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为何美国左派右派都说对方“反智”？

美国的左派与右派两个阵营，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自己都是“智”，看对方都是“反智”。FT中文网6日刊文，解读“为何美国左派右派都说对方‘反智’”。文章谈到，在左派看来，右派的“反智主义”体现在出于宗教信仰不能容忍堕胎、不承认全球变暖和“坚持持枪”等方面。在右派眼里，左派的“反智主义”体现在一味坚持政治正确，玻璃心和自我陶醉的傲慢。

原文如下：

美国大选，有选票的吵吵闹闹，没选票的看热闹。坐标深蓝的纽约州纽约市，往年我几乎听不到来自红色阵营的声音。大学四年，同龄人里仅有一个美国女生私下和我说过她支持共和党。她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巴纳德女子学院（Barnard College）。哪怕是在自由派盘踞的哥大，这儿都算最激进的阵地，因此她一直处于“深柜”状态。现在想来她是明智的——11月8日晚特朗普当选之后，在哥大学生的一片错愕声中，是巴纳德的学生率先发起请愿，要求周三停课一天，让大家“平复情绪”。

特朗普和希拉里（资料图）

有意思的是，今年的大选，我的华人朋友里出现了些许支持共和党的声音——与其说是支持共和党，不如说是支持特朗普。原因至少有三。一来民主党常年不把华人选票放在心上，觉得华人投票热情不高，要投就必投亲近少数族裔的民主党。2014年加州民主党推动的一项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更是提出限制亚裔在加州公立大学入学比例，如同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华人移民群体里扔了一颗炸弹。二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承诺让大批非法移民入籍，而合法华人移民大多兢兢业业半辈子，从留学、拿绿卡再到入籍，或是掏出半生积蓄投资移民，难免感到不公，何况非法移民里的鱼龙混杂也使华人为人身安全担心。三来“梁彼得案”之后，华人更加认为民主党偏心其它少数族裔（非裔、拉美裔）甚于亚裔。综上所述，一些美国华人团结起来支持特朗普，向民主党证明华人选票并非他们的囊中之物。当然，有些华人的确是欣赏特朗普的威权形象和啥都敢说的直率作风，这里先按下不表。

除了这些少数的特朗普支持者以外，微信朋友圈里的情绪和脸书上的美国同学群体是同步的：大选之前，他们普遍相信希拉里会获胜，但担心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崛起已经让美国走向分裂；大选之后，更是哀鸿遍野——这个排外、歧视少数族裔、不尊重女性的大嘴巴真当上总统了，那我们国际学生怎么办？我们亚裔怎么办？我们女生怎么办……

更有意思的是，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两个阵营，都喜欢用一个词形容对方：反智（anti-intellectual）。支持民主党的朋友，将特朗普的胜选与历史上的纳粹登台相比较，因为那也是一个“反智反精英”的年代，其后果众所周知。而支持共和党的朋友认为民主党的“政治正确”向来是打着种族平等的旗号来反智，以逃避真正解决种族之间的冲突，如今特朗普当选，也许能带来新的转机。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在美国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派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派的语汇里，分别是什么内涵？

什么是“反智”？

如同很多人文学科里的概念一样，“反智”一词是很难定义的。既然大家都说对方“反智”而不承认自己“反智”，说明“智”肯定是个好东西，而“反智”就是你扣在对方脑袋上的那顶帽子——你觉得对方的问题在哪里，就把“反智”描绘成什么样，“反智”的内涵也变得模棱两可。

通常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是：反智主义是对智力和知识追求的敌意，是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反智主义通常的表现，就是嘲笑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学科，将它们贬斥为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

不仅在西方，这个定义对中国读者也不陌生。“文革”时期的一部宣传电影《决裂》里，葛优他爸葛存壮饰演的教授一本正经地向农村招来的大学生们讲解“马尾巴的功能”。这时候一个农民来请教授为牛治病，却被轰走了。在这个特殊时代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对于“马尾巴的功能”锱铢必较，是教育脱离实际的黑色典型。影片由此号召人们掀起“教育革命”，甚至以手上的老茧决定上大学的资格。这是一场中国式“反智主义”的胜利。幸而随着“文革”的结束，这场胜利暂告一段落，如今的中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大学生普遍受到尊重，“知识越多越反动”也成为历史，被“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共识取而代之。

