。
（关于东北的产业和财政金融政策等衰退原因，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安生的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9a2620102x3dr.html说得比较具体，可移步参考）
综上所述，东北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逐渐失去了在原来计划经济下的自然资源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它的衰败是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和逻辑原则的。
这样，问题的答案就明白了，但并不简单——解决东北经济发展的困境，就是恢复其全部或部分的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
先说给钱。既然我国目前还处于国有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单纯的钱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钱怎么花，比如国家每次拿出的振兴东北的资金，动辄百亿貌似不少，但其实呢？辽宁省发改委原主任王金笛曾表示，未来五年辽宁养老金的缺口有可能达到2546亿元。振兴东北的资金与之相比，都抵不上个零头。所以缺乏金融杠杆和产业激发作用的资金，是谈不上任何优势的，只能吃光喝光。
再说给人。这个就一句话，没钱哪来的人？
技术呢？接上句，没人哪来技术？
最后是制度。
我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已经表明了这样一条规律，无论是最早的沿海开放十四城市，还是后来的上海浦东、长三角，拥有制度优势并能充分利用的，都能自我克服并解决其他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制度万能，也不是说像某些砖家那样一切都归咎到“体制问题”，而是说在东北这样钱、人、技术都不足的地方，制度的作用格外重要。
但东北绝非国中之国，东北的体制难道与国家的不同吗？答案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东北的问题，并不是其他地方完全没有，而是不那么典型，也不那么集中，或者被其他问题所掩盖。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东北的问题不能简单说是落后了，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其经济和社会形态在往后工业、后城市化的时期转，但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没有转好。要警惕现在发生在东北的问题，同时在其他地区发生并恶化。
我们可以拿最典型的干部腐败做例子。“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但东北很多地区的干部中存在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作为国有企业高度集中，占当地经济绝对比重的东北，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这种现象就不再只是企业问题，而成为社会顽疾。进而，许多东北人也不再相信法律、政策、规范，凡事讲关系成为东北的基本常识和基本习惯。于是，社会正向激励调节几乎失效。
在一些腐败比较严重的地区，民众对腐败问题和反腐也有着复杂心态，其实就是沿着像东北一样的一条路径在往下走。这也正体现出大力反腐的必要性。
一些所谓专家学者也开了很多药方，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有四味常用——“民主”、“市场经济”、 “开放（国际化）”、“技术发展”，但我对这君臣佐使四味药颇有疑问，那就是：
一、民主是否是解决官僚体制弊病的有效手段？
二、市场经济能不能在统一的体制规则下调节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三、我们如何避免那些所谓“开放经济体”的覆辙？
四、技术发展造成的专业壁垒进一步加大是否加剧并固化阶层分化？
这些问题，目前的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是没有答案的，也许有个把成功案例，但那些案例却从来没有在其他相似的经济实体或政治实体成功复制过，所以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行之有效的理论，有的只是俄罗斯“休克疗法”这样的反例。
回到我们问题的初衷，可以发现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既简单又复杂。那就是，到底是以东北为契机（试验田）大胆地推进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还是等其他地区发展的经验成熟了再施行于东北。
我的看法是，从时间和机会成本来说，应该是前者，理由如下：
一、东北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如改革开放前那么重要了。俄罗斯的弱势和边界划定使东北的国防安全形势相对松缓；资源面临枯竭，工业整体水平落后的东北，并没有给国家政治经济带来什么大的影响，在工业积累已经完成的今天，东北出产的原材料可以被国外进口替代，初级工业品可以被其他省份替代。
二、拥有强烈工业色彩的东北是工业社会典型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社会化大生产有利有弊，容易产生过多的、特权化的官僚就是主要弊病之一。官僚的存在当然是必要的，否则无法组织社会化管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权化的官僚在葬送前苏联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继续毒害着现在的俄罗斯。从这个角度看，东北的衰败现象与俄罗斯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所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东北的改革将有非常典型的示范意义。
三、本来就不多又逐渐减少的人口。东北作为非民族地区，不存在大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所以也无需因为这两方面进行特殊的政策照顾。客观上，它减轻了重大变革可能带来的就业压力（就业压力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动乱的不定时炸弹），尽管可能由于生产不足带来经济指标剧烈下降（早已发生，虱子多了不痒了）。
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
在东北这么大的区域范围（面积占全国的7.5%，人口为9%）内实行革命性的体制改革，在现有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管控能力下，必然有真空和漏洞，要承担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
目前而言，东北的问题，还不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当然可以允许一个地区只作为原材料生产基地，这对整个国家来说只是一个分工问题，没什么大不了；更何况，东北人口比较少，而且将来或许会更少，因此也不大可能成为多大的问题。但如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不得不面对新的局面。
综上所述，需要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大幅度重新构建经济和社会秩序，才能真正正面解决东北问题。如果成功，这个方案也必能为其他地区在新历史时期（后工业和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发展提供参考。
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改革的深水区吧，不仅需要智慧、勇气，还需要谨慎和机遇，也需要全国从上到下的理解与支持。东北父老，准备好迎接这样的考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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