而在美国，“反智主义”就更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词在上世纪60年代走红，得归功于当时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他在书中追溯了“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宗教起源，让这个词进入了学界的视野。

按照他的说法，最早在美洲大陆上定居的清教徒其实是很重视教育的。哈佛、耶鲁等高等学府，都是清教徒创立的。尽管“萨勒姆的女巫”这种荒唐的迷信事件在新英格兰也偶有发生，但教育和理性始终是时代潮流。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的发生，越来越多的福音派牧师开始效仿中世纪的圣徒，鼓吹宗教热情的重要性，声称“不买一本书才是通往永生之路”。甚至哈佛、耶鲁也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能培养出学生的虔诚之情，而是让学生在人文知识上花了太多功夫。

左派眼里的右派“反智主义”

这种将“反智主义”归咎于宗教热情的看法，基本被美国今天的主流左派媒体继承了下来。说来可能难以置信，今天的美国仍有大量保守人士宁信宗教、不信科学，在美国中部的“偏远地区”尤甚。一件反复被左派拿来嘲笑的事是，印第安纳、俄亥俄、亚利桑那等中部的几个州，至今允许公立学校讲课时不讲进化论，以上帝创世之说取而代之。

保守派出于宗教信仰不能容忍堕胎，也导致了许多被左派诟病为“反智”的言论。2015年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被拍下暗访视频，疑似卷入胎儿器官买卖风波，共和党人趁机大肆攻击支持堕胎选择权的左派阵营。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惠普CEO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流出的视频：“你们看啊，一个发育完整的胎儿躺在桌子上，心脏在跳，小腿在动，而旁边有人在说‘要趁它活着的时候取出它的脑子’。”事实上，暗访视频里根本没有这么个场景，但这番罔顾事实的言论为她赢得了不少教徒的支持。

另一桩让左派匪夷所思的所谓“反智”之举，就是右派打死不承认全球变暖。虽然全球的科学家都站出来为气候变化背书，连美国军方都承认气候变化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共和党人还是死不松口。2014年的一则报道说，当时美国278名共和党议员中只有8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当然，剩下的270人有多少是出于真心，有多少是偏于保守派选民的压力，就不得而知了。

说起美国的保守派，枪支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保守派为了保住手里的那杆枪、捍卫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撒撒小谎的事也是常有的，也常被左派拿去做“反智主义”文章。例如2015年底，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的枪击案余温未消，国会投票是否要禁止禁飞名单上的人买枪，共和党人就极力反对。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还举了个例子，说美国备受尊崇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也误上过恐怖分子名单，要是限制所有上了禁飞名单的人都不能买枪，是不是苛刻了些？事实上，美国运输安全局（TSA）早就澄清过，肯尼迪从没被当成过恐怖分子。但这个坊间传言已经一传十十传百，又被爱枪的右派人士无限渲染，以此展示国家机器的可怕。于是对枪的热爱超过了理智的右派们，也就“反智”地以道听途说作为持枪自由的依据。

右派眼里的左派“反智主义”

美国近几年有个挺出名的神学家叫拜伦·威廉姆斯（Byron Williams），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任由【美国的】政治正确这么发展下去，我们就会陷入一潭反智主义的泥沼。”这句话大致概括了右派眼里左派的“反智”罪名：即一味强调政治正确，不敢说任何可能冒犯少数族裔、LGBT群体和其它少数群体的话，以至闭目塞听、装聋作哑的程度。尤其是近年来，本该是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美国大学校园，因为近年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敏感警告”（trigger warnings）等运动的兴起，政治正确逐渐上升到了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位置。凡是可能引起一部分学生不安的言论，即使是学术讨论，都要三思而后行，甚至予以禁止，称其为“反智”也不为过。

2015年，耶鲁大学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万圣节前，耶鲁的“跨文化事务委员会”特地发邮件提醒所有同学，万圣节的打扮一定要注重其他同学的感受，不要穿模仿穆斯林的服装，不要穿模仿印第安人的服装，不能开其它宗教和种族的玩笑……对此，耶鲁一所学院的院长Erika Christakis有所异议，给她的学生们也发了一封邮件，劝说大家不要过分敏感，即使自己被冒犯到了，也不该对冒犯者群起而攻之，应该站出来理性地说出你为何感觉被冒犯，因为“自由言论和容忍攻击的能力是自由社会的标志”。这位院长的邮件在网上流传甚广，我也反复读过，感觉她措辞谨小慎微、有理有据，没啥毛病可挑。可这封邮件却在耶鲁学生中激起了大规模抗议。当时网上热传一个视频，是一个耶鲁的女学生大声斥责院长，情态几乎有中国“文革”遗风。仅仅一个月后，院长迫于压力辞职。

除此之外，在右派眼里，美国各大学的校园里都遍布着左派“玻璃心”的身影：几年前，罗杰斯大学想邀请前国务卿莱斯来演讲，因为学生抗议莱斯容许中情局虐囚，不得不作罢。当时连奥巴马都觉得过分：“虽然我也不同意莱斯和上届政府的诸多做法，但一个大学或一个国家，因此就在一位前国务卿面前闭目塞听，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还有密苏里大学，因为学校的黑人群体在白人为主的校园里感到“不安全”，几次偶发事件引起了大规模学生运动，以黑人为主的橄榄球队绝食抗议，逼迫校长签署他们定的“条约”，要求校长保证学校黑人教授比例，还逼校长承认自己有“白人特权”。最后这起风波也以校长辞职告终。

远的不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理智的思考也常常让位于左派汹涌澎湃的政治热情。特朗普当选的第二天，学校举行“大选结果讨论会”，欢迎全校同学参加。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理性的讨论，甚至应该邀请在哥大占极少数的共和党派同学来阐述一下他们的看法。但我显然是太傻太天真了——整个“讨论会”俨然一派追悼会的气场，主持会议的教授默认大家都为希拉里的败选痛心疾首，鼓励同学们“互相安慰、共渡难关”，就好像美国那些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的选民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根本不值得讨论似的。事实上，现在看来正是左派这种自我陶醉的傲慢态度，使右派保守人士对所谓“自由派精英”越来越反感，报复性地投向了特朗普这个半吊子共和党人的怀抱。

左右阵营对“反智主义”有如此不同的定义，而且近年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或可归结于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发展。遥想几十年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报纸、杂志、广播频道。这些媒体为达到最大的发行量，也宁肯发表折衷的观点，不愿开罪任何一方。传统的媒体道德，也敦促媒体人为不同观点的人群发声。到了Facebook一代，精密的计算机算法，能算出你打开网页的一刹那最想看到什么，把与你浏览过的文章相似的内容源源不断送到你眼前。左派与右派两个阵营，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自己都是“智”，看对方都是“反智”。今年大选导致美国前所未有地分裂，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民间的“反智主义”

具体到美国民间，“反智主义”的内涵也不仅限于党派或是意识形态之争。很多华人家长到了美国的直观感受就是：自己的孩子论成绩是顶呱呱的三好学生，但仅仅因为体育不好，或是对流行文化打不起趋炎附势的兴致，就受到同学排挤，被称为“书呆子”（nerd），像《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一样，成为被同龄人嘲笑的对象。

的确，对体育的热情远远超过学术，是一个挺有美国特色的“反智主义”现象。看看身边，每年都有大量身怀体育特长、即使SAT分数不高也被学校录取的“特招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还专门出钱帮他们请辅导员补课。这是因为，一所大学若在橄榄球联赛的成绩榜上名落孙山，是件顶顶没面子的事情（功夫不负有心人，向来一败涂地的哥大橄榄球队，今年终于在返校日比赛上取得了12年来第一次胜利）。

从数据上来看，2014年的调查显示，从2004到2011年，在美国所有四年制公立大学中，学术开支基本持平或者减少，花在运动赛事上的开支则增加了24.8%。2015年，美国大学橄榄球联赛打破了收视率纪录，甚至比当红美剧《行尸走肉》的收视率还要高。

也许有人要说了，重视运动怎么啦？牛津、剑桥的赛艇比赛，不是也年年闹个大新闻吗？但毕竟人家那是世界知名学府的顶尖学子，并无不务正业之嫌。而与此同时，美国学校重点关照的运动员学生，其学术能力却让人担忧。同一份调查显示，有些人的阅读能力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饶是如此，学校仍对他们优渥相待，只因他们可以“为校争光”。甚至如前文所述，密苏里大学的校长惹不起学校的橄榄球队，以至于引咎辞职。在美国的普罗大众看来，体育上的成就比学术上的成就更加喜闻乐见，这方面的“反智主义”也就见怪不怪了。

作为政治策略的“反智主义”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反智主义者”都是“不智”——也许人家只是“大智若愚”呢？这不是开玩笑，美国历史上的诸多政治家为了塑造一种亲民的形象，明明是精英出身，却不惜把自己往草根形象里捯饬，颇有点地主的儿子冒充贫下中农的意味。这在左右两个阵营中都屡见不鲜。

美国精英第一次吃到“反智主义”的苦头，可以说是在1828年那场总统大选之时。当时平民出身的安德鲁·杰克逊，对决美国时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后者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之子，是典型的“新英格兰贵族”，十几岁时就担任美国出使俄国使团的翻译，哈佛大学文学专业毕业，做过律师、外交官、参议员。而杰克逊则是苦出身，13岁就做军队的信差，后来成为将领，以征战印第安人扬名。亚当斯遇到杰克逊，就像秀才遇到兵，亚当斯指责杰克逊粗俗无礼，杰克逊称亚当斯为腐败的贵族。因为杰克逊鼓吹任职机会平等，美国西部的农民和南方的庄园主都成为杰克逊的拥趸，相信他能打破银行的垄断、又不会触及奴隶制度。最终杰克逊胜出，亚当斯连任失败。

时至今日，还有人将特朗普与杰克逊相比较。尽管富二代特朗普和杰克逊在身份上有天壤之别，但他们都是一副反精英的姿态，让选民感觉这是一个“能和我一起喝上一杯的总统候选人”，由此获得选民的青睐。

也许是受了老前辈杰克逊的熏陶，美国近代以来多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总统，也爱通过“装傻”达到亲民的目的。1964年，当时还在帮助另一位共和党人竞选的里根发表了知名的“抉择的时刻”演说，将自己摆在一个底层美国人的位置，鼓动民众摒弃那些“远在国会山上的精英小集团”。近半个世纪以后，小布什总统也在耶鲁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自比为差生，说：“在座各位拿C的学生别泄气，你们有朝一日也能坐上我这个位子。”

当然，这一套“反智”的政治策略，不光共和党学会了，民主党也有人使得得心应手。比尔·克林顿虽然也是耶鲁法学院毕业，但动不动就把他的阿肯萨斯州小镇出身挂在嘴边。那个小镇虽然穷，名字倒挺吉利，叫“霍普”（Hope），谐音“希望”。克林顿当时就拍了个竞选视频，叫做“来自霍普（希望）的人”，忆苦思甜，令人动容。

1992年克林顿当选，我的一位哥大教授次年受邀参加他在白宫的第一场圣诞晚宴。一般来说，这种晚宴要放上与总统家世有关的纪念品。我教授一走进白宫东翼，就看到一座姜饼屋，象征着克林顿小时候在霍普镇住的破房子。有趣的是，大屋子旁边还有一个姜饼做的小“茅房”——原来当时克林顿家穷得连厕所都没有，寒冬腊月也得披上大衣、出门去用临时厕所。姜饼屋惹来宾客们一阵哄笑，而克林顿成功用阿肯萨斯穷小子的形象洗刷了不受美国人待见的高材生身份。

同样出身民主党的奥巴马，在这方面就略输一筹：他的口才固然使他成为最亲民的总统之一，何况他还有少数族裔这张护身符，但哥大本科毕业、哈佛法学院毕业、并在芝加哥法学院任教12年的经历，还是让他被竞争对手诟病为高高在上的精英。2012年连任选举时，共和党的米特·罗姆尼就嘲笑他“连柠檬水摊子都没摆过”。

希拉里·克林顿这次的败选，也常被拿来与她丈夫当年的成功作比较。同是耶鲁法学院毕业，她的职业政客形象使底层人民觉得她高不可攀，缺少“和我喝一杯”式的魅力。当然，如果真把这种魅力作为决定是否投票的标准，那美国某些选民的“反智”程度，的确是可见一斑了。

（朱冰聪 为FT中文网撰稿，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读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